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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有多重人格吗?如何理解他的政治“热情”?有多少是他真实的热情?
1954年8月21日,老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中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他感到很激动,有了思路,要写一部《一家代表》的戏。如林斤澜说的,《茶馆》的前身是《一家代表》,或者说《一家代表》催生了《茶馆》。当时搞了个“小小的”运动,叫普选的宣传运动。但《一家代表》交给人艺时,这个运动已经过去,别的大运动露出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后来觉得没劲,就收了。不过老舍不可能就此扔掉它,从前的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参政议政,老舍非常看重这个思想。便在《一家代表》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四幕六场话剧《秦氏三兄弟》,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到1948年的学生运动。大家就在人艺剧院前厅二楼北侧会议室,听老舍朗读。院长曹禺看到第一幕写北京裕泰大茶馆时,则处于狂喜状态。“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了。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曹禺反复申明,它“古典”、“够古典水平”。人艺的其他人也一致认为第一幕超出一般水平,后两幕还不行,上下不协调,单摆浮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需要进一步修改。老舍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帮助。他在美国时就考虑要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但到第二幕写民国、国民党时代,他很发愁应该怎样写下去。
“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现在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戏拿不出来呢?”
人艺的人产生了两种修改方案。一天上午,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来到老舍家,曹禺谈了第一种方案:将就原稿,提出“最佳修改”的“具体”意见。谈到中间,老舍听出意思来了,打断谈话,表示另写。接着焦菊隐第二方案上场,认为就以这“单摆浮搁”的这场戏为主,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还说“所有的事件都在茶馆里进行”,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这个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对焦菊隐的每一句话都听得非常入神,有时眼睛又不住地移动,好像已在构思另一个新剧本了。显然焦菊隐的方案,正中老舍下怀。
但对于他的可以不写新时代,仍表惊讶:“不写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写就不写。”
老舍理明了思路。埋头写作,还没写完,就急着把于是之找来,兴致勃勃地谈了笔下快呼之欲出的王利发这个角色。他说:“我这个掌柜的,可是从小演到老,二十几岁演到七八十,一共得有好几百句台词呢!”这么一说,于是之也有了一股创作冲动。等剧本公布,他赶紧写了一篇很长的申请书,一再恳切地希望:“就让我演吧。”(本节参见陈徒手:《<茶馆>诞生始末及命运》。)3个月后,老舍写成剧本,交给人艺。1957年12月2日,老舍还在人艺剧院205会议室,向全体演员朗读《茶馆》。年底,侥幸躲过“反右”一劫,被传为“不戴帽子的右派”的焦菊隐以戴罪立功的态度来到排练场,心情郁闷的他把一身本事都用到《茶馆》中。焦菊隐跟老舍没有私交,是面子上的事,但两人相互尊重。有时焦菊隐没商量就改了台词,老舍心里有意见。老舍就一次一次来听,你们提,我自己改,不叫你们改。老舍坚持要出文学本,也有保持自己东西的意味。
应该说,老舍认真,焦菊隐较真儿,戏排出来就有个样子,水平很高。
在看完《茶馆》连排后,1958年3月5日老舍又到演员中去,对表演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角度,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王掌柜的口要“老”点,少年老成,能干得不得了。
穿灰大褂的不要坐在房口,这样没人敢进茶馆来。
