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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想来，事情原来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驶着救护车通街跑，蓝灯不得不闪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爱玉也不得不眉飞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结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后两个星期。死人毕竟跟实习时的橡皮人儿不一样，会有腥膻的气味，喉头格格的最后呼吸声，还有亲人吵耳的哭闹。
伤者在途中已经死亡，同僚在后面说：“不用急，把响号关掉吧，吵死了。”我便慢吞吞的，红灯停车，绿灯前进，像在驾驶学院学车一样。才抵达医院，死尸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经蚁般拥着死者家人：“棺木寿衣殡仪全套。”“我们现在八折。”“我们送寿毡、花圈、私家车接送往火葬场。”“call11183888。”我吃惊了，不禁道：“你们可以放过家人吗？”有一个女子，细细小小，戴着一顶垒球帽，高声反驳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争，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爱玉。
我们恋爱，结婚。她怀孕，挺着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载着伤者在城市奔驰。在郊外买了小屋，屋前种着丧气的芒果树、细小而非常酸的黄皮果树。当夜班，总在黎明时浇花、煮食，恐怖而平静地期待将来——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进来时竟是一个黎明，才5时，吾妻爱玉，正在嚓嚓地踏着衣车，修改寿衣——死者淹死，死后身体竟比生前大了两码，爱玉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装，我在吃极其难吃的酸黄皮，隔邻驶来了一辆黑小货车，静静地下来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头发稀疏的女子，4个瘦小如猫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张桌子，进入邻屋。又静静地从小货车里搬了几张床褥、枕头、杂物。最小的小孩又提着一个大藤笼，笼里有只肥大无比的大白老鼠。
后来见他们一家人在客厅，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响。
我和爱玉不大见到我们的新邻居，有时看过去，只见他们空荡荡的大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可怜兮兮的。青森男人驶着小黑货车上班，瘦小的4个小孩，深夜坐在二楼的露台边看月亮，瘦小女子却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园修理衣柜，有时我下班回来，男子偶然咧着一排闪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间便没有了，黑沉沉的，我总怀疑那不过是个闪亮的梦。
爱玉有轻微流血，进院检查。一夜我在花园里吃面包，空气有隔街玫瑰的香气与宁静。忽然有人敲了门，原来是青森男子。他也是这样咧着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陈路远。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开门请他：“差不多凌晨了。你们都很晚啊。”他笑：“打扰了。”我接道：“进来喝杯咖啡。”他略一犹豫，才道：“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面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陈路远便站在门口等我，抬头看月亮，低下头来，羞羞怯怯地看脚下灿烂的雏菊。我们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讪道：“我叫詹克明。我当救护员。我太太是个殡仪经纪。”陈路远答道：“哦，我是个建筑师。太太没工作。有4个孩子，刚从加拿大回流回来。”才没几步，便到了他家。
他家门口有支染血的大铁枝。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铁枝一眼，便引我进入花园，若无其事。我恃着高他几乎一个头，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无所谓，便随他进去。
门半虚掩，扑面是熟悉的腥膻气睐。他推开了门，门后是一池塘鲜血。
“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死了。”
客厅还亮着灯，电视正在播无声的粤语片，镭射唱机转动，传来了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陈路远侧耳听着，现着光辉宁静的、基督徒一样的神情：“多么美丽的音乐。多么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让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转瞬即逝。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瘦小女子还张着眼，像在看电视，有一种童稚的专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着，脑浆沿额角流下，穿一件家常运动衣，都湿了，染着血，像流了一身汗。
“对不起，吓着了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站在那里，全身冰凉，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运动鞋，脚尖凉凉腻腻。我说：“还是不了。我想我要报警。”
陈路远浅浅地笑起来。“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报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孩子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乱，问：“白老鼠呢？”陈路远道：“不得不如此。”也不知有没有答着我的话，又侧身道：“你听听。巴赫的音乐，来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吗？我在那里听风琴奏巴赫的音乐。在欧洲，事物长久而宁静。回到香港——发觉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经拆掉——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我忙道：“哦，我听kenny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还是十分有礼道：“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便扬手叫我走。
