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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
我的眼睛亮了起来，他一定是看到我的精彩表现了？
“我很生气，迪科，”他继续说道，“我看见你嘲弄别的孩子。你应该尊重他们。你的才华？那都不是你的，是上帝赐给你的！”
“上帝没有赐给别的孩子同样的才华，那又怎样？你没有权利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你还只是个孩子，”他严肃地说道，在我面前摇了摇手指，“你还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有一天，等你取得了成就，那时再庆祝也不迟。但就算那样，你也要保持谦逊！”
我愣住了。我记得，那一刻我只想跑开，躲到自己房间里（我跟弟弟佐卡共用一个卧室）。但是，跟往常一样，父亲的建议的确是真知灼见，而那次谈话的内容在很多很多年之后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并且，事后看来，他的这些话理应是对全巴西的警示。
世界杯终于开始了，我们的街球比赛也暂时停止了，为的是能把注意力都放在世界杯上面。开始时，巴西国民积攒已久的狂喜似乎实至名归。在里约举行的开幕赛上，巴西队以4:0大胜墨西哥队，阿德米尔独进两球。他来自瓦斯科达伽马队，被人称作“下巴”。原因？当然是因为他长着一个大下巴。巴西队的第二场在圣保罗的帕卡恩布球场举行，对阵的是瑞士队，其比分让大家稍稍清醒了一些——2:2。但随后2:0轻取南斯拉夫队，又迅速抚平了大家的担忧。小组赛结束，巴西队挺身进入决赛圈。
从那一刻起，巴西队就像是一头被惊醒的猛兽。巴西队先是将强队瑞典7:1屠杀，其中4个球是“下巴”打进的。4天后，又以近似的情况大胜西班牙队，6:1，5名球员贡献了总共6个进球。巴西队球技高超、攻守均衡、防守牢固，进攻手段多种多样，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着完美的盛宴，而巴西的家乡父老则对他们报以歌声、五彩纸屑和狂热的爱。毫不费力又毫无悬念，巴西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也许父亲是对的，世界杯是我们的了。
总决赛的对手是我们每个人都乐意看到的——乌拉圭队。乌拉圭位于巴西南部，农牧业和沙滩是其两大特色，其人口只有200多万，比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人口还少。他们跟巴西不同，是一路磕磕绊绊进入决赛的，先是2:2与西班牙队打平，然后凭借终场前5分钟的进球才以3:2战胜了瑞典队。
总决赛的场地也是最好的：那是里约专为世界杯而建的马拉卡纳球场。这个辉煌而庞大的建筑不像是个球场，更像是一座皇城，而政府在建造马拉卡纳球场时一掷千金，为的就是让自己的球队在这里加冕。参加球场建设的工人有1万多人，临近完工时，工人们都进到看台上，做出为进球欢呼的动作，以对看台进行“测试”。幸运的是，球场的柱子和横梁都经受住了考验。2年后球场完工了，它能容纳20万名观众，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比排名第二的苏格兰格拉斯哥汉普顿公园球场还要多4万人。
巴西的媒体和政客已经忘乎所以，似乎在比着看谁对马拉卡纳球场——往大处说是巴西——的溢美之词更加华美。《晚报》刊文说：“巴西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大、最完美的球场，它印证了巴西人民的能力，也反映了我们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现在，在这个精彩绝伦的舞台上，巴西将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魅力和体育荣耀。”
这些话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在吹牛炫耀，但跟比赛当天的情况相比，它就不值一提了。里约的大街小巷全都是狂欢节一样的游行队伍，人们都唱着专为庆祝巴西获得世界杯而编写的歌曲，很多工人当天都请了假，在家里摆上啤酒和甜点，以备赛后狂欢吃喝。一家报纸甚至在头版刊登了巴西队的照片，其大标题是：这就是世界冠军！
在巴西队步入球场时，队员们高兴地发现，马拉卡纳球场里座无虚席——当天有大约20万人到场观战，时至今日仍是足球比赛的一项纪录。比赛前，球员们都获赠一块金表，上面有这样的铭文：赠与世界冠军。接着，唯恐有人尚未领会其中意义，里约热内卢州的州长向球队、观众和全国致辞：
“你们，巴西的儿郎，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将受到数百万同胞的欢呼和赞美……在这个半球，你们无可匹敌……你们比任何对手都更加优秀……我早已将你们视作王者！”
在这些狂热的欣喜之间，只有一个声音语带警告，但说出这句话的人绝非是信口雌黄。
“这不是一次表演，而是一次比赛，跟其他比赛是一样的，只是更难打一点儿。”巴西队主教练弗拉维奥·科斯塔在比赛前一天对记者们如此说道，“我害怕的是，球员们在球场上时，就好像球衣上早已绣上了冠军徽章一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么天花乱坠地宣传，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太单纯？太傻？
还是有别的原因？
这么多年来，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有时候也是吃了很多亏才学到的，那就是，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对巴西来说是这样，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你得把视线从白线圈起的球场里挪出来，看看球员的生活，看看球队，尤其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这样才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明显，在1950年的世界杯上，足球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篇章。历史上首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巴西的政客们发现这项赛事是一个黄金机会，可以用来增强国家的声望——还有他们自己的声望。在那段时期，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眼里，巴西只是一个身处热带的穷乡僻壤，是个香蕉共和国，霍乱和痢疾肆虐，人口大多数是印第安土著和不识字的奴隶后裔。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或政治上不正确，但这就是事实。这种观点，甚至连巴西的官员都屡次明说，其中就包括里约市的市长。他说世界杯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向世界证明我们不是“野蛮人”，巴西能跟世界上的富强国家一拼高下，并取得胜利。
这只是对巴西的片面看法，事实上，数百年来巴西都以其多重魅力吸引着外界的人，甚至连我们的独立也颇有传奇色彩。跟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同，巴西并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1808年，葡萄牙皇室因拿破仑的入侵而逃离首都里斯本，将朝廷转移到了里约热内卢。这是第一个踏上殖民地的欧洲皇室，而在殖民地建立流亡政府更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便在拿破仑被打败、其军队已对葡萄牙毫无威胁之后，有些皇室人员——包括摄政王的儿子佩德罗一世——都决定留下来。
