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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休，“嗯，太可惜了，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已经结婚这件事并未阻挡住加林查对艾尔莎的迷恋。就在这次世界杯期间，他们开始约会；而加林查也在这次世界杯上有了最非凡的表现：在我受伤未愈的情况下，他带领巴西队夺得了1962年的世界杯。最后，加林查跟妻子离了婚，跟艾尔莎结合了。于是外界就有传言，说他是从我身边“抢走”了艾尔莎，所以我对他怀恨在心。这都是胡说八道。
现实中，我是很喜欢加林查的。我喜欢他乐观的性情，即便是获得了2届世界杯冠军，他还是那个在球队大巴车里跑来跑去往别人脸上洒冰水把人叫醒的家伙。当初在瑞典世界杯上我昏了过去，他是第一个跑来帮助我的人，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我们同样因为低贱的出身而被人看不起，1958年国家队试训时，我们俩是被队医严苛审查的乡下孩子。1962年我受伤之后，加林查一直安慰我，说我很快就能返回赛场了。“你不会抛弃我的，对吧？”他总是如此好心地说。他还说，如果队医们没办法了，他就让他们把我送到他的老家保格朗德镇，那里有个神婆，一定会把我的伤治好。
我跟加林查相处得很好，跟其他队员相处得也很好。但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开始意识到，“相处得好”还不足够。我平易近人，努力踢球，在球场上不遗余力；但我人生的第一篇章，那个只需要尽力进球、不需要有更多责任的角色，很明显已经到了尾声。
我从心底感觉到，我需要成长。毕竟，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初次踏上世界杯球场的男孩，也不是1962年参加智利世界杯的21岁青年了。我已经是个大男人。到1970年世界杯时，我就29岁了，比在瑞典世界杯上带领我们这支年轻球队夺冠的、成熟稳健的迪迪只小1岁。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你突然发现应该为别人活着，而非仅仅为自己而活。对我而言，这种转变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球场上的什么事令我顿悟了。导致我心态转变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到来——1967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凯丽·克里斯蒂娜出生了。看着她渐渐长大，变得像个小大人一样，我看待他人——包括我的队友们——的眼光也发生了改变。我渴望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感觉，我想，如果埃德森能做到，那么贝利也能做到。
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世界已再次进入飞速发展变化的时期。1958年我们去瑞典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每个看到巴西队的人都心生惊讶，那时的世界对我们国家、我们的球队几乎一无所知。电视机是稀罕物，我们踢球的录像极少，无法供对手研究我们的强项和弱点。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60年代依然如此。实际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精彩的进球都未能呈现在电影或电视中。1961年在马拉卡纳球场上，我为桑托斯俱乐部打入了一记goldeplaca——经典入球；当时没有录像设备，而球队的官员们很想以某种形式纪念这个进球，他们就在球场外放了一个展示板，向人们展示我是如何晃过几个防守队员射门得分的。尽管如此，只有当天在现场看球的球迷才能对那个进球有个直观的印象。
这件事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它对我们的运营和备赛都有影响，还决定着我们球队的风格。没有实况录像的记录，我们更像是一群有才华的个体，而非一支真正的球队。我们不需要复杂的战术，只凭感觉在球场上快乐地踢球。这是巴西队尤其擅长的，也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瑞典世界杯过去还不到10年，电视的普及已经拉下世界上所有神秘的面纱，足球当然也不例外。在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上，我们已经看到其影响了：别的球队都有针对性地研究我们，制定复杂精密的战术。现在，只把一群有天赋的球员集合起来再鼓鼓劲是不够的，我们要有战术、团队配合，以及球队领袖。
有了这些感悟之后，我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1966年的失利。在与苏格兰踢平、受到教练的训斥之后，我跟加林查只是忍气吞声地离开——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已是举足轻重的球队核心了，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与之类似，在与匈牙利那场比赛中，当管理层不让我上场的时候，我不该逆来顺受地接受我的命运。
也许，为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在英格兰世界杯上的失利也是有必要的；也许，对我而言，暂时远离国家队一段时间也是有必要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桑托斯俱乐部的成绩不错，而我是队里的最佳射手，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我可以重回国家队踢球，同时又不会影响到俱乐部的利益。此外，在国际赛场上，在1966年世界杯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定，如：比赛过程中若有球员受伤——就像当初我的情况那样——可以换人；而1970年世界杯上还首次出现了红黄牌，以控制比赛中的粗野动作。
在经过仔细考虑，又与马泽伊教授、妻子露丝、父母亲等人交谈之后，我给国家队的领导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我回去。他们说愿意。当时我就对他们许下诺言——从此刻起，我不仅要做一个得分手，还要成为球队的领袖。
10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1969年之初，距离我们出发去参加墨西哥世界杯还有1年多时间，国家队的管理层做了一件令我们颇为惊讶的事：他们请来了若昂·萨尔达尼亚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萨尔达尼亚是一位著名记者，1966年世界杯时，在批评国家队混乱而妄自尊大的人中，他是声音最大的一个。他魅力非凡、擅长辞令、自信满满。以前的巴西主教练不会特意指定某个或某些球员，唯恐会冒犯到其他的球员；但萨尔达尼亚不是这样，他刚上任就宣称要选出几个核心球员并仰仗他们。
“我的球队是由11只野兽组成的，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萨尔达尼亚对新闻界的老同事们说道，“他们会跟我同进退、共生死；不成功，便成仁！”
就这样，我们就变成了“萨尔达尼亚的野兽”。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组合方式看上去的确挺好，萨尔达尼亚并没有跟以往一样组建一支巴西全明星队，而是把几支俱乐部的核心球员集合到了一起，让这些早已相互熟悉的球员一起踢球。此举解决了以往国家队中配合不够默契的问题——这支国家队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桑托斯和博塔弗戈这两个巴西当时最好的俱乐部。我们赢下了1969年几乎所有的比赛，预选赛中一场未输——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事。
可惜的是，萨尔达尼亚也有黑暗的一面。初识时的自信变成了危险、古怪的自大心理；他情绪很不稳定，酗酒的恶习也是人尽皆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曾说他“直率、急躁、好斗，不切实际”。对那些胆敢批评他执教事宜的人，不论是媒体还是球迷，他都是加以斥责。有一次他被一个里约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批评得火冒三丈，拿着枪就追过去了，还好最后没有人受伤。
这些影响开始在球场上显现出来。这一年的年末，我们在一场友谊赛中以1:2输给了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父亲1942年曾试训的那个俱乐部。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对阵阿根廷时，我们又以0:2输了。在此期间，萨尔达尼亚去了墨西哥和欧洲，侦察我们未来对手的情况。刚一回来他就开始随意将现有球员调出国家队，并引入新人，拆散了原先球队的核心，而从总体上来看的话，目前这支球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这次我决定不再犯1966年同样的错误，我不愿再做那个逆来顺受的超级球星。上次我曾经得到过教训，这次我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我先是想跟萨尔达尼亚直接谈谈，但他根本不愿跟我坐下来谈话。所以，迫不得已，我向媒体表达了我的看法。“现在就大换血是不是太早了呢？”我说道，“我不认为现在是引进新球员的最佳时机。”
现在想起来，萨尔达尼亚没拿枪追杀我真是万幸；但他的反应跟杀我也差不多了。他对媒体说，现在是时候给巴西年轻一代球员表现的机会了；在与阿根廷的一场比赛之前，他未把我放进首发名单，说是出于纪律方面的原因；另一场跟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说考虑把我调出国家队，说我的近视眼不利于夜晚比赛。
这个关于近视眼的说辞实在是太可笑了。是的，我的确近视，这在我15岁进桑托斯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就体检出来了；但这并不妨碍我踢球，事实上，近视甚至令我如虎添翼呢。在我最辉煌的那些年里，有些记者就曾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因为近视，所以我看到的球场要比正常球员眼中的球场宽阔很多。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近视绝不是我踢球的不利因素。
每个人都知道萨尔达尼亚想干什么，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了。就在与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被解雇了。我留在了首发名单中，并且打进了巴西队5个进球中的2个。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被巴西国家队解雇之后，萨尔达尼亚又回到了新闻行业，而有了不需负责任的发言权，他开始猛烈抨击我们。他说格尔森——我们的明星级中场球员——患有心理疾病，说替补守门员里奥一直很苦恼，因为他的胳膊太短了。而我，在“近视”这个话题上他没法再做文章，就说我的身材胖得不像样；而这又被证实是假话。于是他又转移了目标——在某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中，他说，真正悲哀的事实是贝利得了严重的疾病，但他无权说出真相。
当时我在家里看了这期节目。听起来不像是真的，我的感觉很好，但萨尔达尼亚说得太郑重其事，我禁不住开始纳闷——是不是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球队的官员是不是出于怜悯或是不愿我从1970年世界杯上分心而故意瞒着我？毕竟这支球队的管理层曾有过类似的“恶行”：他们拆过球员的信件、禁止我们质疑他们的决定……当时的巴西，球员有时只是被当成一种财产，所以，这些猜想都有可能是真的。