我发狂地奔跑，在门口绊着了铁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脚印，点点开着，如雪中红莲。
“有些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发生了。”
报警的人有点神经错乱，大概吓着了。我刚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职的消息，区指挥官的职位我无望了。他们说，是由于本地化政策。我独自在夜里吸一口烟，跳望维多利亚港的景色——殖民地将永远消失，像我妻维利亚，不得不永远消失。现在她会在尼波里某个草原小屋的火炉之旁吧，天气已经凉了。但香港是没有季节，不容回顾思索的。如今想来，维利亚离开我已经整整6个年头，期间我竟然没有想起过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时31分抵达现场。法医、摄影师还未到达，救护员初步证实5个伤者已经死亡。报警者是邻居，红着眼，军装督察跟他道：“伊云思总督察来了。你仔细跟他说一说。”年轻男子便跟我说：“他只是说，有些事件发生了。他没有说，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他脸容非常忧愁。
疑犯还在厨房里，督察说。警察到达时他正在煮咖啡，现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督察说。没有上手铐，因为他没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静。我一皱眉，便上二楼视察命案现场。
“孩子分别是三、四、六、七岁，二男二女，六岁及七岁女儿在这房间。”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断指，尸体应该是受害后再移至床上。
“3岁及4岁的儿子在这里。我还以为他们在睡觉。”督察推开了另一度房间门。此时摄影师及法医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两个儿子伏在床上，还盖着被，只是墙上一大片鲜血，脑后亦呈星状，骨头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经包好在胶袋里面，还标了笺，上写‘凶器：铁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检查，才下口供。”“yessir。”
我在满室血污的房间站了一站：当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与昏浊。我很渴望可以喝一点威士忌酒。窗外有蓝光，微微闪动。我大叫：“把警号关掉，蠢材！”军装遥遥地应道：“yessir。”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蓝的月光静静隐着杀机。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开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时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日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ài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要杀赵眉的意念总是一闪而过，第一次我们还在阿尔拔亚省加特利城。我们刚到几个月，她怀着小二，我失业，二人成天在大雪纷飞的屋子。赵眉喜欢数钱——把现金提出来，找换成硬币，一只一只的在数：“足够我们过两年4个月零5天。”我看着电视，听着单调的钱币声，赵眉近乎满足的叹息——又一天了。
几时才过完这些日子呢，当时我忽然起了杀她的念头——一闪即过，用刀劈碎她的脑子，肚里流出紫黑的胎儿，再杀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会将我当重要人物看待，我们会上加特利亚城报纸的头版。这个念头竟令我深深地震栗，不禁轻轻发抖。赵眉转过脸来，微紫的脸，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说：“陈路远，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离开香港。但谁知道呢？我们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由火堆跳回油镬，谁知道呢？”我心里一阵揉痛，一言不发，只是抱着她。
我从来不知道加国有这样漫长严酷的冬天，才11月，已经下了雪。赵眉愈来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厨房里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烟三文鱼、意粉、巧克力勿斯、苹果批、果仁曲奇饼干、龙虾汤、鹅肝、烧鸭二人对着一桌子的食物发呆。电视亦川流不息地开着，简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赵眉又养了一只牧羊狗，先喂狗，喂明明，然后才该我。食物吃不完丢进垃圾桶——我的存在不过在牧羊狗、小孩与垃圾桶之间。漫天风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园子里只有荒凉的几株枫树，索索地摇动。雪亮如白衣，月色明丽。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双腿麻得抬不起来——离开这食物丰盛的监狱。我们以为追求自由，来到了加国，但毕竟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基本法不知颁布了没有。他们在那里草拟监狱条例呢。逃离它，来到另一座监狱。
我在冰凉柔软的雪中栖息。我累了。
在一个暗紫的梦里面，我听到赵眉子宫里的轻微哭泣与呼吸。
醒来在雪白的医院里。护士和气地道：“陈先生。”赵眉的紫脸，大大的，像一朵肮脏丧气的花，在远远地看着我。
“不应该将孩子生下来，打掉他。”
赵眉哭了。
孩子生下来我们便搬到多伦多，那里挤迫而空气污浊。人们又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们买了一幢高层公寓房子，换了一辆日本车，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建筑师当文员。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气，经理总是十分有礼，叫：“陈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这叠发票？”日子安静而缓慢。下午5时零5分，他们都走清光，我有时在寂寞的办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黄昏。站着站着，会看到赵眉紫色的脸，及两个瘦小的婴儿，像紫色樱桃。我想狠狠地压碎它，溅了一雪地紫红的汁。