为什么？嗯，这么说吧，我曾数次到过里斯本，那是一个很冷的城市。但在里约，这里有细腻的沙滩，扇形的海湾，翡翠的群山，还有美丽、热情、多样化的人民。佩德罗一世每天早上走出王宫，走过一条短街，两旁都是巨大的棕榈树，然后到弗拉门戈湾游个泳，顺便欣赏一下面包山上的美景……所以，当王室的其他成员在1822年给他写信，让他返回葡萄牙时，他做了情理之中的回答——让他们见鬼去吧。“少废话！”他公开宣称，“我不走了！”就这样，没流一滴血，巴西就独立了。那时是9月7日，也就是我跟小伙伴们球队的名字出处，而那一天仍被称作“留下的一天”。
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也并不算多么离奇，因为在巴西，你不必身为帝王就能享受同样的生活乐趣。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都为巴西的人民和遍地的机遇所倾倒，决定留在这里。但佩德罗一世的故事也反映出我们的政客为何在1950年如此焦虑——巴西已经独立一个多世纪了，但我们的政局仍是一团乱麻。从“留下的一天”算起，巴西就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不是革命就是政变，地区暴动层出不穷。就在20多年前，圣保罗还因抗议里约政府而发生了叛乱。在二战期间，巴西士兵曾经英勇地与盟军——民主的一方——并肩作战，回到故乡时却受到独裁政府的统治。世界杯开始时，巴西刚刚起步发展，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仍不确定。佩德罗·珀迪高在他关于1950年世界杯的书中写道：“巴西是一个没有多少荣耀的国家，它刚刚摆脱独裁统治，杜特拉政府面临的是一派萧条。”换句话说，巴西的政客们认为——尤其是在1950年——他们需要证明点东西，于是就将目光放在了足球上面。
另外，在1950年还有一个大问题慢慢浮现。这是另一段历史，而对纳西门托家来说意义重大。
根据新闻记者多年以来的调查，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最早来自今天的尼日利亚或安哥拉。“纳西门托”可能是源自巴西东北部一个大牧场。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早年间运到巴西的580万黑奴之一。据估计，这个数字是运到美国的黑奴的20倍。曾有一段时间，巴西的奴隶比自由人还多。巴西还是世界上最晚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之一，巴西废除奴隶制是在1888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又过了20多年。
换句话说，奴隶是这个国家一个巨大的话题。著名社会学家、上世纪90年代曾任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将奴隶制称作“巴西不平等的根源”。此时的我们并不像美国那样，有着强制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其原因部分源自多年来混居情况太普遍。其结果就是，刻意区分黑白总是会惹上麻烦；而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暴力事件更是少见。人们普遍认为，尤其是在我成长的上世纪50年代，巴西是“人种民主制”。美国的《体育画报》曾说我是“快乐地生活在世界少有的几个不会因肤色而影响生活的地方”。
但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获得自由身的奴隶和他们在巴西的后代，其生活尤为艰辛。虽说没有官方的强制隔离政策，但事实上，巴西黑人往往得不到教育、医疗及其他能够维持并提高生活水平的东西。我还记得成长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贫困，又想到父母童年时可能的状况，我认为——虽然其方式并不明显，但历史一定是有责任的。对我们家来说，“奴隶”并不是一个遥远或抽象的概念，因为我外婆的父母就是奴隶。我们家为自己多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骄傲，我——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为自己是个黑人而自豪。但无须否认，即便是在现在的巴西，你的肤色越黑，你就可能越贫困。
基于以上原因，即使到了1950年，巴西的绝大多数人民仍然过着艰辛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这种状况常常令巴西的政客们有些尴尬，这也许就是他们如此大力宣传世界杯的原因。里约的官员们不仅仅是想向世界证明他们所取得的进步，还竭力让自己的国民相信这一点！
多年之后，我们会为自己在1950年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愚蠢，但我相信，当父亲说“世界杯是我们的了”这句话时，他可能只是在复述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话，而这些话，想必也是出自政客之口——有时甚至是直接命令媒体这样宣传。所有的巴西人被这些宣传所蛊惑，而其影响还会渗入球场，导致不幸。在我的一生中，曾目睹类似事件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10
当朋友和家人陆续走进我们家准备听球赛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
“爸？”
“什么事，迪科？”
“我能跟你一起去市里庆祝吗？”
通过眼角的余光，我能看到母亲正朝父亲猛摇头，但父亲假装没看见。
“好，”他笑着答道，“但是时间不能太长，玩一会儿就回来。”
我被快乐冲上了云霄，轻飘飘地跑到收音机前，使劲靠近身子听着比赛的情况。马拉卡纳球场的观众兴高采烈地大声喧闹着，收音机里的解说员开始逐一介绍巴西队的成员。这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是高超的球技和生机与活力的混合体。济济尼奥，我最喜欢的巴西队球员，他被誉为球场上的达·芬奇；巴博萨，世界顶级守门员，在6场比赛中仅失4球；阿德米尔，就是“下巴”；还有左后卫“小胡子”，他正在里约最大俱乐部之一的弗拉门戈队效力，他入场时得到了热烈的欢呼。
终于，解说员念到了1950年巴西国家队队长的名字。他是个令对手胆寒的防守队员，还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似乎对这次大赛的压力毫不动容，也许跟他以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吧，在踢足球之前，他是一名联邦警察。即便用防守队员的标准来衡量，他也不是一个得分型球员——在他为巴西的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打的297场比赛中，他一球未进。但他是防守端的中流砥柱，是球场上的镇静剂，所以，他是这种决赛上不可或缺的队员。
他就是奥古斯托。
就是那个8年前在米纳斯吉拉斯的比赛中与我父亲撞在一起的人。
时运弄人。一个人痊愈了，成了巴西队的队长；而另一个带着膝伤黯然返乡，在收音机前听着前者的比赛。
也许当天父亲心怀羡慕，但他并没有说出口；我想，他最想要看到的是巴西队能赢下比赛，别的都不重要了。
11
上半场的比赛异常激烈，巴西队的进攻一波接着一波。我们由5位前锋组成的强大攻击线，在可怕的“下巴”的带领下，向乌拉圭的球门狂轰滥炸。看过那场球赛的人都说，上半场的比分本应是巴西2:0或3:0领先，但乌拉圭的守门员罗克·马斯波利把所有的射门都挡在了外面。人们都说，他有几个扑救非常幸运。其实在随后的岁月里，罗克得到了一个“幸运儿”的外号——他曾两次中了乌拉圭国家彩票大奖。所以我猜，1950年7月16日这一天，巴西队碰上了罗克的幸运日。
下半场开始，弗里亚卡的射门终于突破了罗克的十指关。母亲和父亲拥抱在一起，我和朋友们冲出屋外，外面到处都在放烟花，我的耳朵都震得发出欢快的嗡嗡声。在马拉卡纳球场内，现场的观众也在抛撒彩色纸屑、燃放烟花。人们的情绪终于引燃了，全国大狂欢拉开了序幕。
