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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从矿业大学毕业之后，回到西疆的西部矿区矿监局监察二队担任了一名普通的安检员。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行的原因，其实和那个时候中国大部分工人阶级一样，属于子承父业。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煤矿工人。还在旧社会那会，小小年纪的他由于生活所迫，就已经下井干活了，并且很快加入了党的秘密工会组织，后来还被发展成了党员。
解放后，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父亲又报名到了中国的大西北的大西北：西疆西部矿区。作为业务技术骨干，他和一帮子同样从内地去的煤矿工人，一起开创了西部矿区的辉煌，一干就是几十年。
说实话，那会儿全国的条件都非常艰苦，更别提遥远的西部边陲了，说一句完全是拿命在工作一点也不为过。和我父亲一起去西疆的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很多还没有熬到结婚就去世了，有的是死于矿难，有的是死于职业病。
如果说没有一股子为国为民的精神在支撑，那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的，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他们了。
剩下来的那部分人，年龄越来越大，却面临着另一个严重的无法解决的，找不着对象的问题。我父亲虽然侥幸躲过了数次矿难，又被调到了矿区担任行政工作，这条命和身体算是保住了，但同样是老光棍一个，还住在矿区的集体宿舍里，在那方面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晃眼，他已经年近四十，眼看着这辈子真的要奉献给矿区了，组织上给他介绍了一个支援边区教育事业的中学女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小家庭。这个女教师就是我的母亲，至于当时我母亲为什么能看上我父亲，时至今日她也没有透露过什么具体的信息。
但我从小耳闻目睹，还是能看出当年的婚恋观和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个时代的人以国家和事业为重，往往较少考虑个人的问题，即使考虑了，也是倾向于各单位中的积极分子，也就是劳动模范那样的人。
我父母正好都是那样的人，要不然也不会一个投身西部矿区几十年，一个自愿放弃原有的一切，跑到大西北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了。
这样的感情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物质的，也就更加的纯净自然。除此之外，我母亲应该也有她的难处，毕竟一个女孩子背井离乡到一个非本民族为主的偏远地区，找合适的对象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父亲38岁，我母亲也已经33岁。
结婚之后，我父亲就搬离了矿区的集体宿舍，搬进了我母亲学校分给我们的一处住所，这个住所就在学校里面的家属区。从此之后，我们这一家人就真正在西部扎下了根，不准备再回东部了。
我家一共有三个兄弟，我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可能是因为想生个女孩一直没能如愿，我母亲执意给我起名叫“姚岚”，这是个明显带有女性色彩的名字。
托了这个名字的福，我和两个哥哥的性格迥然不同。他们两个天性叛逆，父母让他们向东他们偏向西，让他们干啥他们偏不干啥，结果就是他们两个成功的脱离了家庭的传统，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远方寻找他们自己的幸福去了。
这倒是苦了我了。父亲对煤矿事业忠心耿耿，一门心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巴不得我早点毕业好接他的班，而我母亲则是希望我这个幼子能陪在他们的身边。
说实话，我对煤矿也并非没有感情，再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委婉，对于工作的问题无可无不可，就顺理成章的考上了矿业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西部矿区接了父亲的班，从一名普通的安检员做起。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经过大脑考虑，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障碍，莫名其妙的就上班了。
当然，我上班的时候和我父亲那个时候的矿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有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虽然煤矿的活不好听，又累又脏，但当时煤矿的正式编制还真不好进，正式工下井的很少，在井下干活的工人大多数是临时聘用过来的内地农民子弟，也就是常说的集体工，我们矿区地理位置特殊，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本地原牧民。
我和那些同样是接班的“煤二代”们，和我们的父辈也是不一样的，至少缺少了那份不要命的苦干劲头。不过毕竟是从小熏陶出来的，我们这批人还不至于一无是处，什么也干不了。
上级有什么要求，需要我们跑到偏远一些的小煤矿去检查安全工作，我们也能干的像模像样，蛮是那么回事。即使要求我们深入第一线下井钻黑窟窿，也没见有谁吓得屁滚尿流的，包括我这个不常下井的在内。
也就是说，别看我们这批人在城市里，在井上吃喝玩乐什么都会，到矿区下井却也脏话累活什么都干。俗话说得好：能吃不能干的是懒汉，能干不能吃的傻蛋，既能吃也能干的才是好汉。
我的同学兼同事王小柱，他就是这样一个好汉的典型。
王小柱的家庭背景和我差不多，虽然不住在一起，但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从内地来的技术骨干，打小我们两个就认识，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交情。
