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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等先生著写的，那本著名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湿儒敏、吴福辉著。242-2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中，温儒敏先生这样来比较和定位老舍：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243页）。谈到巴金时，温先生又进一步作了比较：巴金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30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259页）这样比较是很成问题的，原因有五。
其一，单就长篇创作说，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个高峰，以《骆驼祥子》、《离婚》等为主，40年代、60年代还各有一次，以《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为主，而茅盾、巴金，只在30年代有过那么一次，此后就基本“停步”了；其二，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是和茅盾很不一样的东西，如果硬要拉条线出来的话，那么茅盾和巴金在长篇上的风格、思想倾向，倒应该更接近的，属于“革命”文学系列，斗争气息较浓，老舍则冲淡、柔和得多；其三，老舍经典著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的语言，是茅盾，尤其是巴金远远比不了的，今天的人怕是很难再喜欢《子夜》和《家》，但对老舍，因了他语言上的无与伦比，像《红楼梦》一样，耐看，到什么时候都有人爱读，受益无穷；其四，仅拿三人30年代的代表作比，《子夜》和《家》在整体的艺术性有着致命的缺陷，更比不了《骆驼祥子》，也不如《离婚》。
若从文学性看，《子夜》的那些“伟大主题”，不仅可读性极差，而且主题先行，大量的是社会调查的素材的堆积，未经情感的燃烧和深切体验。颇有些社会文献的味道，像形象化的论说文，宣传品，是专写给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看的。过于急功近利的后果是，“被一个时代认为‘正确’的作品，其生命力往往是短暂的，因为所谓‘正确’会很快因时间地点条件而转化，带有很强的时间性，而矛盾和困惑常常是超越时空的……写《子夜》时的茅盾不矛盾了，变得‘正确’了，因而……《子夜》这部作品，浅显通俗，一览无余，作品经不住任何回味，用不着任何阐释……而经典著作应该是经得住后代不断阐释的复杂的深不见底的艺术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6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家》的艺术性，比《子夜》要好，作者巴金是典型的小说家，他在创作中用人物和情节来思维，通常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的一个主角，由他推进情节发展，反映“激情”生活，刻画“激情”人物，吸引入放不下来。但其中有些章节冗长、沉闷、罗嗦，写得不像，和他的“爱情三部曲”以及晚年所写的《随想录》一样，单纯浅显，甚至有点幼稚。文字也较糙。
其五，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三条近似的发展线：占主导地位的，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萧红、巴金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处于“边缘”地位，远离时代，追求艺术独立的品性，强调审美价值，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发挥其影响功效的“美文”、“性灵派”传统，代表作家有沈从文、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张恨水、金庸、汪曾祺等；第三线则是既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追求纯真艺术效果，又有强烈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的作家，周转于两极之间，以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曹禺等人为代表。具体到老舍，他是第三条线上的最佳典型。
好在老舍的功利化取向并不彻底、完全，让他写“新事物”、“新生活”时，那是为难他了，那支笔也是生疏、艰涩的。当写熟悉的生活，写旧人旧事旧社会旧年代，尤其是回到他的北平，写老北京的生活世相时，他的艺术世界又变得精彩卓越了。
从他抗战后期所写的《四世同堂》和一些散文、创作谈，以及1957年、1961年年底前后，写就的《茶馆》、《正红旗下》，都能看出他的这些变化，他创作心理上天才般的矛盾和彷徨。
以巴金、茅盾这样的天赋，虽也都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苦恼、折磨，但总体上说，他们小说创作上的生涯——说得再苛刻一点，其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成于并止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前了（晚年巴金倒是写过一部“大书”《随想录》的，但它除了有点史料或资料性的价值外，就再无多少可取之处了。参见蒋泥：《读懂巴金》（《另类童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巴金的底线》（《闲话》2007午第一期）等。）。
如此，笔者才认为，老舍和茅盾、巴金，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小说或文学大师。温儒敏先生的判断有待商榷。