我和朋友们返回屋里的时候，家里的庆祝仍在继续。父亲和朋友们喝着啤酒，谈论着当初在bac踢过的比赛，并未十分关注收音机里的声音。
这时，我们听到国家电台的解说员冲口而出：
“乌拉圭进球了！”
嗯——什么？
“乌拉圭进球了！”
那位解说员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是因为他知道听众在听到第一遍时不会相信自己的耳朵。
屋子里一片死寂，我们听着解说员复述进球经过。
“精彩的进攻配合，最后带来扳平比分的进球。”解说员讲道，声音突然低沉了很多，“‘小胡子’的球被吉贾断下，他传出一记低球……漂亮的传球……斯基亚菲诺从左路插上，破门得分。”
巴西1，乌拉圭1。
到现在为止，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1950年世界杯采用的是循环制赛事，主要是因为参赛的球队太少了。根据前面的积分，巴西只要在决赛中与乌拉圭打平，就能获得冠军。再说，比赛只剩20分钟了，而我们的球队在前面的比赛中平均每场丢球数还不到1个。所以，我们的防守队员是不会允许对方再进第二个球的。
但是，就在乌拉圭破门那一刻，一种奇怪的感觉出现了。马拉卡纳球场的观众感觉到了，远在巴鲁的我们也感觉到了。我们所有的自信和大吹大擂似乎一下子灰飞烟灭，就像气球突然漏光了气。我们把自己抬得太高了，摔下来就是致命的后果，而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巴西人都感觉站在了悬崖边上。
我偷看了父亲一眼，他眼睛睁得很大，瘫坐在椅子里。
在马拉卡纳球场内，现场的20万名观众也不知怎的突然鸦雀无声。
这种静默，科斯塔教练后来说：“把球员们吓坏了。”
而打进一球之后的乌拉圭，这只赛前并不被看好的猎犬，嗅到了血腥味儿。
12
足球跟国家大小无关，跟球员的身材无关，勇气、技术和努力才是其决定因素。老天啊，我本应比其他人更明白这个道理。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竟然忘记了——乌拉圭的足球传统一点儿都不亚于巴西。乌拉圭国家队在世界上也以“garracharrua”而闻名，这是一个方言词，意思是勇气和斗志。他们在上世纪10年代之前就将黑人球员招入国家队，这一点比包括巴西在内的其他南美国家都要早。乌拉圭曾获得两次奥运会足球金牌，甚至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就在1930年于乌拉圭举办的首届世界杯上！那届世界杯跟1950年世界杯类似，同样有很多世界强队未能参赛。当时全世界都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很多欧洲球队都不能参赛，因此很多人都说乌拉圭能获得1930年世界杯冠军实属侥幸，然而，这些人的话说得太绝对了。
当乌拉圭人来到里约参加决赛，却发现被人当成巴西队夺冠的陪衬时，他们做出的正是一个昔日王者的反应——他们不服。乌拉圭的球员怒不可遏，憋着劲加强训练；而在他们的怒气中，球队教练和随队官员看到了机会。
比赛当天上午，乌拉圭驻里约的领事曼纽尔·卡巴雷罗拿着20份印着“巴西是世界冠军”大标题的报纸来到乌拉圭队下榻的酒店，这时队员们正准备吃饭。卡巴雷罗把报纸扔在餐桌上，说：
“我是来慰问你们的，你们被打败了。”
队员们立刻炸了锅。其中有个名叫尤西比奥·特杰拉的球员，一贯以脾气暴躁而闻名，他站起身来，一拳捶在墙上。
“不，不，不！他们不是冠军！”他高叫道，“让他们看看谁是冠军！”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乌拉圭的队长奥布杜里奥·瓦雷拉随后把这摞报纸拿到酒店的厕所里，他把报纸扔在地上，队员们鱼贯而入，往巴西球员的照片上撒尿。
在踏上球场的那一刻，乌拉圭队员的紧张感消失了，而上半场的平局也让他们不再对巴西心怀畏惧；战无不胜的巴西队也不过如此，而下半场巴西队的首个进球更激起了乌拉圭队的斗志。奥布杜里奥从球网里把球拿出来，抱在怀里，朝在场的每个人——裁判、观众——咆哮了整整1分钟。当他最后把球放下，让比赛继续时，他对队友们喊道：
“打败他们！不然就没命回家了！”
这么说有点夸张了，但他并不是当天第一个在巴西夸大其词的人。乌拉圭队员随后的劲头正是奥布杜里奥所希望看到的，接着他们就打进了扳平的一球。又过了10分钟，阿尔西德斯·吉贾这位乌拉圭优秀的右边锋又有了一次独自面对巴西球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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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里继续解说着比赛：
“吉贾回传……朱利奥·佩雷斯长传右路……吉贾冲向球门……射门。球进了。乌拉圭进球了！吉贾！乌拉圭的第二个进球！乌拉圭2比1领先了……下半场比赛已经过去了33分钟……”
14
也许是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失败，也许是被客厅里的静默吓到了，也许因为我仅仅是个孩子，在乌拉圭打进第二个球之前，我就跑到外面跟朋友们玩去了。我们心不在焉地踢着球，为自己的进球而欢呼庆祝，但我们能感觉到屋里的气氛不大对劲儿。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朋友们慢慢地拖着脚步从我们家走出来，脸上带着苦恼的表情。那时，我就猜到结果了。我把球放在地上，深吸了一口气，走回屋里。
父亲背对着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
“爸？”
他转过身来，脸上挂着泪。
我愣住了。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
“巴西输了。”他嘶哑着声音说道，似乎无法说出这四个字，“巴西输了。”
15
“我这一辈子，再没有见过像那场比赛失利之后巴西人那样的悲伤。”多年以后，为乌拉圭打入制胜一球的阿尔西德斯·吉贾如此说道。接着，他又稍带自豪地说：“历史上只有3个人能用一个动作让马拉卡纳球场安静下来——教皇，弗兰克·辛纳屈，还有我。”
终场哨声响起，看台上数千球迷哭了起来。那一刻巴西国内有多少人流下眼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当时球场内的气氛太压抑了，在乌拉圭的队员们等着儒勒斯·雷米特——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的创始人——走上球场为他们颁发奖杯时，其中有些球员心里想的只是快点跑到更衣室里去。“我比巴西人哭得还厉害，”为乌拉圭打入第一个进球的斯基亚菲诺说道，“因为我能看到，他们太痛苦了。”
马拉卡纳球场外面，愤怒的球迷点燃了一堆堆的报纸，其中就包括那份贸然宣称巴西是冠军的报纸。球场并未烧坏，但市长立在门口的雕像被人们推倒了，还将其脑袋扔到了附近的马拉卡纳河里。几个小时之后，巴西队队员们茫然地从球场里走出来，其中几个恍惚着走进附近的酒吧里，一连几天在里面借酒消愁。为巴西队打入唯一进球的弗里亚卡被一群球迷认了出来，他们朝他大喊着获胜的乌拉圭队员的名字：“奥布杜里奥！”“吉贾！”弗里亚卡说：“那些喊声，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了。”
在随后的数周、数月时间里，这种悲伤的情绪与日俱增。赛前的大肆宣传已是耸人听闻，现在的哀伤和反省比之更甚。在人们看来，我们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巴西战败，伤亡无数。他们认为，这场比赛不是11名队员技不如人，而是整个国家的挫败，它说明巴西永远都摆脱不了“落后”的禁锢。有些人甚至灰心丧气地说，巴西永远都不会赢得世界杯，永远都不能跟世界强国一较高低。
