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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保，或将铤而走险——且开城放他进来吧。”
杨虎入城后，就责问陶瞻等人，为何隐秘周访去世的消息。陶道真道：“为恐将士哀恸，影响军心，不能全力御敌之故——绝非疑忌杨君。”杨虎垂泪道：“周公不以降人目我，待我甚厚，我又岂能伤害其子嗣啊？”乃自请率两营兵出镇西乡，以防荆州军趁丧再来——也避免跟陶、周等人起冲突。
再说周访的死讯报至洛阳，裴该也颇感哀恸——虽说他跟周访缘悭一面，从没有当面打过交道——乃使秘书拟诏，下于枢密，加两级追赠周士达为元帅、大将军，复允其子周抚承袭南郑县公之爵。
荀闿趁机提出建议，可自中朝命吏，接掌梁州刺史与梁、益都督之职，复遣一军前往，正式收编汉中军。裴诜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说：“若无外敌，此事可为，既然巴氐尚觊觎在侧，荆州王廙又有犯境之举，则于汉中军，仍当沿其旧规，镇之以静为好。”提议认可周访的遗奏，准陶瞻接他的位子。
裴嶷道：“陶道真可为梁州刺史，而以汉中太守任付于周道和（周抚）。然陶公昔日亦云，道真非将才，甚至戏谑间将其与赵括相比，说将门而出犬子。则今汉中西有巴贼，东有晋寇，恐怕陶道真不能守——都督之任，朝廷当别授节，命将接掌。”
裴该就问：“周道和如何？”裴嶷道：“年纪太轻，且无远名……”
陶瞻是陶侃次子，但已经年近四十了；周抚为周访长子，却才二十岁出头。根据风评，周抚刚毅而有父风，但其统军作战的才能却远不及乃父，而且一直在老爹阴影里活着，就算有些天赋，也还没能表现出来。
裴该闻言乃笑笑说：“朕亦年轻，初北伐时，也无甚远名啊。且周士达当世奇才，子不若父，也属寻常。”于是定策，仍以陶瞻为梁州刺史、梁益都督，但别任汉中太守，而命周抚以少将、旅帅的身份，加任都督府司马，实际掌握兵权。
因为裴该是了解周抚在原本历史上的事迹的。周访死后，他曾一度依附王敦，王敦作乱时从逆，败后逃亡，遇赦还出，仍遭禁锢；两年后在王导的援引下得以重新入仕，却又为后赵将郭敬所欺，被迫放弃襄阳而逃，遭到免官。
这二起二落，使得周道和的名声很糟糕，好在他年过四旬后，终于得着机会重新证明自己——先随桓温西征伐灭成汉，继而主导平定隗文、范贲、萧敬文等人的叛乱。其于平蜀前即任巴东监军、益州刺史，此后长留蜀中，至其去世，号称镇蜀三十年，功勋卓著。
所以说，周抚还是知兵且能任事的，虽然跟他老爹没法比——但你能奢望再出一个周访吗？相比之下，陶瞻于史则记载寥寥，那么既然陶侃说我那儿子文事尚可，武备不行，估计是真不成吧。
关键是正如裴诜所言，汉中如今两面受敌，杨虎又可能蠢蠢欲动，倘若朝廷着急忙慌地换人，甚至于想趁机收编周家军，反倒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内部矛盾。故而裴该只打算塞一个汉中太守过去，纯文职，协理庶务而已，刺史、都督之任，都暂且交给陶瞻，但让周抚负主要的军事方面的责任。
此外自长安调派一营兵力西下，屯于太白山，以便随时可以经褒斜谷增援汉中。
随即裴该复召聚旧将，商量怎么处置高乐的问题。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虽然诸将皆不值高乐，但除了甄随直截了当地说“那等鸟人，留他何用，自当斩首”外，其他人却都请求饶过高乐的性命。
好比陆衍就说：“军败而逃，致使周公不能定蜀，确乎当正军法。然闻高将军所领不过两千疑兵，则一时疏失，遭受巴贼的突袭而败，情有可原。还望陛下高抬贵手，念其昔日的功劳……哪怕是苦劳，赦其死罪为好啊。”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没有吃一次败仗就定要斩杀军将的道理；至于高乐，并无违反军中死律，杀不杀他都在两可。裴该之所以征询于诸将，就是怕骤斩高乐，或将使其旧日同袍生怨，又未必能够宣示军法的严明。