我越是纠结，就越是相信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如癌症之类。整晚我都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我找到技术委员会和队医，要求他们对我说实话——我是不是病了？他们回答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萨尔达尼亚为了在公众面前保住面子而编造出来的。但我还是亲眼查看了过去和现在的体检报告，然后才放下了心里的石头。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的怒气也消失了。萨尔达尼亚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也许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他为1970年的巴西国家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帮助巴西足球重拾自信，在这一点上他值得大家的称赞。最后，他死在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上——1990年他在意大利参加世界杯期间去世，身份是：记者。
11
新的主教练不仅在风度举止上跟萨尔达尼亚不同，他还是我的前队友和好朋友——马里奥·扎加洛。他是1958年和1962年巴西两次夺冠时国家队的核心球员。1950年世界杯决赛时，扎加洛也在马拉卡纳球场上，那时他还是一名18岁的士兵，来参加赛前的表演仪式。他观看了那场比赛，也暗自发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从乌拉圭手中夺回奖杯。
扎加洛担任巴西主帅时只有39岁，只比球队里的老球员大6岁，但他很快就树立起了战术大师、不玩阴谋诡计的形象。他赢得了球员们的尊重，一是因为他两获世界杯的光辉历史，二是因为他身上的那股威慑力——扎加洛在巴西东北部长大，从小就在惊涛骇浪里游泳，从而锻造出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和坚强。说实话，他是我见过的最镇定的人。
我找到扎加洛，对他保证说我不会惹麻烦——萨尔达尼亚只是个特殊情况，那种事不会再有了。
“如果你不愿派我上场，我能理解。”我对他说道，“我不会反对，我保证。但请直接告诉我，别玩花样。”
扎加洛笑了。“贝利，”他说道，用巨大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我不是傻瓜。你会上场的，相信我。”
扎加洛颇为自信地保留了萨尔达尼亚的班底，只做了细微调整。他的英明决策之一就是将埃杜阿多·冈卡尔维斯·德·安德拉德——外号“托斯唐”或“小硬币”——招入了国家队。托斯唐是巴西队历史上最有才华、最有活力的球员，他15岁就踢上了巴西甲级联赛，他少年成名，又跟我一样踢的是攻击型前锋，所以被人称作“白贝利”。不论是在球场上还是球场外，托斯唐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退役后当了医师。媒体对此有些议论，说同时将我和托斯唐放在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风格相似，位置重叠，但扎加洛用他的自信和智慧打消了这些顾虑。事实上，很多人后来都说，1970年那届国家队里，场上经常会同时有四五个“10号球员”。
这种安排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我们是一支只有进攻、没有防守的球队。但扎加洛认为，只要能让我们形成默契的配合，场上有多少才华出众的球员都不会有冲突。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曾目睹过这种理念的实施难度。扎加洛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帮助他制订决策；这种执教风格是与1966年那种唯我独尊、封民之口的独裁气氛截然不同的。我们球队开会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扎加洛只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他相信自己能够容纳各种声音。就这样，慢慢地，一支真正的球队渐渐成型了。
12
就在我们准备去墨西哥时，政治再次干涉进我们的备赛事宜中来——其干涉方式也是前所未有。
此时巴西军事独裁政府的首领是奥米利奥·梅迪西，他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同时还是一个球迷。数年间他在军队一路爬升，同时也关注着巴西足球的起起落落。他在接受某家报纸采访时说，希望看到他最喜欢的球员——达里奥·何塞·多斯·桑托斯能代表国家队参加1970年世界杯，此举令我们大为惊讶。
达里奥又被称作“非凡的达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是巴西足球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之一，但当时的国家队里进攻型球员已经人满为患，并且，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打造了互相熟悉又彼此信任的球队核心。所以，在这个时候，队伍里实在没有达里奥的位置了。
梅迪西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因为他是达里奥的球迷，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当时的巴西，还有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只会增加我们在墨西哥世界杯上夺冠的压力。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巴西的军政府变得更加独裁、更镇压异己，他们对媒体进行审查，在大学等机构里清洗可疑的“危险分子”，数以千计的巴西人流亡国外。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ame ooudeixe o”——“要么喜欢，要么离开。”更糟的是，军事独裁政府竟然开始拘捕普通百姓并对他们施以酷刑。1970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就在我们忙着备战世界杯时，一位名叫迪尔玛·罗塞夫的大学女生被关进了巴西南部的一所监狱并受到酷刑折磨：她被倒挂在金属杆上遭受电击。
刚刚听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恶行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不应该发生在我们心爱的巴西。几年过后，智利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流血政变，还有，阿根廷的“肮脏战争”。这些惨剧向全世界展示了南美的独裁者是多么残忍。很快，国家队的教练和球员们就亲耳听到了类似的恐怖事件，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其严重程度，但它们的真实性已经毋庸置疑了。队员们长时间地谈论当天的事态。我们是不是该说点什么？我们是不是该表达抗议？
可是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沉默。我们只是足球运动员，不是政客，我们不适合谈论政治。而扎加洛也听从了上面的要求，将达里奥招进了国家队。我们仍是保持沉默——暂时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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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参加的历届世界杯中，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是最疯狂的一届，也是最有趣的一届。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困难，如炎热的天气、高海拔的地理位置，还有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混乱。但那些喧嚣而有见识的墨西哥球迷喜欢我们，感谢上帝，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结果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墨西哥球迷的热情吧：小组赛中，墨西哥队以4:0击败了萨尔瓦多，赛后，数万墨西哥球迷冒着大雨拥上首都墨西哥城的街头。他们聚集在世界各国记者下榻的酒店门外，将主办方为本届世界杯制作的直径近4米的玻璃足球拆下来，欢呼尖叫着将其一路滚到了2英里之外的中央广场，然后在一片欢乐中将其变成碎片，分发给众人充当纪念品……
有些球队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有的比赛场地条件太过恶劣，比如说，比赛地之一的托卢卡市海拔高达2743米；再比如说，为了让欧洲的球迷看到直播，国际足联把有些比赛安排在中午的烈日下进行，而有的球员根本适应不了这里的高温天气，有些比赛中——比如德国和秘鲁的比赛——整场比赛球员们似乎只愿待在看台下那一点阴影里踢球。
这是1950年巴西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在拉丁美洲举办的世界杯，欧洲人非常担心异域的病菌和危险因素。英国人从国内运来了瓶装水，还试图空运一些腌肉和香肠过来，还有自己的大巴车、小桌子等等。但他们未能如愿，墨西哥说害怕这些东西会带入口蹄疫病菌，就把所有英国运来的香肠在机场焚烧了，英国人只能吃墨西哥本国那辣死人的香肠。
巴西队也多多少少受到了这种气氛的影响。就在我们抵达后不久，墨西哥当局拘捕了9名嫌疑人，说他们要密谋绑架我。此后巴西队的管理层就要求我必须每晚换一个房间睡觉，球队的安保也升级了，甚至还为我指派了一名贴身保镖。这些事现在听起来挺吓人的，当时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的确如此；但我当时并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我前面曾经说过，生在那个时代，就得学着去习惯那些混乱的情况。我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跟以往一样，我每天都睡得很安心。
主教练扎加洛和球队的管理层尽力让我们处在一种舒适、安宁、远离纷扰的环境之下。巴西队是16支参赛队中最早抵达墨西哥的，我们在首场比赛前1个月就赶过来了。我们的小组赛是在高海拔的瓜达拉哈拉市举行，早来是为了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但我认为，球队主要是想让球员们更多地待在一个地方，避免再受到1966年世界杯期间那种狂欢节似的气氛影响。他们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一起训练、建立纽带。
到那时为止，球队的核心球员已经集训了一年半的时间。在球场上，我甚至能提前预知到队友的跑位，反过来也是一样。到达墨西哥之后，我们的默契程度更高了，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比赛录像，感觉就像是兄弟一样。
一天晚上我给妻子露丝打电话，她对我说，全家人每天都聚在一起为我们祈祷。于是我就想：如果能让队员们也成立一个祈祷小组是不是很好呢？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队长，亦即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卡洛斯·阿尔贝托。他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球队管理层的安东尼奥·德·帕索，接着，托斯唐、皮亚扎，还有受人敬重的助理教练马里奥·亚美利哥也加入了我们。很快，包括球员在内的巴西代表团的40名成员都加了进来，我们每天晚饭后都一起祈祷。这件事并没有强制命令，但不论是不是天主教徒，大家都自觉参加。
我们每天都要为祈祷找一个主题：疾病、越战、国内的政局、亲人的健康……但我们从未祈祷去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我们只是希望不要有人在比赛中受伤，我们祈祷上帝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祈祷他保佑家人的安康。
说实话，与1958年瑞典世界杯相比，1970年这届巴西国家队并没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球员。国内认为我们能夺冠的人也不多，有些记者甚至认为我们连小组赛都不能出线。但是，看着大家每天祈祷，每天在一起生活，以我10多年职业生涯的眼光来看，这支队伍身上有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在训练中，在比赛中，我们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每个人才能的总和。我们踢得非常好，进而也渐渐意识到，我们拥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这是足球教会我的另一个道理，而在1970年世界杯之前我从未领会到。在墨西哥，在祈祷中，在训练中，在球队会议中，在吃饭、打闹中，在队员的兄弟情义中，我终于发现了一群球员真正融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的力量。
