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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九章 矛盾
当初在选派留学生前往德国学习军事的时候，谭延闿手头上的资金非常富裕，便打破每年输送十个优秀人才前往德国的初衷，改为四十人，这也是和去年甲午战争战局变化太快，有很深的联系。实际上在谭延闿自己看来这一次四十人都有些多了，便安排了三个档次一年期、两年期和四年期三种军事留学生，一年期和两年期都不是自己考上的，而是通过毛瑟兵工厂和李鸿章的关系由德国军校方面进行的军官速成培养，能够自己凭本事考上正规德国军事院校的不过才十二个人，他们将会接受四年的正规军官军事教育。
其实北洋武备学堂也有选派优等生前往德国军事院校深造的计划，人数并不多，但历史名人却不少，像在直隶督标炮队中服役的段祺瑞便是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前往德国进行深造的，回来后被谭延闿选中分到炮营做哨长。
像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这三个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谭延闿虽然都吸收他们进入直隶督标，但是却并不看好他们，只安排他们当哨长。一方面这些人的军事素质确实和谭延闿手下的侍卫队出身军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一方面他们虽然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但他们在传统的旧式军队中待过很长时间，已经沾染了一些非常坏的习气，这才是谭延闿不愿意重用他们的根本原因，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军队军官年龄不要偏高，侍卫队出身的军官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
历史已经发生太多的改变，谭延闿自己将原本属于袁世凯的位子给占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像段祺瑞等历史名人，谭延闿也并不刻意回避，这些人在袁世凯的手下做过一些错事，但自己现在是他们的头领，他们未必会走同样的道路。据谭延闿前生记忆所知，这些历史上的北洋将领乃至以后的全国总统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至少有一项还是让他颇为赞许的——在北洋中真正有着巨大影响力诸如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人，在日本占领后的诱降中一个都没有骨头软的，反倒是那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成了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
与段祺瑞等北洋历史名人相比，现在最吸引谭延闿目光的是那个在会试考场上匆匆一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一个月前康有为成立了“强学会”，这让谭延闿非常恼火，相比康有为的强学会在短期内飞快蹿起，自己的《强学文摘》可是经历了几年的悉心经营，深知康有为最后结局的他不得不要考虑自己的《强学文摘》是不是要换个名字，以避免未来的无妄之灾。
康有为创建强学会的消息并不是沈静等亲密的幕僚告诉谭延闿的，而是谭钟麟告诉他的。因为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公车上书影响非常大，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却以“变法强国”这一理念影响了众多有识之士。会试过后康有为得进士选入工部任主事，借着公车上书这股士气开办了《万国公报》，并且组建了强学会，以此来宣传自己的仿效日本变法强国的思想。
强学会在琉璃厂租了一个院子作为会址，购置各种图书供人阅览，并且每隔三天进行一次集会讨论中国自强之学，同时也顺道批判李鸿章等人在甲午战争的卖国行为。为了扩大影响，康有为等人还自己出资办了《万国公报》，上面专门刊载西洋列强国家和日本的政事要闻，而且还发表一些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张出现在京师的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当然这个时候的《万国公报》由于经费有限，而且康有为梁启超的办报初衷就是想要在政界引起反响，所以《万国公报》主要是附在朝廷邸报后面，免费发给各个衙门口的。
《万国公报》的体例基本上完全效法《强学文摘》，不过在政论体文章上却要比谭延闿的《强学文摘》更加辛辣，直指要害，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引起举国轰动的时刻，这种措辞极为辛辣的文章很容易挑起读者的共鸣，所以《万国公报》发行之后引起了很深远的反响。一时间《万国公报》的风头居然盖过已经经过数年发展运作的《强学文摘》，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万国公报》是强学会的报刊，而《强学文摘》的来头则是那个三元及第的状元郎在数年前开办的。
