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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之时,尚望陈总督莫让政敌抓住把柄,以免遭遇不测。
老夫数月以来,大小事情不敢丝毫有错,可那些御史清流尚如蚊虫般盯着你,若不是圣上庇护,早已辞官回家。”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疏引咎辞职。
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
可以说,崇祯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
“唉,多事之秋,那班酸儒犹自假装清高,党争不已,难道真要大明灭亡了才甘心不成?
可惜今上不能乾坤独断,否则何至于此?
文弱兄的三条计策,均是平定朝廷内忧外患的良方,今上也非常赞同。
若有十年的生息休养,国内叛军和鞑子又何足道哉?”
陈新甲长叹一声,语气里有些说不出的落寞。
他是大明以文制武积习下的文官统帅,有魄力,有才能,但终究难挽狂澜。
陈新甲受到杨嗣昌的引用,他们的才能、理念、心术相似。
所以对于杨嗣昌的三计非常赞同并支持。
杨嗣昌的三条计策是: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
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
第三点便是发展民生民计。
于是崇祯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其实认真说起来,这三条计策都是好的。
无奈整个朝廷的局势糜烂,人浮于事,党争不断,而崇祯又没有魄力坚定执行。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大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
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
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
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
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
崇祯十一年三月,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对他更加信任。
常之时,尚望陈总督莫让政敌抓住把柄,以免遭遇不测。
老夫数月以来,大小事情不敢丝毫有错,可那些御史清流尚如蚊虫般盯着你,若不是圣上庇护,早已辞官回家。”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疏引咎辞职。
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
可以说,崇祯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
“唉,多事之秋,那班酸儒犹自假装清高,党争不已,难道真要大明灭亡了才甘心不成?
可惜今上不能乾坤独断,否则何至于此?
文弱兄的三条计策,均是平定朝廷内忧外患的良方,今上也非常赞同。
若有十年的生息休养,国内叛军和鞑子又何足道哉?”
陈新甲长叹一声,语气里有些说不出的落寞。
他是大明以文制武积习下的文官统帅,有魄力,有才能,但终究难挽狂澜。
陈新甲受到杨嗣昌的引用,他们的才能、理念、心术相似。
所以对于杨嗣昌的三计非常赞同并支持。
杨嗣昌的三条计策是: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
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
第三点便是发展民生民计。
于是崇祯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其实认真说起来,这三条计策都是好的。
无奈整个朝廷的局势糜烂,人浮于事,党争不断,而崇祯又没有魄力坚定执行。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大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
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
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
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
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
崇祯十一年三月,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对他更加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