后来虽然不在一个班，但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俩始终在一所学校读书。我为人处事不如王小柱，身体也不如王小柱那么壮实，胆子又小，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王小柱就每天和我一起上学放学，借此向众人宣示我们俩的关系，遇到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他从来不问对方是几个人，上去挥拳就打抬腿就踹，帮我解了好多次的围。
同时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他父母经常叫我去他家帮王小柱补习功课。说真的，王小柱打架还行学习真不行，无论怎么帮他，他就是那个不死不活的成绩了。
“补什么呀！你学习好最后还不是接老人的班？又能比我强哪去？你要是和我一个班，都不如考试的时候给我传张纸条！”这是王小柱的原话，很不幸真的被他说中了。
有人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最好的组合是能互补，各有各的强项能帮助对方，各有各的弱点需要对方来弥补。因为这些原因，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铁，终于定格在了死党的程度。
可惜王小柱没有考上大学，他最后读的是矿区开办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其实就是给煤矿系统的子弟一个出路而已，混到毕业接起班来能理直气壮，不被人家说没文凭也能有工作的闲话。
等我从大学回来接班的时候，王小柱早就在矿监局上了两年班了，还混了个监察二队副队长的初级职位，成了我的上级。对王小柱的仕途升迁我完全没有任何意见，不会有因为自己读了大学还不如别人的嫉妒心理。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和王小柱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我也知道在这个行当里，只有文化是不行的。安检员没事的时候真是清闲，一旦有起事来，每天都要和恶劣的环境打交道，那种辛苦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能想象的出来。
而且安检员面对的主要对象，基本都是半文盲的矿工们（这绝不是歧视，因为很多矿工确实没有文化，但他们在井下的工作做得相当棒，只是工作和我不同吧），他们别的不服，就服能打架讲义气的家伙。文绉绉的人在矿区是吃不开的，也是很难得到提升的。
当然，又有文化又会打架的人最吃香，但那要求就有点严苛了，也不太切合实际。
所以我一回来，立刻和王小柱又恢复了那种互补的状态。虽说在工作上我是他的下级，可我们没事就混在一起，也不分上班下班，好的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王小柱知道我干体力活有点难度，这方面特别的照顾我，他能做主的时候尽量给我些文案工作，即使必须要干的活大多也都由他代办了，所以我下井的次数很少。我呢，还像以前一样，王小柱有什么报告之类的要写，我是义无反顾的提笔代劳，解决了他的一大烦恼。
那个时候年轻，日子过得... -->>
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从矿业大学毕业之后，回到西疆的西部矿区矿监局监察二队担任了一名普通的安检员。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行的原因，其实和那个时候中国大部分工人阶级一样，属于子承父业。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煤矿工人。还在旧社会那会，小小年纪的他由于生活所迫，就已经下井干活了，并且很快加入了党的秘密工会组织，后来还被发展成了党员。
解放后，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父亲又报名到了中国的大西北的大西北：西疆西部矿区。作为业务技术骨干，他和一帮子同样从内地去的煤矿工人，一起开创了西部矿区的辉煌，一干就是几十年。
说实话，那会儿全国的条件都非常艰苦，更别提遥远的西部边陲了，说一句完全是拿命在工作一点也不为过。和我父亲一起去西疆的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很多还没有熬到结婚就去世了，有的是死于矿难，有的是死于职业病。
如果说没有一股子为国为民的精神在支撑，那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的，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他们了。
剩下来的那部分人，年龄越来越大，却面临着另一个严重的无法解决的，找不着对象的问题。我父亲虽然侥幸躲过了数次矿难，又被调到了矿区担任行政工作，这条命和身体算是保住了，但同样是老光棍一个，还住在矿区的集体宿舍里，在那方面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晃眼，他已经年近四十，眼看着这辈子真的要奉献给矿区了，组织上给他介绍了一个支援边区教育事业的中学女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小家庭。这个女教师就是我的母亲，至于当时我母亲为什么能看上我父亲，时至今日她也没有透露过什么具体的信息。
但我从小耳闻目睹，还是能看出当年的婚恋观和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个时代的人以国家和事业为重，往往较少考虑个人的问题，即使考虑了，也是倾向于各单位中的积极分子，也就是劳动模范那样的人。
我父母正好都是那样的人，要不然也不会一个投身西部矿区几十年，一个自愿放弃原有的一切，跑到大西北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了。
这样的感情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物质的，也就更加的纯净自然。除此之外，我母亲应该也有她的难处，毕竟一个女孩子背井离乡到一个非本民族为主的偏远地区，找合适的对象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父亲38岁，我母亲也已经33岁。
结婚之后，我父亲就搬离了矿区的集体宿舍，搬进了我母亲学校分给我们的一处住所，这个住所就在学校里面的家属区。从此之后，我们这一家人就真正在西部扎下了根，不准备再回东部了。
