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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谈中华天子册封各部、治理天下时都做了哪些事，以什么为依据？都要统一祭祀、颁布历法、实行礼法，并制定各部公认的盟约。制定盟约的过程本就是中华礼法的一部分，如此也被视为推行教化，可是教化的形式与内容何来？
所谓礼法，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礼仪和法律的概念，但它同样是一种行事的规则，违反这个规则就会受到指责或处罚。对什么样的行为施以什么样的处罚或评价，也属于这种规则体系。人类社会文明的诞生源于此，没有这种规则体系就不可能形成社会文明体系。
走出蛮荒蒙昧，人之所以为人，源头在此，这也是个广义的开启灵智的过程。规则的作用绝不仅是约束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保证一种秩序，使文明社会体系能够更好地存在与发展下去。
规则须符合这种内在的无形规律，圣人亦称之为道，此道为人道，否则它迟早也会被推翻与改变，而另一方面，规则的崩溃也意味着秩序的崩溃。它的出现是广义上的灵智开启后，世人的自觉过程，犹如从混沌走向清明。
上古无书，先民结绳记事，太昊创八卦之符，可用于计数、喻事、问卜。所谓问卜，最早其实是应前事之验、为后事之鉴。那么礼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历代人所自觉的行为以及社会规范总结，在太昊开创中华时，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而朴素的体系。
后世天子，不论是青帝、炎帝还黄帝世系，一直到帝尧时代，大体都遵循一种朴素的原则。比如出了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应召集各部君首共商，处理的依据往往来自于古代贤君被共同认可的处置经验。
比如在轩辕为天子时，曾出了什么事情、轩辕是怎么处置的，到了颛顼为天子时又出了类似的事情，那么就遵循同样的处置原则，或者以之为参考，根据实情稍加变化。那么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呢？那就由颛顼帝与各部君首共同商讨出一种处置方法，这种处置方法又成了后世所参照的原则。
颛顼帝处理了这样的事情，到了后世帝尧为天子时又碰到了，就可参见颛顼帝的处置方法。而这种参照是否恰当，需要帝尧与各部君首共商。依前人之判例而断，在朝之君首共决，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套礼法体系。
很多很多年后的后世，世间有一种“判据法”体系与“陪审团”制度，依稀与之类似。这其中的差别或许很大，背景亦天差地别，但世事总有似曾相识之处。
礼法本身也是一种传承积累，无书无典之时，或口口相传，或神念心印相传。神念心印是不可能推广的，口口相传难免有讹误，甚至也不可能记述得完备真切。到了帝尧的时代，这种方式已经很难适应需要了，其弊端越来越明显。
仓颉造字为文，弃天子位后被尊为史皇氏，因为他还做了一件事，便是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上古以来所能搜集到各种史料，并将这些史料传给了皋陶。
皋陶便以文作书，为中华编九典。他整理、修订自古以来的礼法规则，考“太昊之规”、“神农之衡”、“轩辕之绳”、“少昊之矩”、“颛顼之权”，根据天下所需，制定了正式、明确的礼法体系。须知皋陶作书与后世人写书，完全是不一样的，过程艰辛无比。
后世皆谓皋陶作《狱典》、定《五刑》。实际上皋陶所作远不止如此，他制定的是一整套社会运行规则以及完备的文明秩序体系，最为后人熟知的是“以五刑弼五教”。
所谓《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几千年后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家族伦理的道德规范，但人之所以能进化到人类社会，这些恰是根本。经历多少代人的思考和发现之后，皋陶做出了明确的成文总结，并将它制定为社会行为规范。
所谓《五刑》不是仅指墨、劓、腓、宫、大辟这五种刑罚，真正的五刑指的是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这五种制度。甲兵是讨敌之制，斧钺是治军之法，刀锯是罚罪之刑，钻笮是刺罪之识，鞭扑是训诫之惩。
这已经上升为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的行为准则，而人类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刑令以道德规范为基准，这便是“以五刑弼五教”的含义。
皋陶又作《九德》之典，所谓九德指的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是对天子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道德要求，比如说“天子应有九德”，使天子考察臣民以及臣民评价天子的品行时，有了明确的标准。
虽然对品行的评判标准自古有之，但皋陶做了明确的总结。天子便一定九德兼备吗？当然不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天子都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但是有了评判标准，臣民以及后人也知天子失政、失德在何处。
《五刑》、《五教》、《九德》之外，皋陶又作《五礼》，分别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涵盖了从祭祀、结盟到饮食、男女等各种成文礼仪规范。
天子如何治天下？当时是一个部族社会，地方的治理是建立在宗族体系之上的，皋陶又作《五服》与《九族》之典。五服指的是天子所代表的中央与各部君首所代表的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九族确定了部族内部血缘关系以及利益、责任的划分。
皋陶的年纪其实比重华还大，在帝尧主政时，他开始了这项工作，向列位有才德的长者请教，并走访天下各部君首商议。重华为天子后，任命皋陶为司士，并命他尽快将九典全部编制完成，准备以天子的名义颁行天下各部。
皋陶作九典，并不仅是拿着仓颉传给他的史料，在家中闭门编制。他想做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大家早就知道，他为此已付出多年辛苦。其中的内容，皋陶与各部君首以及贤者甚至是普通民众，早有各种商讨，听取各方意见、以期能解决实际问题。
天下敬重皋陶，尊其为圣人。而后世各家学说常有教化争端，但皆言“圣人传教化”，而教化确从圣人来。