由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等先生著写的，那本著名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湿儒敏、吴福辉著。242-2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中，温儒敏先生这样来比较和定位老舍：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243页）。谈到巴金时，温先生又进一步作了比较：巴金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30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259页）这样比较是很成问题的，原因有五。
其一，单就长篇创作说，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个高峰，以《骆驼祥子》、《离婚》等为主，40年代、60年代还各有一次，以《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为主，而茅盾、巴金，只在30年代有过那么一次，此后就基本“停步”了；其二，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是和茅盾很不一样的东西，如果硬要拉条线出来的话，那么茅盾和巴金在长篇上的风格、思想倾向，倒应该更接近的，属于“革命”文学系列，斗争气息较浓，老舍则冲淡、柔和得多；其三，老舍经典著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的语言，是茅盾，尤其是巴金远远比不了的，今天的人怕是很难再喜欢《子夜》和《家》，但对老舍，因了他语言上的无与伦比，像《红楼梦》一样，耐看，到什么时候都有人爱读，受益无穷；其四，仅拿三人30年代的代表作比，《子夜》和《家》在整体的艺术性有着致命的缺陷，更比不了《骆驼祥子》，也不如《离婚》。
若从文学性看，《子夜》的那些“伟大主题”，不仅可读性极差，而且主题先行，大量的是社会调查的素材的堆积，未经情感的燃烧和深切体验。颇有些社会文献的味道，像形象化的论说文，宣传品，是专写给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看的。过于急功近利的后果是，“被一个时代认为‘正确’的作品，其生命力往往是短暂的，因为所谓‘正确’会很快因时间地点条件而转化，带有很强的时间性，而矛盾和困惑常常是超越时空的……写《子夜》时的茅盾不矛盾了，变得‘正确’了，因而……《子夜》这部作品，浅显通俗，一览无余，作品经不住任何回味，用不着任何阐释……而经典著作应该是经得住后代不断阐释的复杂的深不见底的艺术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6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家》的艺术性，比《子夜》要好，作者巴金是典型的小说家，他在创作中用人物和情节来思维，通常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的一个主角，由他推进情节发展，反映“激情”生活，刻画“激情”人物，吸引入放不下来。但其中有些章节冗长、沉闷、罗嗦，写得不像，和他的“爱情三部曲”以及晚年所写的《随想录》一样，单纯浅显，甚至有点幼稚。文字也较糙。
其五，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三条近似的发展线：占主导地位的，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萧红、巴金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处于“边缘”地位，远离时代，追求艺术独立的品性，强调审美价值，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发挥其影响功效的“美文”、“性灵派”传统，代表作家有沈从文、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张恨水、金庸、汪曾祺等；第三线则是既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追求纯真艺术效果，又有强烈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的作家，周转于两极之间，以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曹禺等人为代表。具体到老舍，他是第三条线上的最佳典型。
好在老舍的功利化取向并不彻底、完全，让他写“新事物”、“新生活”时，那是为难他了，那支笔也是生疏、艰涩的。当写熟悉的生活，写旧人旧事旧社会旧年代，尤其是回到他的北平，写老北京的生活世相时，他的艺术世界又变得精彩卓越了。
从他抗战后期所写的《四世同堂》和一些散文、创作谈，以及1957年、1961年年底前后，写就的《茶馆》、《正红旗下》，都能看出他的这些变化，他创作心理上天才般的矛盾和彷徨。
以巴金、茅盾这样的天赋，虽也都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苦恼、折磨，但总体上说，他们小说创作上的生涯——说得再苛刻一点，其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成于并止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前了（晚年巴金倒是写过一部“大书”《随想录》的，但它除了有点史料或资料性的价值外，就再无多少可取之处了。参见蒋泥：《读懂巴金》（《另类童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巴金的底线》（《闲话》2007午第一期）等。）。
如此，笔者才认为，老舍和茅盾、巴金，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小说或文学大师。温儒敏先生的判断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