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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挖出来的东西,才能启迪人、快乐人、激动人、冲击人。这是我的经验体会,一个已看过一百多部传记的人的“阅历”。
至今为止,也只有两个人写的传,给过我良多激励,我不管书名和内容,一律必买必看,那就是茨威格、罗曼?罗兰。
我读过他们的《巴尔扎克传》、《罗曼?罗兰传》、《断头艳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托尔斯泰传》、《回忆录》、《贝多芬传》等。前者是钻进传主心里,细加揣摩,紧紧把握大的时代氛围,突露独特势位之上的人物,表露其全部的心理冲突与奔撞;后者则张扬了一种人格智慧的力量和精神气势,让你欲罢不能。
即便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高建国的《顾准全传》,赵鑫珊写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的传,居里夫人的女儿写她妈妈的传,和一个已记不得姓名的美国人所写的《司汤达传》,这几本曾经最感动过我的文字,传记作者也都是把自己融进去,贴着心在感受传主的灵魂与生命气息的。
《金庸传》里却不见这些东西,多见的是资料分门别类的堆砌。
资料也的确真不少,只要和金庸稍稍相一点关的,哪怕是”幕僚”、“膀臂”,也都值得信手剪贴,挨个介绍,以为资料充分就好整理、好写,与众不同,那一定是个误会。
“好写”不同于“写好”,它缺少了在梳理、剪裁、分析资料之上的,独到而富有深度的看法、见解,即司马迁那种“良史”的笔法,更不要说能走进传主的心灵里去,同感悲欢了。
一部《史记》,穷尽了一个人一生的学养与时间、心力,《金庸传》的作者,却是用一两年时间,而且是“业余”时间,就打发掉的。此间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例如,金庸的爱情、婚姻,在过去那十来本传记里,都少有涉猎,略作叙述。这诚然受传主尚在人世,不便透露与发表意见有关,但既为“传”,既决意为之,就应当敢于挖掘,评头论足,秉直行笔。
如此看来,多数传记是因着传主能传世,而有一定市场的。
我研究最多的几个人物,钱钟书、曹雪芹,包括金庸,单传记每位就读过有五六种之多,把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扫描到了,注意到了各人写法的不一样,许多细节倒大同小异,互相“抄袭”与“复制”,没留下太多的深刻印象。
尤其中国人笔下,往往注意罗列具体的事情;外国人却好提炼,拔上一个高度,站在世界范围的视角上,作平视或俯视,有典型化的细节,很具深度。
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胡志德写的《钱钟书》,和中国人凌宇写的《沈从文传》、孔庆茂写的《钱钟书传》,体例上就很不雷同,发现也大不一样。
这不能苛求作者,都写成名著经典了,就没几个敢于操刀下手了,尤其是那些快枪手。毕竟很少有传主是因作者而得传世的。
有谁还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皇后、一位奥地利公主是谁呢?
是茨威格的《断头艳后》,方使她传了世——只因做着国王的丈夫,缺点子性功能,安托瓦内特不得满足,天真、简单、**,就引致了社会的不满与动荡,一个王朝垮了台,她本人也上了断头台。茨威格是把这个人“立”住了。
这恰恰是众多《金庸传》以及这本《金庸传》的最大缺憾。
过去,我满以为自己对金庸是不乏了解的,读过他所有的小说,也看了他的一些随笔,就写了有关他的两篇文章《金庸透视》、《无知无畏的王朔》,在《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发表,得到好评,收进一些书里。现在回头看,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怎么知底,写时有点“想当然”,倒是敢下结论、敢批评,自己快悦了一把。
如果预先把傅国涌这书里透露的资料全部看过,再来写他,那一定会更加丰满而切实。这恐怕是傅传最“抢眼”的地方。
不过,它好比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只作了后人研究“文革”的一手资料,文中所提倡的“说真话”等等,照林贤治和我的看法(《读懂巴金》),那其实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
喜耶悲耶?