于是下诏将高乐褫夺职、爵，甚至于开除军籍，罢为庶民，赶他回老家去……好吧，他已然迁籍关中了，就让他返乡种地去吧。终究为将多年，多少也有点儿积蓄，乃可以富家翁而终老此生。
诏下枢密，王贡闻讯，主动前去拜访郭默，提醒说：“高乐不可留！”
随即解释：“陛下顾念旧情，不忍加诛；而诸将唯恐鸟尽弓藏，今日之高乐，或将为彼等异日之榜样，是以皆请全其性命。然而高乐虽无能，终究爵为亭侯、职至四品，且昔日领武林营，军中多其故旧；倘若罢职后心生怨怼，复有不逞之徒挟之造乱，非国家之福也……”
王贡的意思，武将不同文吏，做到这种高位的，要么你一直留在体制内，要么年老退休，要么——还是请你去死吧，否则放而不理太过凶险了。
郭默也认为王贡所言有理，但是问他：“既然如此，子赐何不上奏天子？”王贡笑道：“为人臣者，自当为主君分谤。天子顾虑诸将，岂肯明诏杀之？而若私下诏命，又非人君所当为。我因此提醒枢副，可命人前往宣旨，讽高乐自裁，即可不伤天子的圣明，而断绝作乱的根苗。”
于是郭默便遣人往长安传旨，暗示使者，要其劝说高乐自尽。使者会意，便即驰往长安，释高乐于囹圄之中，宣读诏命，完了说：“汝本当死罪，天子顾念旧情，不忍加诛。然而曩昔淮上‘风林火山’四营，即便副督皆为国家重将，唯将汝闲置于汉中，本乃天子刻意保全之意也。汝却强请从周公征巴氐，于剑阁一朝弃军而逃，难道就不羞愧吗？尚有何颜面苟活于世间？
“何如自作裁断，天子闻而必悯，将大抚恤汝妻子，汝之令名，尚可保全一二，岂不是好？既曾为将，又何必惧死，使终生担负羞名啊？”
反复提醒、劝说、怂恿，奈何高乐只是不肯死，打算收拾行李真回家种地去——能保住命就够了，我还要脸干嘛？使者担心回去不好向郭枢副交代，干脆将心一横，使从人挟持高乐入于后室，过不多时即报，说罪人羞愧之下，已然悬梁自尽了……
自保，或将铤而走险——且开城放他进来吧。”
杨虎入城后，就责问陶瞻等人，为何隐秘周访去世的消息。陶道真道：“为恐将士哀恸，影响军心，不能全力御敌之故——绝非疑忌杨君。”杨虎垂泪道：“周公不以降人目我，待我甚厚，我又岂能伤害其子嗣啊？”乃自请率两营兵出镇西乡，以防荆州军趁丧再来——也避免跟陶、周等人起冲突。
再说周访的死讯报至洛阳，裴该也颇感哀恸——虽说他跟周访缘悭一面，从没有当面打过交道——乃使秘书拟诏，下于枢密，加两级追赠周士达为元帅、大将军，复允其子周抚承袭南郑县公之爵。
荀闿趁机提出建议，可自中朝命吏，接掌梁州刺史与梁、益都督之职，复遣一军前往，正式收编汉中军。裴诜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说：“若无外敌，此事可为，既然巴氐尚觊觎在侧，荆州王廙又有犯境之举，则于汉中军，仍当沿其旧规，镇之以静为好。”提议认可周访的遗奏，准陶瞻接他的位子。
裴嶷道：“陶道真可为梁州刺史，而以汉中太守任付于周道和（周抚）。然陶公昔日亦云，道真非将才，甚至戏谑间将其与赵括相比，说将门而出犬子。则今汉中西有巴贼，东有晋寇，恐怕陶道真不能守——都督之任，朝廷当别授节，命将接掌。”
裴该就问：“周道和如何？”裴嶷道：“年纪太轻，且无远名……”
陶瞻是陶侃次子，但已经年近四十了；周抚为周访长子，却才二十岁出头。根据风评，周抚刚毅而有父风，但其统军作战的才能却远不及乃父，而且一直在老爹阴影里活着，就算有些天赋，也还没能表现出来。
裴该闻言乃笑笑说：“朕亦年轻，初北伐时，也无甚远名啊。且周士达当世奇才，子不若父，也属寻常。”于是定策，仍以陶瞻为梁州刺史、梁益都督，但别任汉中太守，而命周抚以少将、旅帅的身份，加任都督府司马，实际掌握兵权。