小二特别爱哭，叫起来惹动了明明，两个婴儿轮流哭整个晚上。赵眉和我，严重睡眠不足，她开始掉了一地的头发，连眼睫毛也秃了。我开车双手总是发颤，在办公室里老觉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着我，还有一种得意的看热闹神情。仔细一看，又没有了，脑里只是有无尽的婴儿哭声，在深夜的灵魂尽处。
赵眉让婴儿吵得无法入睡，便在厨房弄吃的。凌晨5时，我们夫妇对着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着眼前那只吱吱的白老鼠，赫然惊觉老鼠已经成千上万地繁殖，爬满了厨房、睡房、阁楼，甚至在我的驾驶座上。我蹦地跳起，冲入婴儿房，紧紧抱着明明、小二，怕他们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转身来，见赵眉单单薄薄地赤足站在房门口，睡袍绉而陈旧，凄凄凉凉的双手交缠在胸口，道：“陈路远，让我们回香港吧。”
我们结果搬到了三藩市，在湾区找到了旧房子，我开一辆吵得不可理喻的旧福特，我又在一间建筑师楼找到一份绘图员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欢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经累极，而且开始习惯，转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来，感到有蓝光，原来是三藩市盛夏的无声闪电。屋子里异常的黑暗与静寂。不大听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样又惊又喜，在陌生的美丽静默国度漫游。赵眉在我这个静默国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阵一阵的无声闪电里，无声地笑了。
我多么渴望赵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却摸索起来，开了灯，到婴儿房找孩子和赵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却空空洞洞，留了浅浅的睡痕。我的心扑扑地跳动。
终于在厨房找到赵眉。她冲我，微微地笑了，在喝一杯香浓的巧克力——我已经多时没见过她的笑容。明明却坐在地上，靠着煤气炉，满脸紫蓝，嘴里塞了一条香蕉。赵眉道：“她不会再哭了。”我大吃一惊，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电召救护车。明明还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脸，一时急痛攻心，差点流了泪。赵眉只是静静喝着巧克力，有天真安乐的神情。我站在这么一个蓝光闪动的公寓厨房，空气弥漫巧克力香气，身旁有勤劳的妻，天使女儿，而我又是个幸而能逃离香港的中产阶级——救护员快要到来。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讽刺，再一次，对着赵眉，失神地笑了起来。
小孩很快复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医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给了托儿护士，蚕蚀我们有限的积蓄。
情况再次地稳定下来。只是夜来我会做杀死赵眉的梦，醒来一身冷汗，紧紧地拥着她，叫她“宝贝”说爱她，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ài。
赵眉又将明明和小二接回家来，好省点钱。她又干回她的本行，周未做替工看护。我做着极其无聊的绘图工作，老像一个永不升级的一年级建筑学生。明明自从咽了香蕉后，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忧愁，眨着大眼睛。一次我们在明明用的小厕盆发现了血。她只是咬着唇，不哭泣也不动容。一看她，下体发炎得又红又肿。我忽然知道，我们只因为自己的轻弱，毁了她。
平静而提心吊胆的，总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似的，我们还是在三藩市安顿下来，入了冬。
秋冬之间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晚来早黑，家里没亮灯。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间摇木马。小二在婴儿床睡得正甜。赵眉不在。
我独自在客厅喝一罐啤酒，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醒来天也全黑。赵眉仍然没有声息。车子还在，她没有开车。打开衣柜，看出她没有穿大衣。我隐约嗅到不幸的腥膻气息，梦也似的，浮现了她坐在沙发前看电视，额角缓缓地流着脑浆的形象来。明明伏在书桌上，后脑开了血的星花——我发狂地抱起明明，摇她：“妈妈呢？妈妈呢？”她只是一味地摇头。
赵眉是否真的离开我远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亲着明明——多么像赵眉。明明吓惊了，只是别过脸去。
我在寂静的林荫大道叫赵眉的名字。邻居亮了灯，探头出来，关上窗。
在街头韩国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开车回家。他停下来，道：“我见到你太太。在小公园，独自坐着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枫树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脸孔微焦而紫白，没穿大衣，只围了一条紫红大围巾。我静静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挣，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良久，赵眉方说。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与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没时间想。”
忽然有流星。
“你记得港大化学大楼外的草坪？那时我们总在那里想，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的家庭，点着灯，像星星。”
“唔。”
我记得的赵眉，头上总戴一顶秀气的学护帽，时常默念护士的座右铭：“温柔、爱、关怀。”
“我时常渴望有长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来很简单。”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楼如人类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为我的建筑是巴比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赵眉轻轻地靠着我的肩。年来搬了三次家，生了两个孩子，她已经非常瘦弱而松浮，身体像一个泄气皮球。