2003年7月12日,北京。
去,挖出来的东西,才能启迪人、快乐人、激动人、冲击人。这是我的经验体会,一个已看过一百多部传记的人的“阅历”。
至今为止,也只有两个人写的传,给过我良多激励,我不管书名和内容,一律必买必看,那就是茨威格、罗曼?罗兰。
我读过他们的《巴尔扎克传》、《罗曼?罗兰传》、《断头艳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托尔斯泰传》、《回忆录》、《贝多芬传》等。前者是钻进传主心里,细加揣摩,紧紧把握大的时代氛围,突露独特势位之上的人物,表露其全部的心理冲突与奔撞;后者则张扬了一种人格智慧的力量和精神气势,让你欲罢不能。
即便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高建国的《顾准全传》,赵鑫珊写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的传,居里夫人的女儿写她妈妈的传,和一个已记不得姓名的美国人所写的《司汤达传》,这几本曾经最感动过我的文字,传记作者也都是把自己融进去,贴着心在感受传主的灵魂与生命气息的。
《金庸传》里却不见这些东西,多见的是资料分门别类的堆砌。
资料也的确真不少,只要和金庸稍稍相一点关的,哪怕是”幕僚”、“膀臂”,也都值得信手剪贴,挨个介绍,以为资料充分就好整理、好写,与众不同,那一定是个误会。
“好写”不同于“写好”,它缺少了在梳理、剪裁、分析资料之上的,独到而富有深度的看法、见解,即司马迁那种“良史”的笔法,更不要说能走进传主的心灵里去,同感悲欢了。
一部《史记》,穷尽了一个人一生的学养与时间、心力,《金庸传》的作者,却是用一两年时间,而且是“业余”时间,就打发掉的。此间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例如,金庸的爱情、婚姻,在过去那十来本传记里,都少有涉猎,略作叙述。这诚然受传主尚在人世,不便透露与发表意见有关,但既为“传”,既决意为之,就应当敢于挖掘,评头论足,秉直行笔。
如此看来,多数传记是因着传主能传世,而有一定市场的。
我研究最多的几个人物,钱钟书、曹雪芹,包括金庸,单传记每位就读过有五六种之多,把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扫描到了,注意到了各人写法的不一样,许多细节倒大同小异,互相“抄袭”与“复制”,没留下太多的深刻印象。
尤其中国人笔下,往往注意罗列具体的事情;外国人却好提炼,拔上一个高度,站在世界范围的视角上,作平视或俯视,有典型化的细节,很具深度。
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胡志德写的《钱钟书》,和中国人凌宇写的《沈从文传》、孔庆茂写的《钱钟书传》,体例上就很不雷同,发现也大不一样。
这不能苛求作者,都写成名著经典了,就没几个敢于操刀下手了,尤其是那些快枪手。毕竟很少有传主是因作者而得传世的。
有谁还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皇后、一位奥地利公主是谁呢?
是茨威格的《断头艳后》,方使她传了世——只因做着国王的丈夫,缺点子性功能,安托瓦内特不得满足,天真、简单、**,就引致了社会的不满与动荡,一个王朝垮了台,她本人也上了断头台。茨威格是把这个人“立”住了。
这恰恰是众多《金庸传》以及这本《金庸传》的最大缺憾。
过去,我满以为自己对金庸是不乏了解的,读过他所有的小说,也看了他的一些随笔,就写了有关他的两篇文章《金庸透视》、《无知无畏的王朔》,在《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发表,得到好评,收进一些书里。现在回头看,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怎么知底,写时有点“想当然”,倒是敢下结论、敢批评,自己快悦了一把。
如果预先把傅国涌这书里透露的资料全部看过,再来写他,那一定会更加丰满而切实。这恐怕是傅传最“抢眼”的地方。
不过,它好比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只作了后人研究“文革”的一手资料,文中所提倡的“说真话”等等,照林贤治和我的看法(《读懂巴金》),那其实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
喜耶悲耶?
2003年7月1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