甚至一些很客观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麦塔说，这场失利是巴西现代史上最惨的悲剧，因为它使人们相信，我们的国民都是失败者。雪上加霜的是，这场失利恰恰发生在这个国家刚刚有了点梦想的时候——在体育项目上，在国家声望上；我们冒着风险，刚想施展一下手脚，就碰壁了。又过了很多年，巴西的国家自尊心才得以恢复。“每个国家都有无可挽回的大灾难，就像遭受核弹的日本广岛。”巴西体育记者尼尔森·罗德里格斯这样写道，“而我们的大灾难，我们的广岛，就是1950年败给乌拉圭。”另一位记者罗伯托·姆伊莱特还将吉贾打入制胜一球的黑白录像与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镜头进行了对比，说它们“有着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动作、节奏……同样精确无情的运行轨迹”。
1950年这批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随后在各自的俱乐部球队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获得世界杯冠军。有些人到死都念念不忘那次近在眼前的机会。济济尼奥，那届国家队里我最喜欢的球员，他说他把世界杯亚军奖牌放在奖品箱子的角落里，任其氧化黯淡。“我不愿擦它，”多年后他如此说道，“在巴西，足球亚军就是废物，还不如打不进决赛。”尽管他极力想要忘记，别人却不放过他。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每年的7月16日，济济尼奥都会接到电话，“要是不接，它就会响上一天。巴西各地打来的电话，问为什么我们输了那届世界杯。”
有一些球员承受的痛苦比别人更大，那就是黑人球员。著名记者马里奥·菲里奥在《巴西足球里的黑人》一书中说，很多巴西人都将此次失利归咎于巴西的“人种劣势”——一个让黑人球员出赛的黑人国家总是低人一等的。这种观点无疑是迂腐而令人作呕的，但事实——或巧合——恰恰佐证了这种说法，因为巴西国家队的两位“最黑的”球员都跟乌拉圭的两个入球有关。“小胡子”是负责盯防斯基亚菲诺的人，而后者打入了乌拉圭的首个进球；在此后多年时间里，“小胡子”一直被人奚落为“懦夫”。他此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愿跟国家队的朋友们来往，因为他怕有人会提到那场比赛。还有守门员巴博萨……他承受的指责更多、更重。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见到过巴博萨。他住在里约，那届世界杯之后继续为俱乐部踢球，直到41岁才带着诸多荣誉退役。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人们的指摘、嘲笑和埋怨，几十年后依然如此。1994年他想到特雷索波利斯的训练场探望国家队，希望能在他们去参加美国世界杯前为他们鼓劲送行，但被对方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巴博萨是个“灾星”。他于2000年4月去世，在世的时候他曾数次对我和别人说：“在这个国家要是犯了罪，最高量刑是30年，我不是罪犯，却过了远远超过30年的牢狱般的生活。”
其实，巴西的失利并不怪巴博萨，也不怪其他队员。济济尼奥说，所有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言论，不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你亲手赠给敌人的利刃”。科斯塔教练则将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在球迷、媒体、管理者身上泛滥的‘我们已经赢了’的气氛”。巴西是被自吹自擂杀死的。每个想借世界杯谋利的人——尤其是那些政客——都应该为失利承担责任。他们凭空造出力不能及的期望值，而当现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时，巴西队就注定了失败。
“打败我们的不是乌拉圭的第二个进球，”科斯塔教练说道，“而是第一个。”
话虽如此，很多人还是不会接受这种解释。悲哀的是，马拉卡纳失利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我们心头。巴博萨说，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日子不是1950年7月16日，而是20年后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位妇女和她年幼的儿子在商店里认出了他。
“看，”那个女人指着巴博萨对儿子说，她的声音很大，足以让巴博萨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伤了全国人的心。”
16
大家也许会问：你开始时不是说1950年世界杯对巴西是件好事吗？
请听我解释。
的确，那届世界杯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对巴博萨，对其他很多人而言，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那一天的经历极其宝贵——它将我们凝聚成一个民族，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令我们持续受益。
围聚在收音机旁边，共同承受着失利的痛苦，巴西人终于有了共同的体验。在巴西的历史上，第一次，富人和穷人有了共同语言；不论是在里约、巴鲁、圣保罗还是亚马孙平原深处，不论是在街头巷尾、面包店还是办公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可以跟任何人谈论。现在人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它制造了一个故事，让大家意识到身为一个巴西人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彼此陌生，从此再也没有隔阂。
并且，此事过后，巴西人脱掉了一层单纯和幼稚——甚至可以说是头脑简单，不再像决赛那天下午以及之前的几个月一样了。这种品质并未完全消失，但我们的确变得成熟了一些，不再轻信政客、媒体的话。这在后面的岁月里，对我们的政治，对我们的文化都意义重大。
最后一点：对像我一样心怀足球追求的那一代人而言，1950年7月16日给了我们极大的激励。看到父亲在客厅里哭泣，母亲在旁边竭力安慰着他，我走进了父母的房间里。那里墙上有一张耶稣的画像，我泪如雨下，对着画像说：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们？上帝啊，我们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上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失望慢慢平息下来，转而被另一种情绪，一种深刻而坚定的信念所代替。我擦干眼泪，走回客厅，把手放在父亲胳膊上。
接下来我说出口的——说实话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许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安慰父母的话，但鉴于此后所发生的事，这句话真的意义非凡。
“没关系的，爸，”我对他说道，“有一天，我发誓，我会给你赢一个世界杯。”
。”他说道。
我的眼睛亮了起来，他一定是看到我的精彩表现了？
“我很生气，迪科，”他继续说道，“我看见你嘲弄别的孩子。你应该尊重他们。你的才华？那都不是你的，是上帝赐给你的！”
“上帝没有赐给别的孩子同样的才华，那又怎样？你没有权利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你还只是个孩子，”他严肃地说道，在我面前摇了摇手指，“你还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有一天，等你取得了成就，那时再庆祝也不迟。但就算那样，你也要保持谦逊！”
我愣住了。我记得，那一刻我只想跑开，躲到自己房间里（我跟弟弟佐卡共用一个卧室）。但是，跟往常一样，父亲的建议的确是真知灼见，而那次谈话的内容在很多很多年之后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并且，事后看来，他的这些话理应是对全巴西的警示。