因为裴该是了解周抚在原本历史上的事迹的。周访死后，他曾一度依附王敦，王敦作乱时从逆，败后逃亡，遇赦还出，仍遭禁锢；两年后在王导的援引下得以重新入仕，却又为后赵将郭敬所欺，被迫放弃襄阳而逃，遭到免官。
这二起二落，使得周道和的名声很糟糕，好在他年过四旬后，终于得着机会重新证明自己——先随桓温西征伐灭成汉，继而主导平定隗文、范贲、萧敬文等人的叛乱。其于平蜀前即任巴东监军、益州刺史，此后长留蜀中，至其去世，号称镇蜀三十年，功勋卓著。
所以说，周抚还是知兵且能任事的，虽然跟他老爹没法比——但你能奢望再出一个周访吗？相比之下，陶瞻于史则记载寥寥，那么既然陶侃说我那儿子文事尚可，武备不行，估计是真不成吧。
关键是正如裴诜所言，汉中如今两面受敌，杨虎又可能蠢蠢欲动，倘若朝廷着急忙慌地换人，甚至于想趁机收编周家军，反倒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内部矛盾。故而裴该只打算塞一个汉中太守过去，纯文职，协理庶务而已，刺史、都督之任，都暂且交给陶瞻，但让周抚负主要的军事方面的责任。
此外自长安调派一营兵力西下，屯于太白山，以便随时可以经褒斜谷增援汉中。
随即裴该复召聚旧将，商量怎么处置高乐的问题。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虽然诸将皆不值高乐，但除了甄随直截了当地说“那等鸟人，留他何用，自当斩首”外，其他人却都请求饶过高乐的性命。
好比陆衍就说：“军败而逃，致使周公不能定蜀，确乎当正军法。然闻高将军所领不过两千疑兵，则一时疏失，遭受巴贼的突袭而败，情有可原。还望陛下高抬贵手，念其昔日的功劳……哪怕是苦劳，赦其死罪为好啊。”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没有吃一次败仗就定要斩杀军将的道理；至于高乐，并无违反军中死律，杀不杀他都在两可。裴该之所以征询于诸将，就是怕骤斩高乐，或将使其旧日同袍生怨，又未必能够宣示军法的严明。
于是下诏将高乐褫夺职、爵，甚至于开除军籍，罢为庶民，赶他回老家去……好吧，他已然迁籍关中了，就让他返乡种地去吧。终究为将多年，多少也有点儿积蓄，乃可以富家翁而终老此生。
诏下枢密，王贡闻讯，主动前去拜访郭默，提醒说：“高乐不可留！”
随即解释：“陛下顾念旧情，不忍加诛；而诸将唯恐鸟尽弓藏，今日之高乐，或将为彼等异日之榜样，是以皆请全其性命。然而高乐虽无能，终究爵为亭侯、职至四品，且昔日领武林营，军中多其故旧；倘若罢职后心生怨怼，复有不逞之徒挟之造乱，非国家之福也……”
王贡的意思，武将不同文吏，做到这种高位的，要么你一直留在体制内，要么年老退休，要么——还是请你去死吧，否则放而不理太过凶险了。
郭默也认为王贡所言有理，但是问他：“既然如此，子赐何不上奏天子？”王贡笑道：“为人臣者，自当为主君分谤。天子顾虑诸将，岂肯明诏杀之？而若私下诏命，又非人君所当为。我因此提醒枢副，可命人前往宣旨，讽高乐自裁，即可不伤天子的圣明，而断绝作乱的根苗。”
于是郭默便遣人往长安传旨，暗示使者，要其劝说高乐自尽。使者会意，便即驰往长安，释高乐于囹圄之中，宣读诏命，完了说：“汝本当死罪，天子顾念旧情，不忍加诛。然而曩昔淮上‘风林火山’四营，即便副督皆为国家重将，唯将汝闲置于汉中，本乃天子刻意保全之意也。汝却强请从周公征巴氐，于剑阁一朝弃军而逃，难道就不羞愧吗？尚有何颜面苟活于世间？
“何如自作裁断，天子闻而必悯，将大抚恤汝妻子，汝之令名，尚可保全一二，岂不是好？既曾为将，又何必惧死，使终生担负羞名啊？”
反复提醒、劝说、怂恿，奈何高乐只是不肯死，打算收拾行李真回家种地去——能保住命就够了，我还要脸干嘛？使者担心回去不好向郭枢副交代，干脆将心一横，使从人挟持高乐入于后室，过不多时即报，说罪人羞愧之下，已然悬梁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