14
1970年世界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好像过去的巴西足球曾经历过的恐怖和不安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而要想夺冠，就得一个一个把它们消灭。
第一场比赛就是这样。
我们首场比赛的对手是捷克斯洛伐克，1962年世界杯时，正是在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中我拉伤了肌肉，缺席了剩余的比赛。关于那场比赛，除了我的伤痛，我记得的还有职业生涯中见过的最高尚的体育道德精神。在我受伤之后，因为当时的规则不允许换人，所以我就仍然待在场上；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员本可以继续“攻击”我的伤腿或维持粗暴的防守策略，从而彻底把我“废掉”。这样做可以把我伤到不能上场，从而获得多一人的优势去赢下比赛。但这样同样可能会令我的腿伤长时间无法痊愈，甚至再也不能踢球。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员们在剩下的时间里放弃了对我的逼抢。尤其是这三个球员——马索普斯特、波普卢哈尔、拉拉，在我接到传球之后，他们甚至会后退两步，拉开与我的距离。他们在保证我没有威胁的前提下，让我安全地踢完了比赛。那场比赛最终以0:0收场。时至今日，我仍对捷克斯洛伐克球员的风度心存感激。
赌博公司将1970年这支捷克斯洛伐克队列为强队之一，而鉴于以往交手的经历，我们当然也不敢对其掉以轻心。但我们现在也有比赛录像可供研究了，而我赛前曾花大量时间观看欧洲球队的比赛录像。在录像中，以及在此前踢过的友谊赛中，我发现欧洲球队的守门员新学会了一种技术——当足球在对方半场时，他们习惯于站在大禁区前沿离自家球门很远的位置，似乎是充当后卫的角色。所以，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开始后，当我发现他们的守门员维克托也是这样的时候，我决定试一下自己的运气。
我持球向前跑动，刚刚过了球场中线，距离对方球门大概有60米的距离，这时我一脚将球高高踢起。这时我听到了看台上观众们的抱怨声：“贝利这是在干什么？”接着足球沿着抛物线向球门的右门柱飞去，而维克托大惊失色，转身向球门奔去。观众们这时才明白我这脚球的目的，他们的抱怨立刻变成了欢呼。
我还在球场上跑着，眼看着足球飞动、下落……却擦着门柱出了底线，没进。观众们发出失望的叹息声，接着又赞赏地鼓起了掌。而这时的维克托仍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似乎刚刚经历过车祸一样。
奇怪的是，虽然没有进球，却有很多人说我那次射门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值得记忆的时刻。事实上，即便到了今天，有人在见到我时还会对我说，在我所有的比赛中，那是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场。唯一可惜的是球没进！
当时我的失望感并未驻留太久。上半场双方1:1打平。但下半场刚刚开始，格尔森就传给我一记长传球，我胸部停球，未等足球落地——在维克托还没明白过来之前——就凌空抽射将球踢进球网。
2:1。
当天下午捷克斯洛伐克踢得也很好，但我们的进攻火力太猛了。雅伊尔津霍——我们的明星前锋——随后又打入两球。最终比赛以巴西4:1获胜。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展示了作为一支球队的能力，我们摆脱了以往的种种错误踢法，并且用中场吊射这样的神来之笔向所有的对手证明：那支球风华丽的巴西队又回来了。
“近视眼”那种说辞销声匿迹吧！
15
我们的下一场比赛是两个世界杯冠军之间的宿敌之战——巴西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我已经盼了4年，并极度渴望上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可能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难踢的比赛之一，但我们同样知道，我们有一个可怕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墨西哥的球迷。
英格兰的主教练阿尔弗雷德·拉姆塞爵士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战术大师，我对他非常钦佩，但他在1966年世界杯的夺冠之路上战胜阿根廷之后，曾说阿根廷的球员都是“野兽”，这句话惹怒了一部分人，拉丁美洲的有些人甚至将其视作对自己的侮辱，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在我们与英格兰比赛的前一天晚上，200多名墨西哥球迷聚集在英格兰队下榻的酒店外面，他们拿着鼓、平底锅、喇叭等“噪音制造器”，一直闹到凌晨3点，直到警察鸣枪示警才四散离去。
正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届疯狂的世界杯！
拉姆塞教练还放出话来，说英格兰不仅要从我们这个小组出线，还要重现1966年的辉煌，再夺世界杯。他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他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球队，其中包括博比·摩尔、博比·查尔顿等4年前那支夺冠球队的老队员。但在比赛那天，瓜达拉哈拉球场内的球迷似乎还在继续前一晚的“聚会”——我从未见过如此喧嚣的球迷。看台上几乎都是墨西哥人，虽说来现场看球的巴西人只有200来个，但几乎所有人都在为巴西喝彩。我感觉就像是在主场作战。这简直太棒了。
我们同样得知，全世界都在观看本届世界杯。在过去4年的时间里，电视机的普及速度太快了，1970年世界杯也是首次以彩色画面转播比赛。而记者们报道说，巴西与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可能是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仅在英国就有2900万人收看了比赛，几乎和观看人类首次登月的人数相当。
扎加洛教练一如既往保持着冷静和镇定。他在赛前对我们说，不要听信那些宣传，也不要被球迷所影响。“别以为跳跳舞就能轻松获胜，”他如此说道，“也不要急于在一开场就进球。”
比赛开始才10分钟，我就有机会证明他的说法是错误的。雅伊尔津霍突破了防守队员，将球传进了大禁区里。我高高跃起，睁大眼睛，将球顶向球门。在顶到球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球能进，但英格兰的守门员戈登·班克斯做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将球托出了横梁。这可算是世界杯史上最漂亮的扑救之一了，而双方上半场也以0:0结束。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那个头球进了并赢下了比赛，那么其表现出来的还是个人能力，而非整体足球。如果说1970年这支巴西队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用一个团队配合的进球来证明它，去展现我们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培养出来的默契。
下半场进行了14分钟之后，托斯唐传给我一记美妙的“no lookpass”。“带球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贝利，”他后来说道，“但我知道他的跑位是怎样的，因为每次我沿着左路突破时，他总是会包抄到中路。不会错的。”果然，我在英格兰队球门前接到了那个传球，但我并没有起脚射门，在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之后，我又将球传到了右边——雅伊尔津霍正等在那里，无人防守，他跟上一步，将球打进球门。
守门员对此无能为力。看台上的墨西哥球迷都乐疯了。巴西1，英格兰0。
1:0也是全场比赛的最终比分。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也是团队足球的胜利。数十年后扎加洛还说那是他“看过的最精彩的比赛”。
赛后，墨西哥的球迷来到我们入驻的酒店庆祝我们的胜利。到处都是人，大约有好几百个，他们笑着，拍着我们的后背称赞我们，还到走廊和我们的房间里大喝啤酒和龙舌兰。连我的保镖都有些应接不暇——有个球迷溜进了我的房间，把我的14件球衣一扫而空，都拿去当纪念品了。我并不十分在意，但我下场比赛可就没衣服穿了！球队的管理层想起来，上场比赛结束后我跟英格兰队的博比·摩尔互换了球衣，他们甚至想去找他把我的球衣要回来。但最后他们还是想办法紧急空运了一些球衣过来，解决了我的“无衣之急”。然后我们就继续庆祝去了。
就像先前我说过的那样——生在那个时期，你只能适应其混乱。
16
我们接下来的那场比赛也很棘手——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我们以3:2战胜了罗马尼亚，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了英勇的秘鲁队。与秘鲁的比赛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的主教练是迪迪——我的好友，“埃塞俄比亚王子”，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带领我们夺冠的巴西队长。他退役之后继续发挥余热，将秘鲁队训练成了一支素质超群、攻击犀利的强队。我们的比赛打得大开大合，整场都是进攻与反击，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这场比赛是非常好看的。最后巴西4:2赢了。
赛后大家都赶到球员休息室去收听比赛转播——此刻墨西哥城正进行着一场胶着的比赛，而其结果将决定谁是我们在半决赛的对手。虽然大家都怀着刚刚打败秘鲁的愉悦，但房间里针落有声。大家都不作声，事实上，比赛结束后没有一个人去洗澡换衣服。我们的心思都放在了这场比赛上。
常规比赛时间结束，双方打成0:0，随后进入加时赛。最终，在加时赛接近尾声时，一支球队进球获胜。
我们面面相觑。
我们都笑了。
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
我们的下一个对手是——乌拉圭。
17
我这一生中曾发生过很多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你或者可以将其称作“巧合”，但我觉得这个词不足以形容其奇妙。是的，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某个时刻，上天自有其安排。巴西在半决赛中对阵乌拉圭——20年前心碎马拉卡纳球场之后，第一次又在世界杯决赛中遇到宿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种巧合。我觉得上帝并不在乎球场上是谁跟谁在踢球，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还是将我们送上这样一段旅程，帮助我们成长，同时感激他的眷顾。现在，那个当天哭红了眼睛向父亲承诺一定会在世界顶级赛场上找乌拉圭报一箭之仇的小男孩，终于有了践诺的机会。只有上帝才能解释这种巧合。也许有一天我会亲自问问他老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届巴西队里，几乎每个人都跟1950年的世界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所有队员——那时还都是小孩子——都在那一天收听了比赛，又在赛后跟家人一起痛哭流泪。扎加洛教练当时就在现场看球。而年轻的队员——当时也许还不会走路——也明白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巴西的媒体……他们更不会忘记这场比赛的意义，国内的报纸纷纷刊登9岁贝利的旧事，更加渲染了这场比赛的复仇气氛。
“哪怕得不到世界杯都没关系，但这场一定要打赢乌拉圭！”我记得一位队友如此说道，“20年了，他们一直都像是巴西喉咙里的刺啊！”另一个队友说。
我想说些什么，好让队友们保持冷静；我想让大家别受宣传的影响，以平常心对待与乌拉圭的比赛，但我说不出口，因为那都是假的。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比赛开始后，好像历史又要悲惨地重演。