世界杯终于开始了，我们的街球比赛也暂时停止了，为的是能把注意力都放在世界杯上面。开始时，巴西国民积攒已久的狂喜似乎实至名归。在里约举行的开幕赛上，巴西队以4:0大胜墨西哥队，阿德米尔独进两球。他来自瓦斯科达伽马队，被人称作“下巴”。原因？当然是因为他长着一个大下巴。巴西队的第二场在圣保罗的帕卡恩布球场举行，对阵的是瑞士队，其比分让大家稍稍清醒了一些——2:2。但随后2:0轻取南斯拉夫队，又迅速抚平了大家的担忧。小组赛结束，巴西队挺身进入决赛圈。
从那一刻起，巴西队就像是一头被惊醒的猛兽。巴西队先是将强队瑞典7:1屠杀，其中4个球是“下巴”打进的。4天后，又以近似的情况大胜西班牙队，6:1，5名球员贡献了总共6个进球。巴西队球技高超、攻守均衡、防守牢固，进攻手段多种多样，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着完美的盛宴，而巴西的家乡父老则对他们报以歌声、五彩纸屑和狂热的爱。毫不费力又毫无悬念，巴西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也许父亲是对的，世界杯是我们的了。
总决赛的对手是我们每个人都乐意看到的——乌拉圭队。乌拉圭位于巴西南部，农牧业和沙滩是其两大特色，其人口只有200多万，比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人口还少。他们跟巴西不同，是一路磕磕绊绊进入决赛的，先是2:2与西班牙队打平，然后凭借终场前5分钟的进球才以3:2战胜了瑞典队。
总决赛的场地也是最好的：那是里约专为世界杯而建的马拉卡纳球场。这个辉煌而庞大的建筑不像是个球场，更像是一座皇城，而政府在建造马拉卡纳球场时一掷千金，为的就是让自己的球队在这里加冕。参加球场建设的工人有1万多人，临近完工时，工人们都进到看台上，做出为进球欢呼的动作，以对看台进行“测试”。幸运的是，球场的柱子和横梁都经受住了考验。2年后球场完工了，它能容纳20万名观众，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比排名第二的苏格兰格拉斯哥汉普顿公园球场还要多4万人。
巴西的媒体和政客已经忘乎所以，似乎在比着看谁对马拉卡纳球场——往大处说是巴西——的溢美之词更加华美。《晚报》刊文说：“巴西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大、最完美的球场，它印证了巴西人民的能力，也反映了我们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现在，在这个精彩绝伦的舞台上，巴西将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魅力和体育荣耀。”
这些话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在吹牛炫耀，但跟比赛当天的情况相比，它就不值一提了。里约的大街小巷全都是狂欢节一样的游行队伍，人们都唱着专为庆祝巴西获得世界杯而编写的歌曲，很多工人当天都请了假，在家里摆上啤酒和甜点，以备赛后狂欢吃喝。一家报纸甚至在头版刊登了巴西队的照片，其大标题是：这就是世界冠军！
在巴西队步入球场时，队员们高兴地发现，马拉卡纳球场里座无虚席——当天有大约20万人到场观战，时至今日仍是足球比赛的一项纪录。比赛前，球员们都获赠一块金表，上面有这样的铭文：赠与世界冠军。接着，唯恐有人尚未领会其中意义，里约热内卢州的州长向球队、观众和全国致辞：
“你们，巴西的儿郎，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将受到数百万同胞的欢呼和赞美……在这个半球，你们无可匹敌……你们比任何对手都更加优秀……我早已将你们视作王者！”
在这些狂热的欣喜之间，只有一个声音语带警告，但说出这句话的人绝非是信口雌黄。
“这不是一次表演，而是一次比赛，跟其他比赛是一样的，只是更难打一点儿。”巴西队主教练弗拉维奥·科斯塔在比赛前一天对记者们如此说道，“我害怕的是，球员们在球场上时，就好像球衣上早已绣上了冠军徽章一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么天花乱坠地宣传，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太单纯？太傻？
还是有别的原因？
这么多年来，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有时候也是吃了很多亏才学到的，那就是，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对巴西来说是这样，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你得把视线从白线圈起的球场里挪出来，看看球员的生活，看看球队，尤其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这样才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明显，在1950年的世界杯上，足球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篇章。历史上首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巴西的政客们发现这项赛事是一个黄金机会，可以用来增强国家的声望——还有他们自己的声望。在那段时期，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眼里，巴西只是一个身处热带的穷乡僻壤，是个香蕉共和国，霍乱和痢疾肆虐，人口大多数是印第安土著和不识字的奴隶后裔。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或政治上不正确，但这就是事实。这种观点，甚至连巴西的官员都屡次明说，其中就包括里约市的市长。他说世界杯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向世界证明我们不是“野蛮人”，巴西能跟世界上的富强国家一拼高下，并取得胜利。
这只是对巴西的片面看法，事实上，数百年来巴西都以其多重魅力吸引着外界的人，甚至连我们的独立也颇有传奇色彩。跟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同，巴西并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1808年，葡萄牙皇室因拿破仑的入侵而逃离首都里斯本，将朝廷转移到了里约热内卢。这是第一个踏上殖民地的欧洲皇室，而在殖民地建立流亡政府更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便在拿破仑被打败、其军队已对葡萄牙毫无威胁之后，有些皇室人员——包括摄政王的儿子佩德罗一世——都决定留下来。
为什么？嗯，这么说吧，我曾数次到过里斯本，那是一个很冷的城市。但在里约，这里有细腻的沙滩，扇形的海湾，翡翠的群山，还有美丽、热情、多样化的人民。佩德罗一世每天早上走出王宫，走过一条短街，两旁都是巨大的棕榈树，然后到弗拉门戈湾游个泳，顺便欣赏一下面包山上的美景……所以，当王室的其他成员在1822年给他写信，让他返回葡萄牙时，他做了情理之中的回答——让他们见鬼去吧。“少废话！”他公开宣称，“我不走了！”就这样，没流一滴血，巴西就独立了。那时是9月7日，也就是我跟小伙伴们球队的名字出处，而那一天仍被称作“留下的一天”。
