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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世中华老字号的显赫地位不同，1632年北京城里的柳泉居并不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酒楼，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北京市民的，以卖黄酒和小菜为主的山东风味儿的小饭馆儿。
柳泉居始创于隆庆年间。到1632年，这家小饭馆儿也才创立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要是放在现代社会的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够运营这么长时间的买卖一定是有根底，有背景，有渊源，有实力的大买卖了。
可是，在封建农业时代里，这种能够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中小型企业，其实是遍布北京城的。
柳泉居的老板黄守宗原本是山东即墨人。嘉靖年间的时候，即墨遭遇******。黄守宗的父亲带着老婆孩子一路从山东到京师投亲。
在即墨县学了一手酿造山东黄酒本事的黄守宗的父亲，从此带着全家人扎根北京城，凭借着一手酿造黄酒的本事为生。
说起来也是黄守宗家的运气。原本因为皇帝一系出自江南地区，而且朝廷高官多为江南出身，所以北京城里的黄酒买卖还是以江南黄酒为宗。黄守宗的老爹本来酿酒的手段就一般，在这种大环境下，用小米酿造的山东黄酒本来是没什么市场的。但是时间到了隆庆初年，出身北方的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出身北方的高拱成了内阁首辅，整个大明朝上层的风格喜好为之一变。浓油重酱的北方菜开始风行北京，顺带着山东黄酒这种原本是用小米酿造的上不了台面的黄酒在北京的销路也好了起来。
和父亲不同，年轻的黄守宗一方面对于自己的黄酒酿造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四处拜师求教提高自己的酿造水平，更是在北京城内到处寻找优质的水源。另一方面，黄守宗有着更加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功*。
在他的努力下，黄家黄酒开始在北京城内有了一定的名气。
农业时代的北京城因为没有污染，降水也比较丰沛，所以还是能够找到相对优质的水源的。
在黄守宗接掌家业一年之后，他就在一处有着优质水源的地方建成了一家酒坊。酒坊后院是专门酿造黄酒的作坊，酒坊前面则是一家规模不算太大的酒馆。
有正经的手艺，卖的东西质量优秀，家里还有在吏部当差的亲戚（黄家投靠的亲戚是吏部的吏员），黄守宗的买卖并没有受到政权上层的人事变动的影响。这家名字叫做柳泉居的小饭馆儿就这样一直开了下来。
黄守宗二十岁的时候开创了柳泉居，一直以来，黄守宗一直保持着经常到饭馆儿里转一转的习惯。已经八十多岁，早就把饭馆儿的经营交给了儿孙辈的黄守宗一直也放心不下自家的买卖。要不是这两年世道实在不太平，他恐怕还要像以前一样，每天到饭馆儿里面坐上一会儿。
餐饮行业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从天启中后期开始，以北京城内的中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以衙门小吏和一般的买卖人为主要市场目标的柳泉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崇祯皇帝登基，柳泉居的买卖就说不上是赚钱，基本上就是勉强维持了。
和古今中外的那些以“发国难财，出国难名”为目标的高级精英人物们不同，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黄家这样的小买卖人家，最怕的就是社会动荡。因为他们的生计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的。
遇到了动荡和动乱，像柳泉居这样的小买卖，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力。1631年年末的京城暴乱中，要不是因为黄守宗一辈子都诚实守信乐善好施，对于街坊邻居们常常接济帮助的话，这样的小买卖是最容易被狂暴的市民攻击和摧毁的。
即使没有受到市民的攻击和摧毁，但是柳泉居也遭到了进城平乱的辽东兵的洗劫。三十多坛上等精制黄酒被抢，两大缸普通黄酒被打碎流光。柜上的所有现金都被乱兵抢走。黄守宗的孙子，这一代的柳泉居掌柜也在反抗的过程中被打断了一条腿。
