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www.bxwxx.com,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ài,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ài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morning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摸therfucker,thisfat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ài。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ài,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ài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morning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摸therfucker,thisfat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ài。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