松二爷的话要“润”,说得有滋味,寻着人叫好的意思,恍然自得。二德子走路不对,架子大,不像一般戏里的打手。唐铁嘴,走要溜,像打幡上坟的穷生。卖女儿的戏没做足,不是很感动人。
秦二爷是个人物,戏已交待清楚。
常四爷是旗人小官,身体壮,有正义感。那时看到大清国不成的人很少,承袭满族人跑马射箭。
太监,说话漂亮,态度柔和,雅。
刘麻子、人犯,应付人一人一样。
逃兵,我们现在看了他们的可笑。当时的兵相当讲究,有他们聪明之处(北京人艺1958年《老舍先生看茶馆连排意见》记录手稿。)。
焦菊隐对老舍写人物的大手笔和看人世的眼光极为推崇,欣赏老舍又刁又狠的点评,认为这些三言两语恰恰能帮助演员们开窍,有一通百通之效。在老舍讲评后,他再次强调《茶馆》中人物的重要性:“许多人在这部戏中就是一两分钟戏,要使观众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要叫观众心里叫好。这个戏不是看故事,是要看人的。”
1958年3月5日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指标。北京人艺参照了青年艺术剧院的“跃进”指标,立即做了调整,定下全年演出场次为950场,创作220件。当天组织全院人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到全国文联“报喜”。《茶馆》在此时悄然排演,建立了以童超为队长,马群、胡宗温为副队长的演出队,4月份坚持在首都剧场演出,一演就是49场。但越来越火热的大跃进气氛不能容忍《茶馆》的存在,文化部某官员7月10日越级跑到人艺开党组会,会上指责道:“《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
他整整批了一上午,点了于是之等好几个人的名字。党组的人心里不服也不敢说,只能决定停演。好在当晚预定苏联专家彼得罗夫来看《茶馆》,由老舍、梅兰芳陪同,只好等第二天停演,否则就要退当天的票。但他们没跟老舍先生说明真实的停演原因,没说党内的事,只说要轮换节目。
停演前后,非议已经接踵而来。如剧中秦二爷有一句台词:“我的工厂封了。”有领导就说那不是指工商业改造,不是与党对着干吗?有人则说全剧结束时三个老头撤纸钱,是为新社会唱葬歌。秦仲义的台词“这支笔原是签合同的,现在没用了”,则是影射公私合营,污蔑新社会一天不如一天等。
陈徒手在人艺保存的《茶馆》档案中,发现了《读书》1959年第2期,里面有一篇署名文章《评老舍的(茶馆)》,充满火药味:王利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性格,难道不应该予以批判?作者对此没有有力量地给予批判,反而在最后通过王的自白,把他的这种行为美化了。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 -->>
老舍有多重人格吗?如何理解他的政治“热情”?有多少是他真实的热情?
1954年8月21日,老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中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他感到很激动,有了思路,要写一部《一家代表》的戏。如林斤澜说的,《茶馆》的前身是《一家代表》,或者说《一家代表》催生了《茶馆》。当时搞了个“小小的”运动,叫普选的宣传运动。但《一家代表》交给人艺时,这个运动已经过去,别的大运动露出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后来觉得没劲,就收了。不过老舍不可能就此扔掉它,从前的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参政议政,老舍非常看重这个思想。便在《一家代表》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四幕六场话剧《秦氏三兄弟》,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到1948年的学生运动。大家就在人艺剧院前厅二楼北侧会议室,听老舍朗读。院长曹禺看到第一幕写北京裕泰大茶馆时,则处于狂喜状态。“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了。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曹禺反复申明,它“古典”、“够古典水平”。人艺的其他人也一致认为第一幕超出一般水平,后两幕还不行,上下不协调,单摆浮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需要进一步修改。老舍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帮助。他在美国时就考虑要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但到第二幕写民国、国民党时代,他很发愁应该怎样写下去。
“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现在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戏拿不出来呢?”