开始时我们发挥明显失常，失误频频。乌拉圭队摆出的是铁桶阵般的防守：他们10名球员全部退到自己的半场进行防守，前面只留下1个前锋。20分钟过去了，乌拉圭首先进球，取得了1:0的领先。巴西的电视和广播中再次泛起紧张的情绪——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巴西的球员们重新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默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传球变得更加清醒和冷静。我们的状态回来了。传球的空当也打开了。我们不再退缩，开始前压。就在半场结束之前，克洛多瓦尔多接到托斯唐的传球，扳平了比分。
半场休息过后，我们回到场上，状态已经完全恢复，这时的我们传球精准，射门巧妙，意识超前，故而也被称作“足球史上最具观赏性的球队”。有一个场景是很多人都记得的：我从托斯唐那里接到一个传球，在带球前突时一个假动作晃过了守门员，找到射门的空当。但可惜的是，那个球打偏了。真是有意思，1970年世界杯上我的射门中，没进的那些球反而比进的那些更有名气！那场比赛我的运气不佳，但队友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最终我们以3:1战胜了乌拉圭。
赛后在走下场的时候，我好像又变回了9岁。我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巴西队的球员们都是如此；我们感觉童年时的委屈和20年的压抑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时候。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它过于美好，令人不敢相信，就像是我们斩杀了一头追杀我们多年的恶龙一般。而为了让这个成就更加圆满，胜利的果实更加甜蜜，我们只需再赢下一场比赛即可。
18
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决赛，我们感觉自己是无可阻挡的——连强大的意大利蓝衫军团都不行。
意大利的足球传统一点都不比巴西差。此前我们都获得过2次世界杯冠军，而在打法上，意大利似乎跟巴西的攻势足球是两个极端；他们以防守见长，本届世界杯以来的五场比赛中，他们只失去了4个球。有些专业人士认为，我们的比赛将会很艰难，一位英国作者将其称作“矛与盾的对抗”。我敬佩意大利队的坚强和韧劲、他们的才华和意大利球迷对足球的热情。这一定会是一场极好的比赛。
这场比赛同样还有历史意义：数年前国际足联就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夺得了3次世界杯，就可以永久保留雷米特杯。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圆满。雷米特杯经历过很多离奇事件：1938年意大利曾获得当年的世界杯冠军，暂时保有雷米特杯，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国际足联的副主席是意大利人奥托里诺·巴拉西，他把奖杯藏在床下的鞋盒子里，以防落入坏人之手。1966年雷米特杯在英国世界杯前夕失窃，英国开展全国搜索，一个星期之后被一只名叫皮克斯的小狗在树篱下发现——用报纸裹着。大家想必也能明白，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坎坷之后，不论是巴西还是意大利最后把它带回家、让它从此安顿下来，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比赛当天，墨西哥城天降大雨，比赛前才停。有人说大雨导致球场泥泞，对防守风格的意大利队更加有利；幸运的是，大雨对我们的秘密武器——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墨西哥助威团并无影响。当天到现场看球的墨西哥球迷达到了10.7万人，他们热情地为巴西队加油打气，不仅是因为同为拉丁美洲同胞的情谊，还有他们对意大利队的怨恨——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意大利以4:1淘汰了墨西哥。
比赛开始之后，外界的种种影响就都消失了，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心思全放在了球员之间的配合上。于是，令我们欣慰的——我们的默契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托斯唐和里维利诺制造出了一个机会，我在球门一侧高高跃起——某家报纸说是“像条大马哈鱼跃出水面一样”；当时正有一位意大利球员对我贴身防守，但小时候父亲对我进行的傻瓜一样的重复训练再次有了回报，我滞留在空中，头恰恰顶在球上，足球越过意大利守门员恩里科·阿尔贝托西伸出的手掌，打破僵局。
巴西1，意大利0。
但随后意大利迅速扳平了比分，上半场以1:1结束。回到休息室之后，我们都很镇定，大家的话都不多，连以往中场休息时鼓劲打气的话都没有——因为我们彼此信任，大家都知道，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像一个整体一样踢球，结果就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的确如此。1970年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是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我都激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是竞技能力、执教水平和团队合作的完美融合。下半场前20分钟里，我们不断冲击，不断进攻，但总是没有收获。终于，一次完美的团队配合——格尔森将球传给埃维拉尔多，埃维拉尔多又传给雅伊尔津霍——我们的攻击尖兵；这时意大利的防守队员向他紧逼过来，雅伊尔津霍又把球传给了球门前的格尔森，后者拔脚怒射，球进了。
巴西2，意大利1。
刚刚过了5分钟，亦即全场比赛的第71分钟，格尔森又组织了一次进攻。他穿破意大利的防线，看到我靠近球门，就传给我一个高球，我跟上半场头球攻门一样跳起，把意大利守门员吓了一跳；但这次我并没有把球顶向球门，而是摆渡给了埋伏在球门另一侧的雅伊尔津霍，他轻松射门得分，从而成为了在一届世界杯上的每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巴西3，意大利1。
比赛的第86分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我在对方球门前拿到球，我本可以自己射门，但我通过眼角余光看到卡洛斯·阿尔贝托正从右侧插上。卡洛斯·阿尔贝托是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后卫，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没有射门攻门机会的，在世界杯比赛中更是如此。但在这一刻，在这上天眷顾的日子里，他在门前有了一个绝佳的射门空当，所以我就将球传给了他，他亦将其转化为一个进球。
巴西4，意大利1。
对我而言，下半场巴西队的这些进球就像是一个圆圈终于合上了口子。1958年我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只是一个冲在前面的得分手；现在，我起到的是当年迪迪的作用——为队友创造进球机会。我感到很自豪，这是我一直梦想的角色。
终场哨声响起，人们拥到球场上。他们把我、格尔森、雅伊尔津霍、卡洛斯·阿尔贝托扛在肩膀上巡游全场。我头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顶墨西哥宽檐帽，我把它留下了，至今把它放在巴西的家里以作留念。接着就是“掠夺”纪念品的时刻，我的上衣在混乱中不见了，不过其余的衣物都幸免于难，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最惨的是托斯唐，他几乎被人扒光了——球衣、球裤、鞋，甚至连袜子都没给他留下！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停都停不下来。30分钟的狂欢过后，人们渐渐安定下来，我们也回到了休息室里。
几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观点：这场比赛非常经典。意大利队的主教练赛后说：“巴西的队员们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负责盯防我的塔尔西斯奥·布尔尼什在多年之后说：“比赛前我告诉自己，贝利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跟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我错了。”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6年世界杯后说我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的那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是：《贝利这个名字怎么写？g-o-d》。
这种前后转变真是太甜蜜了，但我最开心的时刻还是在赛后的休息室里。我坐在那里跟队友们喝着水，这时感觉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开始我还以为又是一个记者，所以就没回头。
这时布里托对我说：“嘿，伙计，是扎加洛啊。”
我转过头，站起身来。我们的主教练就站在那里，脸上挂着喜悦的泪水。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在巴西获得的3个世界杯冠军里，都有他的贡献。他一直都在，开始是我的队友，现在则是我的教练。我们长时间紧紧拥抱，拍打着彼此的后背。
“我们一起夺了3个冠军了，”我抽泣着说，“没有你是不可能实现的。”
19
我的国家队历程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1971年，又踢了几场友谊赛——告别赛——之后，我就从国家队退役了。
这一次，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仍是政治。在赢下1970年的世界杯后，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将我们的胜利用作宣传工具，借以掩盖巴西的种种问题。在此期间，非法拘捕和酷刑的传闻有增无减。政治虽然不是我选择退役的唯一原因，但它绝对是其重要因素。我受不了有人利用我们的胜利去掩盖他们的暴行。
现在回头去看当时的情况，我很后悔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没有站出来针对百姓受到的镇压和虐待说些什么。我想，在我这一生中，因为对足球过于专注，反而使我变得十分保守——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说我更愿意去接受现状。成年之后的我还跟小时候一样，只想着上场踢球。我有时候甚至会认为，只要不去挑明那些问题，就能让政治远离足球，从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中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很多年过去后，2011年时，机缘巧合之下，我跟迪尔玛·罗塞夫坐在了同一架飞机上。她就是前文中我曾提到的、在1970年被巴西军事独裁政府迫害的年轻左翼激进分子；现在，她是巴西的民选总统。她任命我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形象大使，而我们在飞机上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国家层面。
“足球振兴了巴西，但它也掩藏、遮盖了很多问题，”迪尔玛对我说道，“我们希望巴西能像足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好，这就是我跟同志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不如贝利有名气，”她继续说道，“所以我们需要用别的方式去吸引民众的注意力。”
“现在我是巴西的总统了。我仍将致力于推动巴西的发展。”说到这里，她倚到座位的后背上，笑了，“你能明白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吗？”
我也笑了：“这倒是咱们俩的共同之处。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说还休，“嗯，太可惜了，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已经结婚这件事并未阻挡住加林查对艾尔莎的迷恋。就在这次世界杯期间，他们开始约会；而加林查也在这次世界杯上有了最非凡的表现：在我受伤未愈的情况下，他带领巴西队夺得了1962年的世界杯。最后，加林查跟妻子离了婚，跟艾尔莎结合了。于是外界就有传言，说他是从我身边“抢走”了艾尔莎，所以我对他怀恨在心。这都是胡说八道。