“我们回香港去，好不好？”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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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想来，事情原来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驶着救护车通街跑，蓝灯不得不闪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爱玉也不得不眉飞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结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后两个星期。死人毕竟跟实习时的橡皮人儿不一样，会有腥膻的气味，喉头格格的最后呼吸声，还有亲人吵耳的哭闹。
伤者在途中已经死亡，同僚在后面说：“不用急，把响号关掉吧，吵死了。”我便慢吞吞的，红灯停车，绿灯前进，像在驾驶学院学车一样。才抵达医院，死尸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经蚁般拥着死者家人：“棺木寿衣殡仪全套。”“我们现在八折。”“我们送寿毡、花圈、私家车接送往火葬场。”“call11183888。”我吃惊了，不禁道：“你们可以放过家人吗？”有一个女子，细细小小，戴着一顶垒球帽，高声反驳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争，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爱玉。
我们恋爱，结婚。她怀孕，挺着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载着伤者在城市奔驰。在郊外买了小屋，屋前种着丧气的芒果树、细小而非常酸的黄皮果树。当夜班，总在黎明时浇花、煮食，恐怖而平静地期待将来——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进来时竟是一个黎明，才5时，吾妻爱玉，正在嚓嚓地踏着衣车，修改寿衣——死者淹死，死后身体竟比生前大了两码，爱玉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装，我在吃极其难吃的酸黄皮，隔邻驶来了一辆黑小货车，静静地下来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头发稀疏的女子，4个瘦小如猫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张桌子，进入邻屋。又静静地从小货车里搬了几张床褥、枕头、杂物。最小的小孩又提着一个大藤笼，笼里有只肥大无比的大白老鼠。
后来见他们一家人在客厅，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响。
我和爱玉不大见到我们的新邻居，有时看过去，只见他们空荡荡的大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可怜兮兮的。青森男人驶着小黑货车上班，瘦小的4个小孩，深夜坐在二楼的露台边看月亮，瘦小女子却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园修理衣柜，有时我下班回来，男子偶然咧着一排闪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间便没有了，黑沉沉的，我总怀疑那不过是个闪亮的梦。
爱玉有轻微流血，进院检查。一夜我在花园里吃面包，空气有隔街玫瑰的香气与宁静。忽然有人敲了门，原来是青森男子。他也是这样咧着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陈路远。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开门请他：“差不多凌晨了。你们都很晚啊。”他笑：“打扰了。”我接道：“进来喝杯咖啡。”他略一犹豫，才道：“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面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陈路远便站在门口等我，抬头看月亮，低下头来，羞羞怯怯地看脚下灿烂的雏菊。我们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讪道：“我叫詹克明。我当救护员。我太太是个殡仪经纪。”陈路远答道：“哦，我是个建筑师。太太没工作。有4个孩子，刚从加拿大回流回来。”才没几步，便到了他家。
他家门口有支染血的大铁枝。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铁枝一眼，便引我进入花园，若无其事。我恃着高他几乎一个头，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无所谓，便随他进去。
门半虚掩，扑面是熟悉的腥膻气睐。他推开了门，门后是一池塘鲜血。
“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死了。”
客厅还亮着灯，电视正在播无声的粤语片，镭射唱机转动，传来了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陈路远侧耳听着，现着光辉宁静的、基督徒一样的神情：“多么美丽的音乐。多么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让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转瞬即逝。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瘦小女子还张着眼，像在看电视，有一种童稚的专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着，脑浆沿额角流下，穿一件家常运动衣，都湿了，染着血，像流了一身汗。
“对不起，吓着了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站在那里，全身冰凉，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运动鞋，脚尖凉凉腻腻。我说：“还是不了。我想我要报警。”
陈路远浅浅地笑起来。“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报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孩子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乱，问：“白老鼠呢？”陈路远道：“不得不如此。”也不知有没有答着我的话，又侧身道：“你听听。巴赫的音乐，来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吗？我在那里听风琴奏巴赫的音乐。在欧洲，事物长久而宁静。回到香港——发觉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经拆掉——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我忙道：“哦，我听kenny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还是十分有礼道：“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便扬手叫我走。