不过这些损失对于经营了几十年的柳泉居来说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反倒是在大顺朝立起来之后，因为交通断绝，本来就已经非常难以弄倒的专门用来制酒的小米，现在已经彻底的没了来路了。
作为开酒坊的人家，黄家当然不可能没有一些存货。但是因为常年来居高不下的粮价，在生意惨淡的情况下，黄家人也在大半年前开始以酿酒用的小米为食。全家上下三十多口人，除了老太爷黄守宗的口粮还是精白米以外，其他人每天就是以一碗清汤寡水数得清米粒的小米粥为生。
即使这样，黄守宗的儿子和孙子们也不敢把现如今自家买卖的惨淡状况告诉老太爷黄守宗。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一个人能活到八十多岁，还能保证头脑清醒身体健康的，这是很少见的。要知道，以帝王至尊的身份和条件，明代帝王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岁，而以“能活”而著称于世的满清皇帝的平均寿命也才五十来岁。像黄守宗这样八十多岁的高龄还耳清目明的状态，也只有现代社会的老人们可以媲美了。
活了八十几岁，一辈子干的又是做生意这样的事情，黄守宗的人情世故可不是一般的毛头小子能够赶得上的。所以即使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可是黄守宗还是不懂声色的好吃好睡。他想的很明白，家里如今的日子可是已经到了死不起人的状况了。一旦自己在这个时候咽了气，光是操办个白事就得把家里折腾垮了。
正是因为害怕自己的死给儿孙带来麻烦，所以黄守宗每天除了吃好睡好之外，还会在自家后院溜溜弯锻炼锻炼腿脚。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黄守宗这样明白事理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增加智慧。他的一个今年已经五六十岁的侄女就是这样的人。
1632年四月里的一天，早就已经嫁出去多年的黄守宗的大侄女孙黄氏就跑到黄家借粮食来了。
孙黄氏年轻的时候通过黄家的那个在吏部当差的亲戚的关系，嫁给了一个户部的年轻吏员。在黄家的姑娘里面，就属她嫁的最好，日子过得最舒服。
六部吏员别看大多都是秀才出身的底层读书人，可是这些人常年累月的把持着基层的位置，使得这些人在自家人世代把持的位置上通过各种吃拿卡要，一个个都是一幅脑满肠肥的样子。
孙黄氏的丈夫，一个叫孙文举的户部吏员就曾经在和黄家人喝酒的时候吹嘘过什么各省高官的打赏啊，什么地方衙门的孝敬啊... -->>
和后世中华老字号的显赫地位不同，1632年北京城里的柳泉居并不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酒楼，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北京市民的，以卖黄酒和小菜为主的山东风味儿的小饭馆儿。
柳泉居始创于隆庆年间。到1632年，这家小饭馆儿也才创立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要是放在现代社会的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够运营这么长时间的买卖一定是有根底，有背景，有渊源，有实力的大买卖了。
可是，在封建农业时代里，这种能够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中小型企业，其实是遍布北京城的。
柳泉居的老板黄守宗原本是山东即墨人。嘉靖年间的时候，即墨遭遇******。黄守宗的父亲带着老婆孩子一路从山东到京师投亲。
在即墨县学了一手酿造山东黄酒本事的黄守宗的父亲，从此带着全家人扎根北京城，凭借着一手酿造黄酒的本事为生。
说起来也是黄守宗家的运气。原本因为皇帝一系出自江南地区，而且朝廷高官多为江南出身，所以北京城里的黄酒买卖还是以江南黄酒为宗。黄守宗的老爹本来酿酒的手段就一般，在这种大环境下，用小米酿造的山东黄酒本来是没什么市场的。但是时间到了隆庆初年，出身北方的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出身北方的高拱成了内阁首辅，整个大明朝上层的风格喜好为之一变。浓油重酱的北方菜开始风行北京，顺带着山东黄酒这种原本是用小米酿造的上不了台面的黄酒在北京的销路也好了起来。
和父亲不同，年轻的黄守宗一方面对于自己的黄酒酿造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四处拜师求教提高自己的酿造水平，更是在北京城内到处寻找优质的水源。另一方面，黄守宗有着更加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功*。
在他的努力下，黄家黄酒开始在北京城内有了一定的名气。
农业时代的北京城因为没有污染，降水也比较丰沛，所以还是能够找到相对优质的水源的。