现实中，我是很喜欢加林查的。我喜欢他乐观的性情，即便是获得了2届世界杯冠军，他还是那个在球队大巴车里跑来跑去往别人脸上洒冰水把人叫醒的家伙。当初在瑞典世界杯上我昏了过去，他是第一个跑来帮助我的人，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我们同样因为低贱的出身而被人看不起，1958年国家队试训时，我们俩是被队医严苛审查的乡下孩子。1962年我受伤之后，加林查一直安慰我，说我很快就能返回赛场了。“你不会抛弃我的，对吧？”他总是如此好心地说。他还说，如果队医们没办法了，他就让他们把我送到他的老家保格朗德镇，那里有个神婆，一定会把我的伤治好。
我跟加林查相处得很好，跟其他队员相处得也很好。但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开始意识到，“相处得好”还不足够。我平易近人，努力踢球，在球场上不遗余力；但我人生的第一篇章，那个只需要尽力进球、不需要有更多责任的角色，很明显已经到了尾声。
我从心底感觉到，我需要成长。毕竟，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初次踏上世界杯球场的男孩，也不是1962年参加智利世界杯的21岁青年了。我已经是个大男人。到1970年世界杯时，我就29岁了，比在瑞典世界杯上带领我们这支年轻球队夺冠的、成熟稳健的迪迪只小1岁。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你突然发现应该为别人活着，而非仅仅为自己而活。对我而言，这种转变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球场上的什么事令我顿悟了。导致我心态转变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到来——1967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凯丽·克里斯蒂娜出生了。看着她渐渐长大，变得像个小大人一样，我看待他人——包括我的队友们——的眼光也发生了改变。我渴望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感觉，我想，如果埃德森能做到，那么贝利也能做到。
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世界已再次进入飞速发展变化的时期。1958年我们去瑞典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每个看到巴西队的人都心生惊讶，那时的世界对我们国家、我们的球队几乎一无所知。电视机是稀罕物，我们踢球的录像极少，无法供对手研究我们的强项和弱点。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60年代依然如此。实际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精彩的进球都未能呈现在电影或电视中。1961年在马拉卡纳球场上，我为桑托斯俱乐部打入了一记goldeplaca——经典入球；当时没有录像设备，而球队的官员们很想以某种形式纪念这个进球，他们就在球场外放了一个展示板，向人们展示我是如何晃过几个防守队员射门得分的。尽管如此，只有当天在现场看球的球迷才能对那个进球有个直观的印象。
这件事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它对我们的运营和备赛都有影响，还决定着我们球队的风格。没有实况录像的记录，我们更像是一群有才华的个体，而非一支真正的球队。我们不需要复杂的战术，只凭感觉在球场上快乐地踢球。这是巴西队尤其擅长的，也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瑞典世界杯过去还不到10年，电视的普及已经拉下世界上所有神秘的面纱，足球当然也不例外。在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上，我们已经看到其影响了：别的球队都有针对性地研究我们，制定复杂精密的战术。现在，只把一群有天赋的球员集合起来再鼓鼓劲是不够的，我们要有战术、团队配合，以及球队领袖。
有了这些感悟之后，我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1966年的失利。在与苏格兰踢平、受到教练的训斥之后，我跟加林查只是忍气吞声地离开——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已是举足轻重的球队核心了，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与之类似，在与匈牙利那场比赛中，当管理层不让我上场的时候，我不该逆来顺受地接受我的命运。
也许，为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在英格兰世界杯上的失利也是有必要的；也许，对我而言，暂时远离国家队一段时间也是有必要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桑托斯俱乐部的成绩不错，而我是队里的最佳射手，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我可以重回国家队踢球，同时又不会影响到俱乐部的利益。此外，在国际赛场上，在1966年世界杯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定，如：比赛过程中若有球员受伤——就像当初我的情况那样——可以换人；而1970年世界杯上还首次出现了红黄牌，以控制比赛中的粗野动作。
在经过仔细考虑，又与马泽伊教授、妻子露丝、父母亲等人交谈之后，我给国家队的领导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我回去。他们说愿意。当时我就对他们许下诺言——从此刻起，我不仅要做一个得分手，还要成为球队的领袖。
10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1969年之初，距离我们出发去参加墨西哥世界杯还有1年多时间，国家队的管理层做了一件令我们颇为惊讶的事：他们请来了若昂·萨尔达尼亚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萨尔达尼亚是一位著名记者，1966年世界杯时，在批评国家队混乱而妄自尊大的人中，他是声音最大的一个。他魅力非凡、擅长辞令、自信满满。以前的巴西主教练不会特意指定某个或某些球员，唯恐会冒犯到其他的球员；但萨尔达尼亚不是这样，他刚上任就宣称要选出几个核心球员并仰仗他们。
“我的球队是由11只野兽组成的，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萨尔达尼亚对新闻界的老同事们说道，“他们会跟我同进退、共生死；不成功，便成仁！”
就这样，我们就变成了“萨尔达尼亚的野兽”。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组合方式看上去的确挺好，萨尔达尼亚并没有跟以往一样组建一支巴西全明星队，而是把几支俱乐部的核心球员集合到了一起，让这些早已相互熟悉的球员一起踢球。此举解决了以往国家队中配合不够默契的问题——这支国家队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桑托斯和博塔弗戈这两个巴西当时最好的俱乐部。我们赢下了1969年几乎所有的比赛，预选赛中一场未输——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事。
可惜的是，萨尔达尼亚也有黑暗的一面。初识时的自信变成了危险、古怪的自大心理；他情绪很不稳定，酗酒的恶习也是人尽皆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曾说他“直率、急躁、好斗，不切实际”。对那些胆敢批评他执教事宜的人，不论是媒体还是球迷，他都是加以斥责。有一次他被一个里约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批评得火冒三丈，拿着枪就追过去了，还好最后没有人受伤。
这些影响开始在球场上显现出来。这一年的年末，我们在一场友谊赛中以1:2输给了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父亲1942年曾试训的那个俱乐部。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对阵阿根廷时，我们又以0:2输了。在此期间，萨尔达尼亚去了墨西哥和欧洲，侦察我们未来对手的情况。刚一回来他就开始随意将现有球员调出国家队，并引入新人，拆散了原先球队的核心，而从总体上来看的话，目前这支球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这次我决定不再犯1966年同样的错误，我不愿再做那个逆来顺受的超级球星。上次我曾经得到过教训，这次我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我先是想跟萨尔达尼亚直接谈谈，但他根本不愿跟我坐下来谈话。所以，迫不得已，我向媒体表达了我的看法。“现在就大换血是不是太早了呢？”我说道，“我不认为现在是引进新球员的最佳时机。”
现在想起来，萨尔达尼亚没拿枪追杀我真是万幸；但他的反应跟杀我也差不多了。他对媒体说，现在是时候给巴西年轻一代球员表现的机会了；在与阿根廷的一场比赛之前，他未把我放进首发名单，说是出于纪律方面的原因；另一场跟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说考虑把我调出国家队，说我的近视眼不利于夜晚比赛。
这个关于近视眼的说辞实在是太可笑了。是的，我的确近视，这在我15岁进桑托斯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就体检出来了；但这并不妨碍我踢球，事实上，近视甚至令我如虎添翼呢。在我最辉煌的那些年里，有些记者就曾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因为近视，所以我看到的球场要比正常球员眼中的球场宽阔很多。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近视绝不是我踢球的不利因素。
每个人都知道萨尔达尼亚想干什么，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了。就在与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被解雇了。我留在了首发名单中，并且打进了巴西队5个进球中的2个。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被巴西国家队解雇之后，萨尔达尼亚又回到了新闻行业，而有了不需负责任的发言权，他开始猛烈抨击我们。他说格尔森——我们的明星级中场球员——患有心理疾病，说替补守门员里奥一直很苦恼，因为他的胳膊太短了。而我，在“近视”这个话题上他没法再做文章，就说我的身材胖得不像样；而这又被证实是假话。于是他又转移了目标——在某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中，他说，真正悲哀的事实是贝利得了严重的疾病，但他无权说出真相。
当时我在家里看了这期节目。听起来不像是真的，我的感觉很好，但萨尔达尼亚说得太郑重其事，我禁不住开始纳闷——是不是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球队的官员是不是出于怜悯或是不愿我从1970年世界杯上分心而故意瞒着我？毕竟这支球队的管理层曾有过类似的“恶行”：他们拆过球员的信件、禁止我们质疑他们的决定……当时的巴西，球员有时只是被当成一种财产，所以，这些猜想都有可能是真的。
我越是纠结，就越是相信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如癌症之类。整晚我都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我找到技术委员会和队医，要求他们对我说实话——我是不是病了？他们回答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萨尔达尼亚为了在公众面前保住面子而编造出来的。但我还是亲眼查看了过去和现在的体检报告，然后才放下了心里的石头。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的怒气也消失了。萨尔达尼亚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也许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他为1970年的巴西国家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帮助巴西足球重拾自信，在这一点上他值得大家的称赞。最后，他死在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上——1990年他在意大利参加世界杯期间去世，身份是：记者。
