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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生活，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工业化对于人的生活影响有多大，对于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生活的人来说，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1622年·王书辉·《工业化是最正义的事业》
公元1624年五月，杨守业乘船到了松滋县的码头。
像一切第一次到松滋县的人一样，杨守业先是在乘船的过程中，被长江上冒着白烟的，没有风帆的自行轮船，弄的很迷惑。到了松滋县码头之后，又被有着十条石头栈道的松滋县码头的规模惊了一下。
最后，看到冒着白烟，不断的运动的蒸汽吊车的时候，杨守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见到的令他感到惊奇的东西太多了的原因，反倒不怎么感到奇怪了。
杨守业本来是杭州人，是个军户家庭的出身。嘉靖朝的时候，他的祖父在倭寇作乱东南的过程中，阴差阳错的杀掉了几个落单的倭寇。所以，从此他们家脱离了普通军户农奴般的境遇。他的祖父得到了一个世袭百户的职位。
就这样，这个百户的职衔，在他祖父去世后传给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去世后，又传给了他。
杨守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他的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他们一家人都是本分人。
三代单传的杨家人虽然当了三代大明朝的初级武官，可是，生活在杭州富庶之地的杨家人，并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野心。无论是他的祖父，还是他的父亲，都希望杨守业能够安分守己，把杨家的百户的职衔，跟着大明朝一起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
作为一个年轻人，杨守业从小就被父亲教导要老实本分。他的祖父也好，父亲也好，都认为虽然自己是武官，但是人要是有了武功，就会想要逞威风好意气。所以，虽然杨守业是个武官，但是除了打磨力气，锻炼肌肉以外，家人并没有教给他任何的武艺。
像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希望的一样，杨守业也成了一个老实本分，一心想要传承祖业的人了。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奇怪。希望凭着老实本分收好祖业的人，往往就是守不住祖业的。在一个正在走向末路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有本应该的事情，都变成了不应该。所有以前可以奉为规律的想法，都不再可以作为规律来遵循了。
一心想要守好祖业，一心想要凭借着老实本分，不引人注意的，太太平平的生活下去的杨守业，成了杭州卫里，一个在所有的上官眼中都可有可无的人物。
1624年的正月里，一场突然爆发的兵变，彻底的改变了杨守业的生活。
实际上，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大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彻底的崩溃了。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已经知道了。那是因为，原本是用来供应整个卫所士兵生活所需的军田，一方面因为军户们经过了几代的繁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自然原因，变的越来越不足。
另一方面，因为大小军官和当地的乡绅地主们，一起对军田肆意的掠夺和侵占，把军户变成农奴。所以，整个卫所的士兵都没有了任何的战斗力。
任何事情的现状，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的结果。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大明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了军卫。
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明代的卫所兵制，实乃吸取中国历史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
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後更加以确立。
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无法除军籍的。
尽管如此，军户仍日渐减少。当时的兵部尚书庞尚鹏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
因此，后来有使因犯罪而充军者入军籍之方法，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原，本按照大明朝的卫所制度，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
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
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罗教创始人罗思孚。他本来就是一名卫所兵，后来还是找人顶替之后，才逃离了卫所的。
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
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
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
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
但明宣宗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这个目标逐渐难以达到。
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就开始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
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正统三年（1438年），逃亡官军竟达一百六十三万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从此以后，大明朝开始有募兵之举。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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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生活，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工业化对于人的生活影响有多大，对于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生活的人来说，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1622年·王书辉·《工业化是最正义的事业》
公元1624年五月，杨守业乘船到了松滋县的码头。
像一切第一次到松滋县的人一样，杨守业先是在乘船的过程中，被长江上冒着白烟的，没有风帆的自行轮船，弄的很迷惑。到了松滋县码头之后，又被有着十条石头栈道的松滋县码头的规模惊了一下。
最后，看到冒着白烟，不断的运动的蒸汽吊车的时候，杨守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见到的令他感到惊奇的东西太多了的原因，反倒不怎么感到奇怪了。
杨守业本来是杭州人，是个军户家庭的出身。嘉靖朝的时候，他的祖父在倭寇作乱东南的过程中，阴差阳错的杀掉了几个落单的倭寇。所以，从此他们家脱离了普通军户农奴般的境遇。他的祖父得到了一个世袭百户的职位。
就这样，这个百户的职衔，在他祖父去世后传给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去世后，又传给了他。
杨守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他的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他们一家人都是本分人。
三代单传的杨家人虽然当了三代大明朝的初级武官，可是，生活在杭州富庶之地的杨家人，并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野心。无论是他的祖父，还是他的父亲，都希望杨守业能够安分守己，把杨家的百户的职衔，跟着大明朝一起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
作为一个年轻人，杨守业从小就被父亲教导要老实本分。他的祖父也好，父亲也好，都认为虽然自己是武官，但是人要是有了武功，就会想要逞威风好意气。所以，虽然杨守业是个武官，但是除了打磨力气，锻炼肌肉以外，家人并没有教给他任何的武艺。
像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希望的一样，杨守业也成了一个老实本分，一心想要传承祖业的人了。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奇怪。希望凭着老实本分收好祖业的人，往往就是守不住祖业的。在一个正在走向末路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有本应该的事情，都变成了不应该。所有以前可以奉为规律的想法，都不再可以作为规律来遵循了。
一心想要守好祖业，一心想要凭借着老实本分，不引人注意的，太太平平的生活下去的杨守业，成了杭州卫里，一个在所有的上官眼中都可有可无的人物。
1624年的正月里，一场突然爆发的兵变，彻底的改变了杨守业的生活。
实际上，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大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彻底的崩溃了。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已经知道了。那是因为，原本是用来供应整个卫所士兵生活所需的军田，一方面因为军户们经过了几代的繁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自然原因，变的越来越不足。
另一方面，因为大小军官和当地的乡绅地主们，一起对军田肆意的掠夺和侵占，把军户变成农奴。所以，整个卫所的士兵都没有了任何的战斗力。
任何事情的现状，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的结果。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大明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了军卫。
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明代的卫所兵制，实乃吸取中国历史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
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後更加以确立。
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无法除军籍的。
尽管如此，军户仍日渐减少。当时的兵部尚书庞尚鹏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
因此，后来有使因犯罪而充军者入军籍之方法，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原，本按照大明朝的卫所制度，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
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
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罗教创始人罗思孚。他本来就是一名卫所兵，后来还是找人顶替之后，才逃离了卫所的。
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
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
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
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
但明宣宗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这个目标逐渐难以达到。
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就开始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
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正统三年（1438年），逃亡官军竟达一百六十三万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从此以后，大明朝开始有募兵之举。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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