我发狂地奔跑，在门口绊着了铁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脚印，点点开着，如雪中红莲。
“有些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发生了。”
报警的人有点神经错乱，大概吓着了。我刚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职的消息，区指挥官的职位我无望了。他们说，是由于本地化政策。我独自在夜里吸一口烟，跳望维多利亚港的景色——殖民地将永远消失，像我妻维利亚，不得不永远消失。现在她会在尼波里某个草原小屋的火炉之旁吧，天气已经凉了。但香港是没有季节，不容回顾思索的。如今想来，维利亚离开我已经整整6个年头，期间我竟然没有想起过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时31分抵达现场。法医、摄影师还未到达，救护员初步证实5个伤者已经死亡。报警者是邻居，红着眼，军装督察跟他道：“伊云思总督察来了。你仔细跟他说一说。”年轻男子便跟我说：“他只是说，有些事件发生了。他没有说，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他脸容非常忧愁。
疑犯还在厨房里，督察说。警察到达时他正在煮咖啡，现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督察说。没有上手铐，因为他没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静。我一皱眉，便上二楼视察命案现场。
“孩子分别是三、四、六、七岁，二男二女，六岁及七岁女儿在这房间。”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断指，尸体应该是受害后再移至床上。
“3岁及4岁的儿子在这里。我还以为他们在睡觉。”督察推开了另一度房间门。此时摄影师及法医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两个儿子伏在床上，还盖着被，只是墙上一大片鲜血，脑后亦呈星状，骨头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经包好在胶袋里面，还标了笺，上写‘凶器：铁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检查，才下口供。”“yessir。”
我在满室血污的房间站了一站：当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与昏浊。我很渴望可以喝一点威士忌酒。窗外有蓝光，微微闪动。我大叫：“把警号关掉，蠢材！”军装遥遥地应道：“yessir。”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蓝的月光静静隐着杀机。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开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时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日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ài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要杀赵眉的意念总是一闪而过，第一次我们还在阿尔拔亚省加特利城。我们刚到几个月，她怀着小二，我失业，二人成天在大雪纷飞的屋子。赵眉喜欢数钱——把现金提出来，找换成硬币，一只一只的在数：“足够我们过两年4个月零5天。”我看着电视，听着单调的钱币声，赵眉近乎满足的叹息——又一天了。
几时才过完这些日子呢，当时我忽然起了杀她的念头——一闪即过，用刀劈碎她的脑子，肚里流出紫黑的胎儿，再杀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会将我当重要人物看待，我们会上加特利亚城报纸的头版。这个念头竟令我深深地震栗，不禁轻轻发抖。赵眉转过脸来，微紫的脸，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说：“陈路远，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离开香港。但谁知道呢？我们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由火堆跳回油镬，谁知道呢？”我心里一阵揉痛，一言不发，只是抱着她。
我从来不知道加国有这样漫长严酷的冬天，才11月，已经下了雪。赵眉愈来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厨房里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烟三文鱼、意粉、巧克力勿斯、苹果批、果仁曲奇饼干、龙虾汤、鹅肝、烧鸭二人对着一桌子的食物发呆。电视亦川流不息地开着，简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赵眉又养了一只牧羊狗，先喂狗，喂明明，然后才该我。食物吃不完丢进垃圾桶——我的存在不过在牧羊狗、小孩与垃圾桶之间。漫天风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园子里只有荒凉的几株枫树，索索地摇动。雪亮如白衣，月色明丽。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双腿麻得抬不起来——离开这食物丰盛的监狱。我们以为追求自由，来到了加国，但毕竟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基本法不知颁布了没有。他们在那里草拟监狱条例呢。逃离它，来到另一座监狱。
我在冰凉柔软的雪中栖息。我累了。
在一个暗紫的梦里面，我听到赵眉子宫里的轻微哭泣与呼吸。
醒来在雪白的医院里。护士和气地道：“陈先生。”赵眉的紫脸，大大的，像一朵肮脏丧气的花，在远远地看着我。
“不应该将孩子生下来，打掉他。”
赵眉哭了。
孩子生下来我们便搬到多伦多，那里挤迫而空气污浊。人们又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们买了一幢高层公寓房子，换了一辆日本车，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建筑师当文员。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气，经理总是十分有礼，叫：“陈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这叠发票？”日子安静而缓慢。下午5时零5分，他们都走清光，我有时在寂寞的办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黄昏。站着站着，会看到赵眉紫色的脸，及两个瘦小的婴儿，像紫色樱桃。我想狠狠地压碎它，溅了一雪地紫红的汁。