尽管《万国公报》的风头甚健，但是已经交给沈静主持的《强学文摘》依旧是非常沉稳的保持了自己的创刊风格，对于每期还是以介绍国外的情况为主，政论性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欧美列强国家政治事件的评论，至于国内也有，但是总体比例不大，而且言辞风格非常内敛，这正好和《万国公报》的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开始并不打算自己办《万国公报》的，办一份免费的报纸虽然成本上并不算高，但对于他们而言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向已经将总部搬到天津的《强学文摘》来投稿。这样一来也可以借助《强学文摘》的名气，来推广自己的政治思想，可惜他们的文章被沈静认为是“言辞过于尖锐”，而且在交给谭延闿的时候，谭延闿也明确的指示沈静不要使用他们的文章。在万般无奈之下，康有为和梁启超终于决定自己来办报。
从心里面讲谭延闿还是非常欣赏他们的政论文章的，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危机，当然甲午战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但能够写出这种水平的政论文章，这还是非常少见的。不过谭延闿心中更明白只有先生存下去才有希望看到黎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太过锋锐，而且李鸿章等人一直就是他们的靶子，这和谭延闿的政治目标有着严重的冲突，他当然不会使用康有为等人的文章。
康有为梁启超的举动倒是一时间吸引了不少思想比较开明的众多官吏，经过一番努力名气也渐渐的大了起来，甚至是朝中的大佬诸如孙家鼐、翁同龢、张萌恒等人对此都非常关注，还有一些中层官吏如翰林院的徐世昌、张孝廉、丁立君等人对强学会的活动也是颇为热心。直到最后这些官吏都加入了强学会，在得知《万国公报》发行中经费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之后，纷纷慷慨解囊。
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等朝廷大佬对于强学会的支持，使得强学会的声望如日中天，在京各个官员出于各种目的也都纷纷入会并且捐出巨资来支持强学会的运作，引起谭延闿关注的是袁世凯居然还捐了两千两银子。这些捐款使得《万国公报》终于跨过了开办初期经费非常紧张的阶段，而且上面的批判弊政的文章比例也越来越大。
为了避免殃及池鱼，谭延闿决定将《强学文摘》更名为《时务要闻》，想让康有为他们改强学会的名字，... -->>
第一百二十九章 矛盾
当初在选派留学生前往德国学习军事的时候，谭延闿手头上的资金非常富裕，便打破每年输送十个优秀人才前往德国的初衷，改为四十人，这也是和去年甲午战争战局变化太快，有很深的联系。实际上在谭延闿自己看来这一次四十人都有些多了，便安排了三个档次一年期、两年期和四年期三种军事留学生，一年期和两年期都不是自己考上的，而是通过毛瑟兵工厂和李鸿章的关系由德国军校方面进行的军官速成培养，能够自己凭本事考上正规德国军事院校的不过才十二个人，他们将会接受四年的正规军官军事教育。
其实北洋武备学堂也有选派优等生前往德国军事院校深造的计划，人数并不多，但历史名人却不少，像在直隶督标炮队中服役的段祺瑞便是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前往德国进行深造的，回来后被谭延闿选中分到炮营做哨长。
像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这三个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谭延闿虽然都吸收他们进入直隶督标，但是却并不看好他们，只安排他们当哨长。一方面这些人的军事素质确实和谭延闿手下的侍卫队出身军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一方面他们虽然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但他们在传统的旧式军队中待过很长时间，已经沾染了一些非常坏的习气，这才是谭延闿不愿意重用他们的根本原因，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军队军官年龄不要偏高，侍卫队出身的军官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
历史已经发生太多的改变，谭延闿自己将原本属于袁世凯的位子给占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像段祺瑞等历史名人，谭延闿也并不刻意回避，这些人在袁世凯的手下做过一些错事，但自己现在是他们的头领，他们未必会走同样的道路。据谭延闿前生记忆所知，这些历史上的北洋将领乃至以后的全国总统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至少有一项还是让他颇为赞许的——在北洋中真正有着巨大影响力诸如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人，在日本占领后的诱降中一个都没有骨头软的，反倒是那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成了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