人艺的人产生了两种修改方案。一天上午,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来到老舍家,曹禺谈了第一种方案:将就原稿,提出“最佳修改”的“具体”意见。谈到中间,老舍听出意思来了,打断谈话,表示另写。接着焦菊隐第二方案上场,认为就以这“单摆浮搁”的这场戏为主,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还说“所有的事件都在茶馆里进行”,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这个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对焦菊隐的每一句话都听得非常入神,有时眼睛又不住地移动,好像已在构思另一个新剧本了。显然焦菊隐的方案,正中老舍下怀。
但对于他的可以不写新时代,仍表惊讶:“不写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写就不写。”
老舍理明了思路。埋头写作,还没写完,就急着把于是之找来,兴致勃勃地谈了笔下快呼之欲出的王利发这个角色。他说:“我这个掌柜的,可是从小演到老,二十几岁演到七八十,一共得有好几百句台词呢!”这么一说,于是之也有了一股创作冲动。等剧本公布,他赶紧写了一篇很长的申请书,一再恳切地希望:“就让我演吧。”(本节参见陈徒手:《<茶馆>诞生始末及命运》。)3个月后,老舍写成剧本,交给人艺。1957年12月2日,老舍还在人艺剧院205会议室,向全体演员朗读《茶馆》。年底,侥幸躲过“反右”一劫,被传为“不戴帽子的右派”的焦菊隐以戴罪立功的态度来到排练场,心情郁闷的他把一身本事都用到《茶馆》中。焦菊隐跟老舍没有私交,是面子上的事,但两人相互尊重。有时焦菊隐没商量就改了台词,老舍心里有意见。老舍就一次一次来听,你们提,我自己改,不叫你们改。老舍坚持要出文学本,也有保持自己东西的意味。
应该说,老舍认真,焦菊隐较真儿,戏排出来就有个样子,水平很高。
在看完《茶馆》连排后,1958年3月5日老舍又到演员中去,对表演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角度,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王掌柜的口要“老”点,少年老成,能干得不得了。
穿灰大褂的不要坐在房口,这样没人敢进茶馆来。
松二爷的话要“润”,说得有滋味,寻着人叫好的意思,恍然自得。二德子走路不对,架子大,不像一般戏里的打手。唐铁嘴,走要溜,像打幡上坟的穷生。卖女儿的戏没做足,不是很感动人。
秦二爷是个人物,戏已交待清楚。
常四爷是旗人小官,身体壮,有正义感。那时看到大清国不成的人很少,承袭满族人跑马射箭。
太监,说话漂亮,态度柔和,雅。
刘麻子、人犯,应付人一人一样。
逃兵,我们现在看了他们的可笑。当时的兵相当讲究,有他们聪明之处(北京人艺1958年《老舍先生看茶馆连排意见》记录手稿。)。
焦菊隐对老舍写人物的大手笔和看人世的眼光极为推崇,欣赏老舍又刁又狠的点评,认为这些三言两语恰恰能帮助演员们开窍,有一通百通之效。在老舍讲评后,他再次强调《茶馆》中人物的重要性:“许多人在这部戏中就是一两分钟戏,要使观众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要叫观众心里叫好。这个戏不是看故事,是要看人的。”
1958年3月5日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指标。北京人艺参照了青年艺术剧院的“跃进”指标,立即做了调整,定下全年演出场次为950场,创作220件。当天组织全院人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到全国文联“报喜”。《茶馆》在此时悄然排演,建立了以童超为队长,马群、胡宗温为副队长的演出队,4月份坚持在首都剧场演出,一演就是49场。但越来越火热的大跃进气氛不能容忍《茶馆》的存在,文化部某官员7月10日越级跑到人艺开党组会,会上指责道:“《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
他整整批了一上午,点了于是之等好几个人的名字。党组的人心里不服也不敢说,只能决定停演。好在当晚预定苏联专家彼得罗夫来看《茶馆》,由老舍、梅兰芳陪同,只好等第二天停演,否则就要退当天的票。但他们没跟老舍先生说明真实的停演原因,没说党内的事,只说要轮换节目。
停演前后,非议已经接踵而来。如剧中秦二爷有一句台词:“我的工厂封了。”有领导就说那不是指工商业改造,不是与党对着干吗?有人则说全剧结束时三个老头撤纸钱,是为新社会唱葬歌。秦仲义的台词“这支笔原是签合同的,现在没用了”,则是影射公私合营,污蔑新社会一天不如一天等。
陈徒手在人艺保存的《茶馆》档案中,发现了《读书》1959年第2期,里面有一篇署名文章《评老舍的(茶馆)》,充满火药味:王利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性格,难道不应该予以批判?作者对此没有有力量地给予批判,反而在最后通过王的自白,把他的这种行为美化了。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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