我家一共有三个兄弟，我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可能是因为想生个女孩一直没能如愿，我母亲执意给我起名叫“姚岚”，这是个明显带有女性色彩的名字。
托了这个名字的福，我和两个哥哥的性格迥然不同。他们两个天性叛逆，父母让他们向东他们偏向西，让他们干啥他们偏不干啥，结果就是他们两个成功的脱离了家庭的传统，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远方寻找他们自己的幸福去了。
这倒是苦了我了。父亲对煤矿事业忠心耿耿，一门心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巴不得我早点毕业好接他的班，而我母亲则是希望我这个幼子能陪在他们的身边。
说实话，我对煤矿也并非没有感情，再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委婉，对于工作的问题无可无不可，就顺理成章的考上了矿业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西部矿区接了父亲的班，从一名普通的安检员做起。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经过大脑考虑，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障碍，莫名其妙的就上班了。
当然，我上班的时候和我父亲那个时候的矿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有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虽然煤矿的活不好听，又累又脏，但当时煤矿的正式编制还真不好进，正式工下井的很少，在井下干活的工人大多数是临时聘用过来的内地农民子弟，也就是常说的集体工，我们矿区地理位置特殊，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本地原牧民。
我和那些同样是接班的“煤二代”们，和我们的父辈也是不一样的，至少缺少了那份不要命的苦干劲头。不过毕竟是从小熏陶出来的，我们这批人还不至于一无是处，什么也干不了。
上级有什么要求，需要我们跑到偏远一些的小煤矿去检查安全工作，我们也能干的像模像样，蛮是那么回事。即使要求我们深入第一线下井钻黑窟窿，也没见有谁吓得屁滚尿流的，包括我这个不常下井的在内。
也就是说，别看我们这批人在城市里，在井上吃喝玩乐什么都会，到矿区下井却也脏话累活什么都干。俗话说得好：能吃不能干的是懒汉，能干不能吃的傻蛋，既能吃也能干的才是好汉。
我的同学兼同事王小柱，他就是这样一个好汉的典型。
王小柱的家庭背景和我差不多，虽然不住在一起，但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从内地来的技术骨干，打小我们两个就认识，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交情。
后来虽然不在一个班，但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俩始终在一所学校读书。我为人处事不如王小柱，身体也不如王小柱那么壮实，胆子又小，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王小柱就每天和我一起上学放学，借此向众人宣示我们俩的关系，遇到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他从来不问对方是几个人，上去挥拳就打抬腿就踹，帮我解了好多次的围。
同时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他父母经常叫我去他家帮王小柱补习功课。说真的，王小柱打架还行学习真不行，无论怎么帮他，他就是那个不死不活的成绩了。
“补什么呀！你学习好最后还不是接老人的班？又能比我强哪去？你要是和我一个班，都不如考试的时候给我传张纸条！”这是王小柱的原话，很不幸真的被他说中了。
有人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最好的组合是能互补，各有各的强项能帮助对方，各有各的弱点需要对方来弥补。因为这些原因，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铁，终于定格在了死党的程度。
可惜王小柱没有考上大学，他最后读的是矿区开办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其实就是给煤矿系统的子弟一个出路而已，混到毕业接起班来能理直气壮，不被人家说没文凭也能有工作的闲话。
等我从大学回来接班的时候，王小柱早就在矿监局上了两年班了，还混了个监察二队副队长的初级职位，成了我的上级。对王小柱的仕途升迁我完全没有任何意见，不会有因为自己读了大学还不如别人的嫉妒心理。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和王小柱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我也知道在这个行当里，只有文化是不行的。安检员没事的时候真是清闲，一旦有起事来，每天都要和恶劣的环境打交道，那种辛苦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能想象的出来。
而且安检员面对的主要对象，基本都是半文盲的矿工们（这绝不是歧视，因为很多矿工确实没有文化，但他们在井下的工作做得相当棒，只是工作和我不同吧），他们别的不服，就服能打架讲义气的家伙。文绉绉的人在矿区是吃不开的，也是很难得到提升的。
当然，又有文化又会打架的人最吃香，但那要求就有点严苛了，也不太切合实际。
所以我一回来，立刻和王小柱又恢复了那种互补的状态。虽说在工作上我是他的下级，可我们没事就混在一起，也不分上班下班，好的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王小柱知道我干体力活有点难度，这方面特别的照顾我，他能做主的时候尽量给我些文案工作，即使必须要干的活大多也都由他代办了，所以我下井的次数很少。我呢，还像以前一样，王小柱有什么报告之类的要写，我是义无反顾的提笔代劳，解决了他的一大烦恼。
那个时候年轻，日子过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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