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也并不算多么离奇，因为在巴西，你不必身为帝王就能享受同样的生活乐趣。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都为巴西的人民和遍地的机遇所倾倒，决定留在这里。但佩德罗一世的故事也反映出我们的政客为何在1950年如此焦虑——巴西已经独立一个多世纪了，但我们的政局仍是一团乱麻。从“留下的一天”算起，巴西就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不是革命就是政变，地区暴动层出不穷。就在20多年前，圣保罗还因抗议里约政府而发生了叛乱。在二战期间，巴西士兵曾经英勇地与盟军——民主的一方——并肩作战，回到故乡时却受到独裁政府的统治。世界杯开始时，巴西刚刚起步发展，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仍不确定。佩德罗·珀迪高在他关于1950年世界杯的书中写道：“巴西是一个没有多少荣耀的国家，它刚刚摆脱独裁统治，杜特拉政府面临的是一派萧条。”换句话说，巴西的政客们认为——尤其是在1950年——他们需要证明点东西，于是就将目光放在了足球上面。
另外，在1950年还有一个大问题慢慢浮现。这是另一段历史，而对纳西门托家来说意义重大。
根据新闻记者多年以来的调查，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最早来自今天的尼日利亚或安哥拉。“纳西门托”可能是源自巴西东北部一个大牧场。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早年间运到巴西的580万黑奴之一。据估计，这个数字是运到美国的黑奴的20倍。曾有一段时间，巴西的奴隶比自由人还多。巴西还是世界上最晚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之一，巴西废除奴隶制是在1888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又过了20多年。
换句话说，奴隶是这个国家一个巨大的话题。著名社会学家、上世纪90年代曾任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将奴隶制称作“巴西不平等的根源”。此时的我们并不像美国那样，有着强制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其原因部分源自多年来混居情况太普遍。其结果就是，刻意区分黑白总是会惹上麻烦；而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暴力事件更是少见。人们普遍认为，尤其是在我成长的上世纪50年代，巴西是“人种民主制”。美国的《体育画报》曾说我是“快乐地生活在世界少有的几个不会因肤色而影响生活的地方”。
但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获得自由身的奴隶和他们在巴西的后代，其生活尤为艰辛。虽说没有官方的强制隔离政策，但事实上，巴西黑人往往得不到教育、医疗及其他能够维持并提高生活水平的东西。我还记得成长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贫困，又想到父母童年时可能的状况，我认为——虽然其方式并不明显，但历史一定是有责任的。对我们家来说，“奴隶”并不是一个遥远或抽象的概念，因为我外婆的父母就是奴隶。我们家为自己多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骄傲，我——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为自己是个黑人而自豪。但无须否认，即便是在现在的巴西，你的肤色越黑，你就可能越贫困。
基于以上原因，即使到了1950年，巴西的绝大多数人民仍然过着艰辛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这种状况常常令巴西的政客们有些尴尬，这也许就是他们如此大力宣传世界杯的原因。里约的官员们不仅仅是想向世界证明他们所取得的进步，还竭力让自己的国民相信这一点！
多年之后，我们会为自己在1950年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愚蠢，但我相信，当父亲说“世界杯是我们的了”这句话时，他可能只是在复述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话，而这些话，想必也是出自政客之口——有时甚至是直接命令媒体这样宣传。所有的巴西人被这些宣传所蛊惑，而其影响还会渗入球场，导致不幸。在我的一生中，曾目睹类似事件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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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朋友和家人陆续走进我们家准备听球赛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
“爸？”
“什么事，迪科？”
“我能跟你一起去市里庆祝吗？”
通过眼角的余光，我能看到母亲正朝父亲猛摇头，但父亲假装没看见。
“好，”他笑着答道，“但是时间不能太长，玩一会儿就回来。”
我被快乐冲上了云霄，轻飘飘地跑到收音机前，使劲靠近身子听着比赛的情况。马拉卡纳球场的观众兴高采烈地大声喧闹着，收音机里的解说员开始逐一介绍巴西队的成员。这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是高超的球技和生机与活力的混合体。济济尼奥，我最喜欢的巴西队球员，他被誉为球场上的达·芬奇；巴博萨，世界顶级守门员，在6场比赛中仅失4球；阿德米尔，就是“下巴”；还有左后卫“小胡子”，他正在里约最大俱乐部之一的弗拉门戈队效力，他入场时得到了热烈的欢呼。
终于，解说员念到了1950年巴西国家队队长的名字。他是个令对手胆寒的防守队员，还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似乎对这次大赛的压力毫不动容，也许跟他以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吧，在踢足球之前，他是一名联邦警察。即便用防守队员的标准来衡量，他也不是一个得分型球员——在他为巴西的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打的297场比赛中，他一球未进。但他是防守端的中流砥柱，是球场上的镇静剂，所以，他是这种决赛上不可或缺的队员。
他就是奥古斯托。
就是那个8年前在米纳斯吉拉斯的比赛中与我父亲撞在一起的人。
时运弄人。一个人痊愈了，成了巴西队的队长；而另一个带着膝伤黯然返乡，在收音机前听着前者的比赛。
也许当天父亲心怀羡慕，但他并没有说出口；我想，他最想要看到的是巴西队能赢下比赛，别的都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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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场的比赛异常激烈，巴西队的进攻一波接着一波。我们由5位前锋组成的强大攻击线，在可怕的“下巴”的带领下，向乌拉圭的球门狂轰滥炸。看过那场球赛的人都说，上半场的比分本应是巴西2:0或3:0领先，但乌拉圭的守门员罗克·马斯波利把所有的射门都挡在了外面。人们都说，他有几个扑救非常幸运。其实在随后的岁月里，罗克得到了一个“幸运儿”的外号——他曾两次中了乌拉圭国家彩票大奖。所以我猜，1950年7月16日这一天，巴西队碰上了罗克的幸运日。
下半场开始，弗里亚卡的射门终于突破了罗克的十指关。母亲和父亲拥抱在一起，我和朋友们冲出屋外，外面到处都在放烟花，我的耳朵都震得发出欢快的嗡嗡声。在马拉卡纳球场内，现场的观众也在抛撒彩色纸屑、燃放烟花。人们的情绪终于引燃了，全国大狂欢拉开了序幕。
我和朋友们返回屋里的时候，家里的庆祝仍在继续。父亲和朋友们喝着啤酒，谈论着当初在bac踢过的比赛，并未十分关注收音机里的声音。
这时，我们听到国家电台的解说员冲口而出：
“乌拉圭进球了！”
嗯——什么？
“乌拉圭进球了！”
那位解说员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是因为他知道听众在听到第一遍时不会相信自己的耳朵。