11
新的主教练不仅在风度举止上跟萨尔达尼亚不同，他还是我的前队友和好朋友——马里奥·扎加洛。他是1958年和1962年巴西两次夺冠时国家队的核心球员。1950年世界杯决赛时，扎加洛也在马拉卡纳球场上，那时他还是一名18岁的士兵，来参加赛前的表演仪式。他观看了那场比赛，也暗自发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从乌拉圭手中夺回奖杯。
扎加洛担任巴西主帅时只有39岁，只比球队里的老球员大6岁，但他很快就树立起了战术大师、不玩阴谋诡计的形象。他赢得了球员们的尊重，一是因为他两获世界杯的光辉历史，二是因为他身上的那股威慑力——扎加洛在巴西东北部长大，从小就在惊涛骇浪里游泳，从而锻造出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和坚强。说实话，他是我见过的最镇定的人。
我找到扎加洛，对他保证说我不会惹麻烦——萨尔达尼亚只是个特殊情况，那种事不会再有了。
“如果你不愿派我上场，我能理解。”我对他说道，“我不会反对，我保证。但请直接告诉我，别玩花样。”
扎加洛笑了。“贝利，”他说道，用巨大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我不是傻瓜。你会上场的，相信我。”
扎加洛颇为自信地保留了萨尔达尼亚的班底，只做了细微调整。他的英明决策之一就是将埃杜阿多·冈卡尔维斯·德·安德拉德——外号“托斯唐”或“小硬币”——招入了国家队。托斯唐是巴西队历史上最有才华、最有活力的球员，他15岁就踢上了巴西甲级联赛，他少年成名，又跟我一样踢的是攻击型前锋，所以被人称作“白贝利”。不论是在球场上还是球场外，托斯唐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退役后当了医师。媒体对此有些议论，说同时将我和托斯唐放在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风格相似，位置重叠，但扎加洛用他的自信和智慧打消了这些顾虑。事实上，很多人后来都说，1970年那届国家队里，场上经常会同时有四五个“10号球员”。
这种安排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我们是一支只有进攻、没有防守的球队。但扎加洛认为，只要能让我们形成默契的配合，场上有多少才华出众的球员都不会有冲突。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曾目睹过这种理念的实施难度。扎加洛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帮助他制订决策；这种执教风格是与1966年那种唯我独尊、封民之口的独裁气氛截然不同的。我们球队开会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扎加洛只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他相信自己能够容纳各种声音。就这样，慢慢地，一支真正的球队渐渐成型了。
12
就在我们准备去墨西哥时，政治再次干涉进我们的备赛事宜中来——其干涉方式也是前所未有。
此时巴西军事独裁政府的首领是奥米利奥·梅迪西，他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同时还是一个球迷。数年间他在军队一路爬升，同时也关注着巴西足球的起起落落。他在接受某家报纸采访时说，希望看到他最喜欢的球员——达里奥·何塞·多斯·桑托斯能代表国家队参加1970年世界杯，此举令我们大为惊讶。
达里奥又被称作“非凡的达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是巴西足球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之一，但当时的国家队里进攻型球员已经人满为患，并且，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打造了互相熟悉又彼此信任的球队核心。所以，在这个时候，队伍里实在没有达里奥的位置了。
梅迪西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因为他是达里奥的球迷，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当时的巴西，还有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只会增加我们在墨西哥世界杯上夺冠的压力。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巴西的军政府变得更加独裁、更镇压异己，他们对媒体进行审查，在大学等机构里清洗可疑的“危险分子”，数以千计的巴西人流亡国外。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ame ooudeixe o”——“要么喜欢，要么离开。”更糟的是，军事独裁政府竟然开始拘捕普通百姓并对他们施以酷刑。1970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就在我们忙着备战世界杯时，一位名叫迪尔玛·罗塞夫的大学女生被关进了巴西南部的一所监狱并受到酷刑折磨：她被倒挂在金属杆上遭受电击。
刚刚听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恶行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不应该发生在我们心爱的巴西。几年过后，智利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流血政变，还有，阿根廷的“肮脏战争”。这些惨剧向全世界展示了南美的独裁者是多么残忍。很快，国家队的教练和球员们就亲耳听到了类似的恐怖事件，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其严重程度，但它们的真实性已经毋庸置疑了。队员们长时间地谈论当天的事态。我们是不是该说点什么？我们是不是该表达抗议？
可是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沉默。我们只是足球运动员，不是政客，我们不适合谈论政治。而扎加洛也听从了上面的要求，将达里奥招进了国家队。我们仍是保持沉默——暂时明哲保身。
13
在我参加的历届世界杯中，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是最疯狂的一届，也是最有趣的一届。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困难，如炎热的天气、高海拔的地理位置，还有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混乱。但那些喧嚣而有见识的墨西哥球迷喜欢我们，感谢上帝，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结果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墨西哥球迷的热情吧：小组赛中，墨西哥队以4:0击败了萨尔瓦多，赛后，数万墨西哥球迷冒着大雨拥上首都墨西哥城的街头。他们聚集在世界各国记者下榻的酒店门外，将主办方为本届世界杯制作的直径近4米的玻璃足球拆下来，欢呼尖叫着将其一路滚到了2英里之外的中央广场，然后在一片欢乐中将其变成碎片，分发给众人充当纪念品……
有些球队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有的比赛场地条件太过恶劣，比如说，比赛地之一的托卢卡市海拔高达2743米；再比如说，为了让欧洲的球迷看到直播，国际足联把有些比赛安排在中午的烈日下进行，而有的球员根本适应不了这里的高温天气，有些比赛中——比如德国和秘鲁的比赛——整场比赛球员们似乎只愿待在看台下那一点阴影里踢球。
这是1950年巴西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在拉丁美洲举办的世界杯，欧洲人非常担心异域的病菌和危险因素。英国人从国内运来了瓶装水，还试图空运一些腌肉和香肠过来，还有自己的大巴车、小桌子等等。但他们未能如愿，墨西哥说害怕这些东西会带入口蹄疫病菌，就把所有英国运来的香肠在机场焚烧了，英国人只能吃墨西哥本国那辣死人的香肠。
巴西队也多多少少受到了这种气氛的影响。就在我们抵达后不久，墨西哥当局拘捕了9名嫌疑人，说他们要密谋绑架我。此后巴西队的管理层就要求我必须每晚换一个房间睡觉，球队的安保也升级了，甚至还为我指派了一名贴身保镖。这些事现在听起来挺吓人的，当时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的确如此；但我当时并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我前面曾经说过，生在那个时代，就得学着去习惯那些混乱的情况。我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跟以往一样，我每天都睡得很安心。
主教练扎加洛和球队的管理层尽力让我们处在一种舒适、安宁、远离纷扰的环境之下。巴西队是16支参赛队中最早抵达墨西哥的，我们在首场比赛前1个月就赶过来了。我们的小组赛是在高海拔的瓜达拉哈拉市举行，早来是为了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但我认为，球队主要是想让球员们更多地待在一个地方，避免再受到1966年世界杯期间那种狂欢节似的气氛影响。他们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一起训练、建立纽带。
到那时为止，球队的核心球员已经集训了一年半的时间。在球场上，我甚至能提前预知到队友的跑位，反过来也是一样。到达墨西哥之后，我们的默契程度更高了，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比赛录像，感觉就像是兄弟一样。
一天晚上我给妻子露丝打电话，她对我说，全家人每天都聚在一起为我们祈祷。于是我就想：如果能让队员们也成立一个祈祷小组是不是很好呢？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队长，亦即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卡洛斯·阿尔贝托。他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球队管理层的安东尼奥·德·帕索，接着，托斯唐、皮亚扎，还有受人敬重的助理教练马里奥·亚美利哥也加入了我们。很快，包括球员在内的巴西代表团的40名成员都加了进来，我们每天晚饭后都一起祈祷。这件事并没有强制命令，但不论是不是天主教徒，大家都自觉参加。
我们每天都要为祈祷找一个主题：疾病、越战、国内的政局、亲人的健康……但我们从未祈祷去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我们只是希望不要有人在比赛中受伤，我们祈祷上帝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祈祷他保佑家人的安康。
说实话，与1958年瑞典世界杯相比，1970年这届巴西国家队并没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球员。国内认为我们能夺冠的人也不多，有些记者甚至认为我们连小组赛都不能出线。但是，看着大家每天祈祷，每天在一起生活，以我10多年职业生涯的眼光来看，这支队伍身上有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在训练中，在比赛中，我们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每个人才能的总和。我们踢得非常好，进而也渐渐意识到，我们拥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这是足球教会我的另一个道理，而在1970年世界杯之前我从未领会到。在墨西哥，在祈祷中，在训练中，在球队会议中，在吃饭、打闹中，在队员的兄弟情义中，我终于发现了一群球员真正融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的力量。
14
1970年世界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好像过去的巴西足球曾经历过的恐怖和不安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而要想夺冠，就得一个一个把它们消灭。
第一场比赛就是这样。