与段祺瑞等北洋历史名人相比，现在最吸引谭延闿目光的是那个在会试考场上匆匆一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一个月前康有为成立了“强学会”，这让谭延闿非常恼火，相比康有为的强学会在短期内飞快蹿起，自己的《强学文摘》可是经历了几年的悉心经营，深知康有为最后结局的他不得不要考虑自己的《强学文摘》是不是要换个名字，以避免未来的无妄之灾。
康有为创建强学会的消息并不是沈静等亲密的幕僚告诉谭延闿的，而是谭钟麟告诉他的。因为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公车上书影响非常大，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却以“变法强国”这一理念影响了众多有识之士。会试过后康有为得进士选入工部任主事，借着公车上书这股士气开办了《万国公报》，并且组建了强学会，以此来宣传自己的仿效日本变法强国的思想。
强学会在琉璃厂租了一个院子作为会址，购置各种图书供人阅览，并且每隔三天进行一次集会讨论中国自强之学，同时也顺道批判李鸿章等人在甲午战争的卖国行为。为了扩大影响，康有为等人还自己出资办了《万国公报》，上面专门刊载西洋列强国家和日本的政事要闻，而且还发表一些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张出现在京师的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当然这个时候的《万国公报》由于经费有限，而且康有为梁启超的办报初衷就是想要在政界引起反响，所以《万国公报》主要是附在朝廷邸报后面，免费发给各个衙门口的。
《万国公报》的体例基本上完全效法《强学文摘》，不过在政论体文章上却要比谭延闿的《强学文摘》更加辛辣，直指要害，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引起举国轰动的时刻，这种措辞极为辛辣的文章很容易挑起读者的共鸣，所以《万国公报》发行之后引起了很深远的反响。一时间《万国公报》的风头居然盖过已经经过数年发展运作的《强学文摘》，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万国公报》是强学会的报刊，而《强学文摘》的来头则是那个三元及第的状元郎在数年前开办的。
尽管《万国公报》的风头甚健，但是已经交给沈静主持的《强学文摘》依旧是非常沉稳的保持了自己的创刊风格，对于每期还是以介绍国外的情况为主，政论性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欧美列强国家政治事件的评论，至于国内也有，但是总体比例不大，而且言辞风格非常内敛，这正好和《万国公报》的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开始并不打算自己办《万国公报》的，办一份免费的报纸虽然成本上并不算高，但对于他们而言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向已经将总部搬到天津的《强学文摘》来投稿。这样一来也可以借助《强学文摘》的名气，来推广自己的政治思想，可惜他们的文章被沈静认为是“言辞过于尖锐”，而且在交给谭延闿的时候，谭延闿也明确的指示沈静不要使用他们的文章。在万般无奈之下，康有为和梁启超终于决定自己来办报。
从心里面讲谭延闿还是非常欣赏他们的政论文章的，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危机，当然甲午战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但能够写出这种水平的政论文章，这还是非常少见的。不过谭延闿心中更明白只有先生存下去才有希望看到黎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太过锋锐，而且李鸿章等人一直就是他们的靶子，这和谭延闿的政治目标有着严重的冲突，他当然不会使用康有为等人的文章。
康有为梁启超的举动倒是一时间吸引了不少思想比较开明的众多官吏，经过一番努力名气也渐渐的大了起来，甚至是朝中的大佬诸如孙家鼐、翁同龢、张萌恒等人对此都非常关注，还有一些中层官吏如翰林院的徐世昌、张孝廉、丁立君等人对强学会的活动也是颇为热心。直到最后这些官吏都加入了强学会，在得知《万国公报》发行中经费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之后，纷纷慷慨解囊。
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等朝廷大佬对于强学会的支持，使得强学会的声望如日中天，在京各个官员出于各种目的也都纷纷入会并且捐出巨资来支持强学会的运作，引起谭延闿关注的是袁世凯居然还捐了两千两银子。这些捐款使得《万国公报》终于跨过了开办初期经费非常紧张的阶段，而且上面的批判弊政的文章比例也越来越大。
为了避免殃及池鱼，谭延闿决定将《强学文摘》更名为《时务要闻》，想让康有为他们改强学会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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