屋子里一片死寂，我们听着解说员复述进球经过。
“精彩的进攻配合，最后带来扳平比分的进球。”解说员讲道，声音突然低沉了很多，“‘小胡子’的球被吉贾断下，他传出一记低球……漂亮的传球……斯基亚菲诺从左路插上，破门得分。”
巴西1，乌拉圭1。
到现在为止，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1950年世界杯采用的是循环制赛事，主要是因为参赛的球队太少了。根据前面的积分，巴西只要在决赛中与乌拉圭打平，就能获得冠军。再说，比赛只剩20分钟了，而我们的球队在前面的比赛中平均每场丢球数还不到1个。所以，我们的防守队员是不会允许对方再进第二个球的。
但是，就在乌拉圭破门那一刻，一种奇怪的感觉出现了。马拉卡纳球场的观众感觉到了，远在巴鲁的我们也感觉到了。我们所有的自信和大吹大擂似乎一下子灰飞烟灭，就像气球突然漏光了气。我们把自己抬得太高了，摔下来就是致命的后果，而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巴西人都感觉站在了悬崖边上。
我偷看了父亲一眼，他眼睛睁得很大，瘫坐在椅子里。
在马拉卡纳球场内，现场的20万名观众也不知怎的突然鸦雀无声。
这种静默，科斯塔教练后来说：“把球员们吓坏了。”
而打进一球之后的乌拉圭，这只赛前并不被看好的猎犬，嗅到了血腥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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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跟国家大小无关，跟球员的身材无关，勇气、技术和努力才是其决定因素。老天啊，我本应比其他人更明白这个道理。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竟然忘记了——乌拉圭的足球传统一点儿都不亚于巴西。乌拉圭国家队在世界上也以“garracharrua”而闻名，这是一个方言词，意思是勇气和斗志。他们在上世纪10年代之前就将黑人球员招入国家队，这一点比包括巴西在内的其他南美国家都要早。乌拉圭曾获得两次奥运会足球金牌，甚至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就在1930年于乌拉圭举办的首届世界杯上！那届世界杯跟1950年世界杯类似，同样有很多世界强队未能参赛。当时全世界都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很多欧洲球队都不能参赛，因此很多人都说乌拉圭能获得1930年世界杯冠军实属侥幸，然而，这些人的话说得太绝对了。
当乌拉圭人来到里约参加决赛，却发现被人当成巴西队夺冠的陪衬时，他们做出的正是一个昔日王者的反应——他们不服。乌拉圭的球员怒不可遏，憋着劲加强训练；而在他们的怒气中，球队教练和随队官员看到了机会。
比赛当天上午，乌拉圭驻里约的领事曼纽尔·卡巴雷罗拿着20份印着“巴西是世界冠军”大标题的报纸来到乌拉圭队下榻的酒店，这时队员们正准备吃饭。卡巴雷罗把报纸扔在餐桌上，说：
“我是来慰问你们的，你们被打败了。”
队员们立刻炸了锅。其中有个名叫尤西比奥·特杰拉的球员，一贯以脾气暴躁而闻名，他站起身来，一拳捶在墙上。
“不，不，不！他们不是冠军！”他高叫道，“让他们看看谁是冠军！”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乌拉圭的队长奥布杜里奥·瓦雷拉随后把这摞报纸拿到酒店的厕所里，他把报纸扔在地上，队员们鱼贯而入，往巴西球员的照片上撒尿。
在踏上球场的那一刻，乌拉圭队员的紧张感消失了，而上半场的平局也让他们不再对巴西心怀畏惧；战无不胜的巴西队也不过如此，而下半场巴西队的首个进球更激起了乌拉圭队的斗志。奥布杜里奥从球网里把球拿出来，抱在怀里，朝在场的每个人——裁判、观众——咆哮了整整1分钟。当他最后把球放下，让比赛继续时，他对队友们喊道：
“打败他们！不然就没命回家了！”
这么说有点夸张了，但他并不是当天第一个在巴西夸大其词的人。乌拉圭队员随后的劲头正是奥布杜里奥所希望看到的，接着他们就打进了扳平的一球。又过了10分钟，阿尔西德斯·吉贾这位乌拉圭优秀的右边锋又有了一次独自面对巴西球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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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里继续解说着比赛：
“吉贾回传……朱利奥·佩雷斯长传右路……吉贾冲向球门……射门。球进了。乌拉圭进球了！吉贾！乌拉圭的第二个进球！乌拉圭2比1领先了……下半场比赛已经过去了3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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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失败，也许是被客厅里的静默吓到了，也许因为我仅仅是个孩子，在乌拉圭打进第二个球之前，我就跑到外面跟朋友们玩去了。我们心不在焉地踢着球，为自己的进球而欢呼庆祝，但我们能感觉到屋里的气氛不大对劲儿。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朋友们慢慢地拖着脚步从我们家走出来，脸上带着苦恼的表情。那时，我就猜到结果了。我把球放在地上，深吸了一口气，走回屋里。
父亲背对着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
“爸？”
他转过身来，脸上挂着泪。
我愣住了。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
“巴西输了。”他嘶哑着声音说道，似乎无法说出这四个字，“巴西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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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再没有见过像那场比赛失利之后巴西人那样的悲伤。”多年以后，为乌拉圭打入制胜一球的阿尔西德斯·吉贾如此说道。接着，他又稍带自豪地说：“历史上只有3个人能用一个动作让马拉卡纳球场安静下来——教皇，弗兰克·辛纳屈，还有我。”
终场哨声响起，看台上数千球迷哭了起来。那一刻巴西国内有多少人流下眼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当时球场内的气氛太压抑了，在乌拉圭的队员们等着儒勒斯·雷米特——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世界杯的创始人——走上球场为他们颁发奖杯时，其中有些球员心里想的只是快点跑到更衣室里去。“我比巴西人哭得还厉害，”为乌拉圭打入第一个进球的斯基亚菲诺说道，“因为我能看到，他们太痛苦了。”
马拉卡纳球场外面，愤怒的球迷点燃了一堆堆的报纸，其中就包括那份贸然宣称巴西是冠军的报纸。球场并未烧坏，但市长立在门口的雕像被人们推倒了，还将其脑袋扔到了附近的马拉卡纳河里。几个小时之后，巴西队队员们茫然地从球场里走出来，其中几个恍惚着走进附近的酒吧里，一连几天在里面借酒消愁。为巴西队打入唯一进球的弗里亚卡被一群球迷认了出来，他们朝他大喊着获胜的乌拉圭队员的名字：“奥布杜里奥！”“吉贾！”弗里亚卡说：“那些喊声，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了。”
在随后的数周、数月时间里，这种悲伤的情绪与日俱增。赛前的大肆宣传已是耸人听闻，现在的哀伤和反省比之更甚。在人们看来，我们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巴西战败，伤亡无数。他们认为，这场比赛不是11名队员技不如人，而是整个国家的挫败，它说明巴西永远都摆脱不了“落后”的禁锢。有些人甚至灰心丧气地说，巴西永远都不会赢得世界杯，永远都不能跟世界强国一较高低。