我们首场比赛的对手是捷克斯洛伐克，1962年世界杯时，正是在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中我拉伤了肌肉，缺席了剩余的比赛。关于那场比赛，除了我的伤痛，我记得的还有职业生涯中见过的最高尚的体育道德精神。在我受伤之后，因为当时的规则不允许换人，所以我就仍然待在场上；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员本可以继续“攻击”我的伤腿或维持粗暴的防守策略，从而彻底把我“废掉”。这样做可以把我伤到不能上场，从而获得多一人的优势去赢下比赛。但这样同样可能会令我的腿伤长时间无法痊愈，甚至再也不能踢球。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员们在剩下的时间里放弃了对我的逼抢。尤其是这三个球员——马索普斯特、波普卢哈尔、拉拉，在我接到传球之后，他们甚至会后退两步，拉开与我的距离。他们在保证我没有威胁的前提下，让我安全地踢完了比赛。那场比赛最终以0:0收场。时至今日，我仍对捷克斯洛伐克球员的风度心存感激。
赌博公司将1970年这支捷克斯洛伐克队列为强队之一，而鉴于以往交手的经历，我们当然也不敢对其掉以轻心。但我们现在也有比赛录像可供研究了，而我赛前曾花大量时间观看欧洲球队的比赛录像。在录像中，以及在此前踢过的友谊赛中，我发现欧洲球队的守门员新学会了一种技术——当足球在对方半场时，他们习惯于站在大禁区前沿离自家球门很远的位置，似乎是充当后卫的角色。所以，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开始后，当我发现他们的守门员维克托也是这样的时候，我决定试一下自己的运气。
我持球向前跑动，刚刚过了球场中线，距离对方球门大概有60米的距离，这时我一脚将球高高踢起。这时我听到了看台上观众们的抱怨声：“贝利这是在干什么？”接着足球沿着抛物线向球门的右门柱飞去，而维克托大惊失色，转身向球门奔去。观众们这时才明白我这脚球的目的，他们的抱怨立刻变成了欢呼。
我还在球场上跑着，眼看着足球飞动、下落……却擦着门柱出了底线，没进。观众们发出失望的叹息声，接着又赞赏地鼓起了掌。而这时的维克托仍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似乎刚刚经历过车祸一样。
奇怪的是，虽然没有进球，却有很多人说我那次射门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值得记忆的时刻。事实上，即便到了今天，有人在见到我时还会对我说，在我所有的比赛中，那是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场。唯一可惜的是球没进！
当时我的失望感并未驻留太久。上半场双方1:1打平。但下半场刚刚开始，格尔森就传给我一记长传球，我胸部停球，未等足球落地——在维克托还没明白过来之前——就凌空抽射将球踢进球网。
2:1。
当天下午捷克斯洛伐克踢得也很好，但我们的进攻火力太猛了。雅伊尔津霍——我们的明星前锋——随后又打入两球。最终比赛以巴西4:1获胜。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展示了作为一支球队的能力，我们摆脱了以往的种种错误踢法，并且用中场吊射这样的神来之笔向所有的对手证明：那支球风华丽的巴西队又回来了。
“近视眼”那种说辞销声匿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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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下一场比赛是两个世界杯冠军之间的宿敌之战——巴西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我已经盼了4年，并极度渴望上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可能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难踢的比赛之一，但我们同样知道，我们有一个可怕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墨西哥的球迷。
英格兰的主教练阿尔弗雷德·拉姆塞爵士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战术大师，我对他非常钦佩，但他在1966年世界杯的夺冠之路上战胜阿根廷之后，曾说阿根廷的球员都是“野兽”，这句话惹怒了一部分人，拉丁美洲的有些人甚至将其视作对自己的侮辱，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在我们与英格兰比赛的前一天晚上，200多名墨西哥球迷聚集在英格兰队下榻的酒店外面，他们拿着鼓、平底锅、喇叭等“噪音制造器”，一直闹到凌晨3点，直到警察鸣枪示警才四散离去。
正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届疯狂的世界杯！
拉姆塞教练还放出话来，说英格兰不仅要从我们这个小组出线，还要重现1966年的辉煌，再夺世界杯。他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他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球队，其中包括博比·摩尔、博比·查尔顿等4年前那支夺冠球队的老队员。但在比赛那天，瓜达拉哈拉球场内的球迷似乎还在继续前一晚的“聚会”——我从未见过如此喧嚣的球迷。看台上几乎都是墨西哥人，虽说来现场看球的巴西人只有200来个，但几乎所有人都在为巴西喝彩。我感觉就像是在主场作战。这简直太棒了。
我们同样得知，全世界都在观看本届世界杯。在过去4年的时间里，电视机的普及速度太快了，1970年世界杯也是首次以彩色画面转播比赛。而记者们报道说，巴西与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可能是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仅在英国就有2900万人收看了比赛，几乎和观看人类首次登月的人数相当。
扎加洛教练一如既往保持着冷静和镇定。他在赛前对我们说，不要听信那些宣传，也不要被球迷所影响。“别以为跳跳舞就能轻松获胜，”他如此说道，“也不要急于在一开场就进球。”
比赛开始才10分钟，我就有机会证明他的说法是错误的。雅伊尔津霍突破了防守队员，将球传进了大禁区里。我高高跃起，睁大眼睛，将球顶向球门。在顶到球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球能进，但英格兰的守门员戈登·班克斯做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将球托出了横梁。这可算是世界杯史上最漂亮的扑救之一了，而双方上半场也以0:0结束。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那个头球进了并赢下了比赛，那么其表现出来的还是个人能力，而非整体足球。如果说1970年这支巴西队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用一个团队配合的进球来证明它，去展现我们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培养出来的默契。
下半场进行了14分钟之后，托斯唐传给我一记美妙的“no lookpass”。“带球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贝利，”他后来说道，“但我知道他的跑位是怎样的，因为每次我沿着左路突破时，他总是会包抄到中路。不会错的。”果然，我在英格兰队球门前接到了那个传球，但我并没有起脚射门，在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之后，我又将球传到了右边——雅伊尔津霍正等在那里，无人防守，他跟上一步，将球打进球门。
守门员对此无能为力。看台上的墨西哥球迷都乐疯了。巴西1，英格兰0。
1:0也是全场比赛的最终比分。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也是团队足球的胜利。数十年后扎加洛还说那是他“看过的最精彩的比赛”。
赛后，墨西哥的球迷来到我们入驻的酒店庆祝我们的胜利。到处都是人，大约有好几百个，他们笑着，拍着我们的后背称赞我们，还到走廊和我们的房间里大喝啤酒和龙舌兰。连我的保镖都有些应接不暇——有个球迷溜进了我的房间，把我的14件球衣一扫而空，都拿去当纪念品了。我并不十分在意，但我下场比赛可就没衣服穿了！球队的管理层想起来，上场比赛结束后我跟英格兰队的博比·摩尔互换了球衣，他们甚至想去找他把我的球衣要回来。但最后他们还是想办法紧急空运了一些球衣过来，解决了我的“无衣之急”。然后我们就继续庆祝去了。
就像先前我说过的那样——生在那个时期，你只能适应其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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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的那场比赛也很棘手——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我们以3:2战胜了罗马尼亚，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了英勇的秘鲁队。与秘鲁的比赛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的主教练是迪迪——我的好友，“埃塞俄比亚王子”，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带领我们夺冠的巴西队长。他退役之后继续发挥余热，将秘鲁队训练成了一支素质超群、攻击犀利的强队。我们的比赛打得大开大合，整场都是进攻与反击，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这场比赛是非常好看的。最后巴西4:2赢了。
赛后大家都赶到球员休息室去收听比赛转播——此刻墨西哥城正进行着一场胶着的比赛，而其结果将决定谁是我们在半决赛的对手。虽然大家都怀着刚刚打败秘鲁的愉悦，但房间里针落有声。大家都不作声，事实上，比赛结束后没有一个人去洗澡换衣服。我们的心思都放在了这场比赛上。
常规比赛时间结束，双方打成0:0，随后进入加时赛。最终，在加时赛接近尾声时，一支球队进球获胜。
我们面面相觑。
我们都笑了。
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
我们的下一个对手是——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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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中曾发生过很多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你或者可以将其称作“巧合”，但我觉得这个词不足以形容其奇妙。是的，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某个时刻，上天自有其安排。巴西在半决赛中对阵乌拉圭——20年前心碎马拉卡纳球场之后，第一次又在世界杯决赛中遇到宿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种巧合。我觉得上帝并不在乎球场上是谁跟谁在踢球，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还是将我们送上这样一段旅程，帮助我们成长，同时感激他的眷顾。现在，那个当天哭红了眼睛向父亲承诺一定会在世界顶级赛场上找乌拉圭报一箭之仇的小男孩，终于有了践诺的机会。只有上帝才能解释这种巧合。也许有一天我会亲自问问他老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届巴西队里，几乎每个人都跟1950年的世界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所有队员——那时还都是小孩子——都在那一天收听了比赛，又在赛后跟家人一起痛哭流泪。扎加洛教练当时就在现场看球。而年轻的队员——当时也许还不会走路——也明白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巴西的媒体……他们更不会忘记这场比赛的意义，国内的报纸纷纷刊登9岁贝利的旧事，更加渲染了这场比赛的复仇气氛。
“哪怕得不到世界杯都没关系，但这场一定要打赢乌拉圭！”我记得一位队友如此说道，“20年了，他们一直都像是巴西喉咙里的刺啊！”另一个队友说。
我想说些什么，好让队友们保持冷静；我想让大家别受宣传的影响，以平常心对待与乌拉圭的比赛，但我说不出口，因为那都是假的。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比赛开始后，好像历史又要悲惨地重演。