伯禹回答仓颉之问，说他本打算去请教皋陶。仓颉点头道：“看来就算为师未至，亦不必为禹儿你是否称职、明智担忧。既要先去蒲阪，那么就与为师同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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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谈中华天子册封各部、治理天下时都做了哪些事，以什么为依据？都要统一祭祀、颁布历法、实行礼法，并制定各部公认的盟约。制定盟约的过程本就是中华礼法的一部分，如此也被视为推行教化，可是教化的形式与内容何来？
所谓礼法，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礼仪和法律的概念，但它同样是一种行事的规则，违反这个规则就会受到指责或处罚。对什么样的行为施以什么样的处罚或评价，也属于这种规则体系。人类社会文明的诞生源于此，没有这种规则体系就不可能形成社会文明体系。
走出蛮荒蒙昧，人之所以为人，源头在此，这也是个广义的开启灵智的过程。规则的作用绝不仅是约束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保证一种秩序，使文明社会体系能够更好地存在与发展下去。
规则须符合这种内在的无形规律，圣人亦称之为道，此道为人道，否则它迟早也会被推翻与改变，而另一方面，规则的崩溃也意味着秩序的崩溃。它的出现是广义上的灵智开启后，世人的自觉过程，犹如从混沌走向清明。
上古无书，先民结绳记事，太昊创八卦之符，可用于计数、喻事、问卜。所谓问卜，最早其实是应前事之验、为后事之鉴。那么礼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历代人所自觉的行为以及社会规范总结，在太昊开创中华时，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而朴素的体系。
后世天子，不论是青帝、炎帝还黄帝世系，一直到帝尧时代，大体都遵循一种朴素的原则。比如出了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应召集各部君首共商，处理的依据往往来自于古代贤君被共同认可的处置经验。
比如在轩辕为天子时，曾出了什么事情、轩辕是怎么处置的，到了颛顼为天子时又出了类似的事情，那么就遵循同样的处置原则，或者以之为参考，根据实情稍加变化。那么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呢？那就由颛顼帝与各部君首共同商讨出一种处置方法，这种处置方法又成了后世所参照的原则。
颛顼帝处理了这样的事情，到了后世帝尧为天子时又碰到了，就可参见颛顼帝的处置方法。而这种参照是否恰当，需要帝尧与各部君首共商。依前人之判例而断，在朝之君首共决，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套礼法体系。
很多很多年后的后世，世间有一种“判据法”体系与“陪审团”制度，依稀与之类似。这其中的差别或许很大，背景亦天差地别，但世事总有似曾相识之处。
礼法本身也是一种传承积累，无书无典之时，或口口相传，或神念心印相传。神念心印是不可能推广的，口口相传难免有讹误，甚至也不可能记述得完备真切。到了帝尧的时代，这种方式已经很难适应需要了，其弊端越来越明显。
仓颉造字为文，弃天子位后被尊为史皇氏，因为他还做了一件事，便是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上古以来所能搜集到各种史料，并将这些史料传给了皋陶。
皋陶便以文作书，为中华编九典。他整理、修订自古以来的礼法规则，考“太昊之规”、“神农之衡”、“轩辕之绳”、“少昊之矩”、“颛顼之权”，根据天下所需，制定了正式、明确的礼法体系。须知皋陶作书与后世人写书，完全是不一样的，过程艰辛无比。
后世皆谓皋陶作《狱典》、定《五刑》。实际上皋陶所作远不止如此，他制定的是一整套社会运行规则以及完备的文明秩序体系，最为后人熟知的是“以五刑弼五教”。
所谓《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几千年后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家族伦理的道德规范，但人之所以能进化到人类社会，这些恰是根本。经历多少代人的思考和发现之后，皋陶做出了明确的成文总结，并将它制定为社会行为规范。
所谓《五刑》不是仅指墨、劓、腓、宫、大辟这五种刑罚，真正的五刑指的是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这五种制度。甲兵是讨敌之制，斧钺是治军之法，刀锯是罚罪之刑，钻笮是刺罪之识，鞭扑是训诫之惩。
这已经上升为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的行为准则，而人类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刑令以道德规范为基准，这便是“以五刑弼五教”的含义。
皋陶又作《九德》之典，所谓九德指的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是对天子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道德要求，比如说“天子应有九德”，使天子考察臣民以及臣民评价天子的品行时，有了明确的标准。
虽然对品行的评判标准自古有之，但皋陶做了明确的总结。天子便一定九德兼备吗？当然不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天子都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但是有了评判标准，臣民以及后人也知天子失政、失德在何处。
《五刑》、《五教》、《九德》之外，皋陶又作《五礼》，分别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涵盖了从祭祀、结盟到饮食、男女等各种成文礼仪规范。
天子如何治天下？当时是一个部族社会，地方的治理是建立在宗族体系之上的，皋陶又作《五服》与《九族》之典。五服指的是天子所代表的中央与各部君首所代表的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九族确定了部族内部血缘关系以及利益、责任的划分。
皋陶的年纪其实比重华还大，在帝尧主政时，他开始了这项工作，向列位有才德的长者请教，并走访天下各部君首商议。重华为天子后，任命皋陶为司士，并命他尽快将九典全部编制完成，准备以天子的名义颁行天下各部。
皋陶作九典，并不仅是拿着仓颉传给他的史料，在家中闭门编制。他想做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大家早就知道，他为此已付出多年辛苦。其中的内容，皋陶与各部君首以及贤者甚至是普通民众，早有各种商讨，听取各方意见、以期能解决实际问题。
天下敬重皋陶，尊其为圣人。而后世各家学说常有教化争端，但皆言“圣人传教化”，而教化确从圣人来。
伯禹回答仓颉之问，说他本打算去请教皋陶。仓颉点头道：“看来就算为师未至，亦不必为禹儿你是否称职、明智担忧。既要先去蒲阪，那么就与为师同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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