甚至一些很客观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麦塔说，这场失利是巴西现代史上最惨的悲剧，因为它使人们相信，我们的国民都是失败者。雪上加霜的是，这场失利恰恰发生在这个国家刚刚有了点梦想的时候——在体育项目上，在国家声望上；我们冒着风险，刚想施展一下手脚，就碰壁了。又过了很多年，巴西的国家自尊心才得以恢复。“每个国家都有无可挽回的大灾难，就像遭受核弹的日本广岛。”巴西体育记者尼尔森·罗德里格斯这样写道，“而我们的大灾难，我们的广岛，就是1950年败给乌拉圭。”另一位记者罗伯托·姆伊莱特还将吉贾打入制胜一球的黑白录像与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镜头进行了对比，说它们“有着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动作、节奏……同样精确无情的运行轨迹”。
1950年这批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随后在各自的俱乐部球队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获得世界杯冠军。有些人到死都念念不忘那次近在眼前的机会。济济尼奥，那届国家队里我最喜欢的球员，他说他把世界杯亚军奖牌放在奖品箱子的角落里，任其氧化黯淡。“我不愿擦它，”多年后他如此说道，“在巴西，足球亚军就是废物，还不如打不进决赛。”尽管他极力想要忘记，别人却不放过他。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每年的7月16日，济济尼奥都会接到电话，“要是不接，它就会响上一天。巴西各地打来的电话，问为什么我们输了那届世界杯。”
有一些球员承受的痛苦比别人更大，那就是黑人球员。著名记者马里奥·菲里奥在《巴西足球里的黑人》一书中说，很多巴西人都将此次失利归咎于巴西的“人种劣势”——一个让黑人球员出赛的黑人国家总是低人一等的。这种观点无疑是迂腐而令人作呕的，但事实——或巧合——恰恰佐证了这种说法，因为巴西国家队的两位“最黑的”球员都跟乌拉圭的两个入球有关。“小胡子”是负责盯防斯基亚菲诺的人，而后者打入了乌拉圭的首个进球；在此后多年时间里，“小胡子”一直被人奚落为“懦夫”。他此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愿跟国家队的朋友们来往，因为他怕有人会提到那场比赛。还有守门员巴博萨……他承受的指责更多、更重。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见到过巴博萨。他住在里约，那届世界杯之后继续为俱乐部踢球，直到41岁才带着诸多荣誉退役。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人们的指摘、嘲笑和埋怨，几十年后依然如此。1994年他想到特雷索波利斯的训练场探望国家队，希望能在他们去参加美国世界杯前为他们鼓劲送行，但被对方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巴博萨是个“灾星”。他于2000年4月去世，在世的时候他曾数次对我和别人说：“在这个国家要是犯了罪，最高量刑是30年，我不是罪犯，却过了远远超过30年的牢狱般的生活。”
其实，巴西的失利并不怪巴博萨，也不怪其他队员。济济尼奥说，所有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言论，不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你亲手赠给敌人的利刃”。科斯塔教练则将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在球迷、媒体、管理者身上泛滥的‘我们已经赢了’的气氛”。巴西是被自吹自擂杀死的。每个想借世界杯谋利的人——尤其是那些政客——都应该为失利承担责任。他们凭空造出力不能及的期望值，而当现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时，巴西队就注定了失败。
“打败我们的不是乌拉圭的第二个进球，”科斯塔教练说道，“而是第一个。”
话虽如此，很多人还是不会接受这种解释。悲哀的是，马拉卡纳失利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我们心头。巴博萨说，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日子不是1950年7月16日，而是20年后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位妇女和她年幼的儿子在商店里认出了他。
“看，”那个女人指着巴博萨对儿子说，她的声音很大，足以让巴博萨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伤了全国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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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许会问：你开始时不是说1950年世界杯对巴西是件好事吗？
请听我解释。
的确，那届世界杯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对巴博萨，对其他很多人而言，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那一天的经历极其宝贵——它将我们凝聚成一个民族，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令我们持续受益。
围聚在收音机旁边，共同承受着失利的痛苦，巴西人终于有了共同的体验。在巴西的历史上，第一次，富人和穷人有了共同语言；不论是在里约、巴鲁、圣保罗还是亚马孙平原深处，不论是在街头巷尾、面包店还是办公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可以跟任何人谈论。现在人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它制造了一个故事，让大家意识到身为一个巴西人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彼此陌生，从此再也没有隔阂。
并且，此事过后，巴西人脱掉了一层单纯和幼稚——甚至可以说是头脑简单，不再像决赛那天下午以及之前的几个月一样了。这种品质并未完全消失，但我们的确变得成熟了一些，不再轻信政客、媒体的话。这在后面的岁月里，对我们的政治，对我们的文化都意义重大。
最后一点：对像我一样心怀足球追求的那一代人而言，1950年7月16日给了我们极大的激励。看到父亲在客厅里哭泣，母亲在旁边竭力安慰着他，我走进了父母的房间里。那里墙上有一张耶稣的画像，我泪如雨下，对着画像说：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们？上帝啊，我们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上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失望慢慢平息下来，转而被另一种情绪，一种深刻而坚定的信念所代替。我擦干眼泪，走回客厅，把手放在父亲胳膊上。
接下来我说出口的——说实话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许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安慰父母的话，但鉴于此后所发生的事，这句话真的意义非凡。
“没关系的，爸，”我对他说道，“有一天，我发誓，我会给你赢一个世界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