开始时我们发挥明显失常，失误频频。乌拉圭队摆出的是铁桶阵般的防守：他们10名球员全部退到自己的半场进行防守，前面只留下1个前锋。20分钟过去了，乌拉圭首先进球，取得了1:0的领先。巴西的电视和广播中再次泛起紧张的情绪——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巴西的球员们重新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默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传球变得更加清醒和冷静。我们的状态回来了。传球的空当也打开了。我们不再退缩，开始前压。就在半场结束之前，克洛多瓦尔多接到托斯唐的传球，扳平了比分。
半场休息过后，我们回到场上，状态已经完全恢复，这时的我们传球精准，射门巧妙，意识超前，故而也被称作“足球史上最具观赏性的球队”。有一个场景是很多人都记得的：我从托斯唐那里接到一个传球，在带球前突时一个假动作晃过了守门员，找到射门的空当。但可惜的是，那个球打偏了。真是有意思，1970年世界杯上我的射门中，没进的那些球反而比进的那些更有名气！那场比赛我的运气不佳，但队友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最终我们以3:1战胜了乌拉圭。
赛后在走下场的时候，我好像又变回了9岁。我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巴西队的球员们都是如此；我们感觉童年时的委屈和20年的压抑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时候。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它过于美好，令人不敢相信，就像是我们斩杀了一头追杀我们多年的恶龙一般。而为了让这个成就更加圆满，胜利的果实更加甜蜜，我们只需再赢下一场比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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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决赛，我们感觉自己是无可阻挡的——连强大的意大利蓝衫军团都不行。
意大利的足球传统一点都不比巴西差。此前我们都获得过2次世界杯冠军，而在打法上，意大利似乎跟巴西的攻势足球是两个极端；他们以防守见长，本届世界杯以来的五场比赛中，他们只失去了4个球。有些专业人士认为，我们的比赛将会很艰难，一位英国作者将其称作“矛与盾的对抗”。我敬佩意大利队的坚强和韧劲、他们的才华和意大利球迷对足球的热情。这一定会是一场极好的比赛。
这场比赛同样还有历史意义：数年前国际足联就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夺得了3次世界杯，就可以永久保留雷米特杯。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圆满。雷米特杯经历过很多离奇事件：1938年意大利曾获得当年的世界杯冠军，暂时保有雷米特杯，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国际足联的副主席是意大利人奥托里诺·巴拉西，他把奖杯藏在床下的鞋盒子里，以防落入坏人之手。1966年雷米特杯在英国世界杯前夕失窃，英国开展全国搜索，一个星期之后被一只名叫皮克斯的小狗在树篱下发现——用报纸裹着。大家想必也能明白，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坎坷之后，不论是巴西还是意大利最后把它带回家、让它从此安顿下来，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比赛当天，墨西哥城天降大雨，比赛前才停。有人说大雨导致球场泥泞，对防守风格的意大利队更加有利；幸运的是，大雨对我们的秘密武器——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墨西哥助威团并无影响。当天到现场看球的墨西哥球迷达到了10.7万人，他们热情地为巴西队加油打气，不仅是因为同为拉丁美洲同胞的情谊，还有他们对意大利队的怨恨——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意大利以4:1淘汰了墨西哥。
比赛开始之后，外界的种种影响就都消失了，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心思全放在了球员之间的配合上。于是，令我们欣慰的——我们的默契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托斯唐和里维利诺制造出了一个机会，我在球门一侧高高跃起——某家报纸说是“像条大马哈鱼跃出水面一样”；当时正有一位意大利球员对我贴身防守，但小时候父亲对我进行的傻瓜一样的重复训练再次有了回报，我滞留在空中，头恰恰顶在球上，足球越过意大利守门员恩里科·阿尔贝托西伸出的手掌，打破僵局。
巴西1，意大利0。
但随后意大利迅速扳平了比分，上半场以1:1结束。回到休息室之后，我们都很镇定，大家的话都不多，连以往中场休息时鼓劲打气的话都没有——因为我们彼此信任，大家都知道，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像一个整体一样踢球，结果就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的确如此。1970年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是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我都激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是竞技能力、执教水平和团队合作的完美融合。下半场前20分钟里，我们不断冲击，不断进攻，但总是没有收获。终于，一次完美的团队配合——格尔森将球传给埃维拉尔多，埃维拉尔多又传给雅伊尔津霍——我们的攻击尖兵；这时意大利的防守队员向他紧逼过来，雅伊尔津霍又把球传给了球门前的格尔森，后者拔脚怒射，球进了。
巴西2，意大利1。
刚刚过了5分钟，亦即全场比赛的第71分钟，格尔森又组织了一次进攻。他穿破意大利的防线，看到我靠近球门，就传给我一个高球，我跟上半场头球攻门一样跳起，把意大利守门员吓了一跳；但这次我并没有把球顶向球门，而是摆渡给了埋伏在球门另一侧的雅伊尔津霍，他轻松射门得分，从而成为了在一届世界杯上的每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巴西3，意大利1。
比赛的第86分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我在对方球门前拿到球，我本可以自己射门，但我通过眼角余光看到卡洛斯·阿尔贝托正从右侧插上。卡洛斯·阿尔贝托是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后卫，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没有射门攻门机会的，在世界杯比赛中更是如此。但在这一刻，在这上天眷顾的日子里，他在门前有了一个绝佳的射门空当，所以我就将球传给了他，他亦将其转化为一个进球。
巴西4，意大利1。
对我而言，下半场巴西队的这些进球就像是一个圆圈终于合上了口子。1958年我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只是一个冲在前面的得分手；现在，我起到的是当年迪迪的作用——为队友创造进球机会。我感到很自豪，这是我一直梦想的角色。
终场哨声响起，人们拥到球场上。他们把我、格尔森、雅伊尔津霍、卡洛斯·阿尔贝托扛在肩膀上巡游全场。我头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顶墨西哥宽檐帽，我把它留下了，至今把它放在巴西的家里以作留念。接着就是“掠夺”纪念品的时刻，我的上衣在混乱中不见了，不过其余的衣物都幸免于难，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最惨的是托斯唐，他几乎被人扒光了——球衣、球裤、鞋，甚至连袜子都没给他留下！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停都停不下来。30分钟的狂欢过后，人们渐渐安定下来，我们也回到了休息室里。
几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观点：这场比赛非常经典。意大利队的主教练赛后说：“巴西的队员们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负责盯防我的塔尔西斯奥·布尔尼什在多年之后说：“比赛前我告诉自己，贝利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跟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我错了。”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6年世界杯后说我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的那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是：《贝利这个名字怎么写？g-o-d》。
这种前后转变真是太甜蜜了，但我最开心的时刻还是在赛后的休息室里。我坐在那里跟队友们喝着水，这时感觉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开始我还以为又是一个记者，所以就没回头。
这时布里托对我说：“嘿，伙计，是扎加洛啊。”
我转过头，站起身来。我们的主教练就站在那里，脸上挂着喜悦的泪水。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在巴西获得的3个世界杯冠军里，都有他的贡献。他一直都在，开始是我的队友，现在则是我的教练。我们长时间紧紧拥抱，拍打着彼此的后背。
“我们一起夺了3个冠军了，”我抽泣着说，“没有你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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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家队历程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1971年，又踢了几场友谊赛——告别赛——之后，我就从国家队退役了。
这一次，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仍是政治。在赢下1970年的世界杯后，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将我们的胜利用作宣传工具，借以掩盖巴西的种种问题。在此期间，非法拘捕和酷刑的传闻有增无减。政治虽然不是我选择退役的唯一原因，但它绝对是其重要因素。我受不了有人利用我们的胜利去掩盖他们的暴行。
现在回头去看当时的情况，我很后悔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没有站出来针对百姓受到的镇压和虐待说些什么。我想，在我这一生中，因为对足球过于专注，反而使我变得十分保守——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说我更愿意去接受现状。成年之后的我还跟小时候一样，只想着上场踢球。我有时候甚至会认为，只要不去挑明那些问题，就能让政治远离足球，从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中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很多年过去后，2011年时，机缘巧合之下，我跟迪尔玛·罗塞夫坐在了同一架飞机上。她就是前文中我曾提到的、在1970年被巴西军事独裁政府迫害的年轻左翼激进分子；现在，她是巴西的民选总统。她任命我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形象大使，而我们在飞机上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国家层面。
“足球振兴了巴西，但它也掩藏、遮盖了很多问题，”迪尔玛对我说道，“我们希望巴西能像足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好，这就是我跟同志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不如贝利有名气，”她继续说道，“所以我们需要用别的方式去吸引民众的注意力。”
“现在我是巴西的总统了。我仍将致力于推动巴西的发展。”说到这里，她倚到座位的后背上，笑了，“你能明白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吗？”
我也笑了：“这倒是咱们俩的共同之处。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