小二特别爱哭，叫起来惹动了明明，两个婴儿轮流哭整个晚上。赵眉和我，严重睡眠不足，她开始掉了一地的头发，连眼睫毛也秃了。我开车双手总是发颤，在办公室里老觉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着我，还有一种得意的看热闹神情。仔细一看，又没有了，脑里只是有无尽的婴儿哭声，在深夜的灵魂尽处。
赵眉让婴儿吵得无法入睡，便在厨房弄吃的。凌晨5时，我们夫妇对着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着眼前那只吱吱的白老鼠，赫然惊觉老鼠已经成千上万地繁殖，爬满了厨房、睡房、阁楼，甚至在我的驾驶座上。我蹦地跳起，冲入婴儿房，紧紧抱着明明、小二，怕他们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转身来，见赵眉单单薄薄地赤足站在房门口，睡袍绉而陈旧，凄凄凉凉的双手交缠在胸口，道：“陈路远，让我们回香港吧。”
我们结果搬到了三藩市，在湾区找到了旧房子，我开一辆吵得不可理喻的旧福特，我又在一间建筑师楼找到一份绘图员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欢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经累极，而且开始习惯，转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来，感到有蓝光，原来是三藩市盛夏的无声闪电。屋子里异常的黑暗与静寂。不大听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样又惊又喜，在陌生的美丽静默国度漫游。赵眉在我这个静默国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阵一阵的无声闪电里，无声地笑了。
我多么渴望赵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却摸索起来，开了灯，到婴儿房找孩子和赵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却空空洞洞，留了浅浅的睡痕。我的心扑扑地跳动。
终于在厨房找到赵眉。她冲我，微微地笑了，在喝一杯香浓的巧克力——我已经多时没见过她的笑容。明明却坐在地上，靠着煤气炉，满脸紫蓝，嘴里塞了一条香蕉。赵眉道：“她不会再哭了。”我大吃一惊，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电召救护车。明明还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脸，一时急痛攻心，差点流了泪。赵眉只是静静喝着巧克力，有天真安乐的神情。我站在这么一个蓝光闪动的公寓厨房，空气弥漫巧克力香气，身旁有勤劳的妻，天使女儿，而我又是个幸而能逃离香港的中产阶级——救护员快要到来。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讽刺，再一次，对着赵眉，失神地笑了起来。
小孩很快复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医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给了托儿护士，蚕蚀我们有限的积蓄。
情况再次地稳定下来。只是夜来我会做杀死赵眉的梦，醒来一身冷汗，紧紧地拥着她，叫她“宝贝”说爱她，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ài。
赵眉又将明明和小二接回家来，好省点钱。她又干回她的本行，周未做替工看护。我做着极其无聊的绘图工作，老像一个永不升级的一年级建筑学生。明明自从咽了香蕉后，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忧愁，眨着大眼睛。一次我们在明明用的小厕盆发现了血。她只是咬着唇，不哭泣也不动容。一看她，下体发炎得又红又肿。我忽然知道，我们只因为自己的轻弱，毁了她。
平静而提心吊胆的，总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似的，我们还是在三藩市安顿下来，入了冬。
秋冬之间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晚来早黑，家里没亮灯。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间摇木马。小二在婴儿床睡得正甜。赵眉不在。
我独自在客厅喝一罐啤酒，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醒来天也全黑。赵眉仍然没有声息。车子还在，她没有开车。打开衣柜，看出她没有穿大衣。我隐约嗅到不幸的腥膻气息，梦也似的，浮现了她坐在沙发前看电视，额角缓缓地流着脑浆的形象来。明明伏在书桌上，后脑开了血的星花——我发狂地抱起明明，摇她：“妈妈呢？妈妈呢？”她只是一味地摇头。
赵眉是否真的离开我远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亲着明明——多么像赵眉。明明吓惊了，只是别过脸去。
我在寂静的林荫大道叫赵眉的名字。邻居亮了灯，探头出来，关上窗。
在街头韩国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开车回家。他停下来，道：“我见到你太太。在小公园，独自坐着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枫树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脸孔微焦而紫白，没穿大衣，只围了一条紫红大围巾。我静静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挣，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良久，赵眉方说。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与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没时间想。”
忽然有流星。
“你记得港大化学大楼外的草坪？那时我们总在那里想，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的家庭，点着灯，像星星。”
“唔。”
我记得的赵眉，头上总戴一顶秀气的学护帽，时常默念护士的座右铭：“温柔、爱、关怀。”
“我时常渴望有长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来很简单。”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楼如人类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为我的建筑是巴比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赵眉轻轻地靠着我的肩。年来搬了三次家，生了两个孩子，她已经非常瘦弱而松浮，身体像一个泄气皮球。
“我们回香港去，好不好？”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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