在黄守宗接掌家业一年之后，他就在一处有着优质水源的地方建成了一家酒坊。酒坊后院是专门酿造黄酒的作坊，酒坊前面则是一家规模不算太大的酒馆。
有正经的手艺，卖的东西质量优秀，家里还有在吏部当差的亲戚（黄家投靠的亲戚是吏部的吏员），黄守宗的买卖并没有受到政权上层的人事变动的影响。这家名字叫做柳泉居的小饭馆儿就这样一直开了下来。
黄守宗二十岁的时候开创了柳泉居，一直以来，黄守宗一直保持着经常到饭馆儿里转一转的习惯。已经八十多岁，早就把饭馆儿的经营交给了儿孙辈的黄守宗一直也放心不下自家的买卖。要不是这两年世道实在不太平，他恐怕还要像以前一样，每天到饭馆儿里面坐上一会儿。
餐饮行业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从天启中后期开始，以北京城内的中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以衙门小吏和一般的买卖人为主要市场目标的柳泉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崇祯皇帝登基，柳泉居的买卖就说不上是赚钱，基本上就是勉强维持了。
和古今中外的那些以“发国难财，出国难名”为目标的高级精英人物们不同，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黄家这样的小买卖人家，最怕的就是社会动荡。因为他们的生计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的。
遇到了动荡和动乱，像柳泉居这样的小买卖，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力。1631年年末的京城暴乱中，要不是因为黄守宗一辈子都诚实守信乐善好施，对于街坊邻居们常常接济帮助的话，这样的小买卖是最容易被狂暴的市民攻击和摧毁的。
即使没有受到市民的攻击和摧毁，但是柳泉居也遭到了进城平乱的辽东兵的洗劫。三十多坛上等精制黄酒被抢，两大缸普通黄酒被打碎流光。柜上的所有现金都被乱兵抢走。黄守宗的孙子，这一代的柳泉居掌柜也在反抗的过程中被打断了一条腿。
不过这些损失对于经营了几十年的柳泉居来说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反倒是在大顺朝立起来之后，因为交通断绝，本来就已经非常难以弄倒的专门用来制酒的小米，现在已经彻底的没了来路了。
作为开酒坊的人家，黄家当然不可能没有一些存货。但是因为常年来居高不下的粮价，在生意惨淡的情况下，黄家人也在大半年前开始以酿酒用的小米为食。全家上下三十多口人，除了老太爷黄守宗的口粮还是精白米以外，其他人每天就是以一碗清汤寡水数得清米粒的小米粥为生。
即使这样，黄守宗的儿子和孙子们也不敢把现如今自家买卖的惨淡状况告诉老太爷黄守宗。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一个人能活到八十多岁，还能保证头脑清醒身体健康的，这是很少见的。要知道，以帝王至尊的身份和条件，明代帝王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岁，而以“能活”而著称于世的满清皇帝的平均寿命也才五十来岁。像黄守宗这样八十多岁的高龄还耳清目明的状态，也只有现代社会的老人们可以媲美了。
活了八十几岁，一辈子干的又是做生意这样的事情，黄守宗的人情世故可不是一般的毛头小子能够赶得上的。所以即使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可是黄守宗还是不懂声色的好吃好睡。他想的很明白，家里如今的日子可是已经到了死不起人的状况了。一旦自己在这个时候咽了气，光是操办个白事就得把家里折腾垮了。
正是因为害怕自己的死给儿孙带来麻烦，所以黄守宗每天除了吃好睡好之外，还会在自家后院溜溜弯锻炼锻炼腿脚。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黄守宗这样明白事理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增加智慧。他的一个今年已经五六十岁的侄女就是这样的人。
1632年四月里的一天，早就已经嫁出去多年的黄守宗的大侄女孙黄氏就跑到黄家借粮食来了。
孙黄氏年轻的时候通过黄家的那个在吏部当差的亲戚的关系，嫁给了一个户部的年轻吏员。在黄家的姑娘里面，就属她嫁的最好，日子过得最舒服。
六部吏员别看大多都是秀才出身的底层读书人，可是这些人常年累月的把持着基层的位置，使得这些人在自家人世代把持的位置上通过各种吃拿卡要，一个个都是一幅脑满肠肥的样子。
孙黄氏的丈夫，一个叫孙文举的户部吏员就曾经在和黄家人喝酒的时候吹嘘过什么各省高官的打赏啊，什么地方衙门的孝敬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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