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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奔波的警探们、国家公务员们还有法官们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巨大。
因此，我们可以送给柏森一个“雅号”：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黑客。
1990年9月5日，卡文-柏森给审判他的法官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法官罗根先生：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你即将给我编制一个以“黑色幽灵”为题，称我为“不解之迹”的法案。另外，我听说安东尼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已经准备了一些戏剧般的断言要在法庭上对我进行攻击，这些与我有密切联系的戏剧般的断言使我不得不给你写这封信。
听说我的犯罪档案中包括了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也就是“黑客”，公诉人和调查者们也准备以一些黑客行为来对我进行起诉。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很多黑客行为已经成了公诉人对我起诉的案例。其中有闯入航空航天局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蓄意在于并造成了1990年贝尔电话公司的交换机网络瘫痪；蓄意通过对计算机网络的控制改变人造通信卫星的运行轨道；公开贝尔电话公司第911号网络的细节，威胁了东南部居民的个人通信安全，很多起诉其实都没有先例，而且也没有人曾因这些黑客行为而被判有罪。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一个密苏里州的男子被控通过贝尔电话公司的第911号网络偷窃了价值8万美元的秘密文件，而后来的法庭却放弃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因为调查表明这个文件不仅无关紧要，而且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到贝尔南方公司里花上十美元就可得到这些文件。
那些对我极为不利的断言使我只有付出巨额的保证金才能得以保释，这实际是使我根本不能得到保释，这帮公诉人又迫使新闻界把我的案子当作毫无新闻价值的案子不予报道。
在以往的同类案例中，一旦嫌疑犯得到了澄清，他们就可能重新过上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报纸主要文章和晚报的头版上都在对我的巨额保释金提出质疑，公众正在对我的行为进行评价；他们会对我的控诉从他们公正的角度发表看法，并做出公正的裁决。
法官大人，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你的法案中怎样对我进行控诉，但是从我听到的控方律师对我即将进行的控诉中了解到，你很可能会以律师编制的戏剧般的控诉中描绘的形象来看待我，你会给我定一个罪名来让你的所有观众都相信我确实犯了控方律师们所编制的犯罪行为，即使最终我会被澄清并没有做过像控方律师们所讲的那样危害国家安全和间谍罪之类的犯罪事实。控方律师所讲的“卡文-柏森闯入了计算机网络系统并且偷窃了军事机密”的断言将在你的一千多万观众脑海里形成一个对我极不利的形象：柏森是一个大间谍。人们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将极大地影响我以后的生活和职业生涯。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如果你对我控诉的条款中有一些最终被证明是无证的话，按照加州法律我可以以“侵犯隐私权”反控你。不久前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案子，有一名男子因为杀人而被关进了监狱，对于这个案子cbs电视台曾进行大肆渲染，甚至包括像杀人的动机都做了长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对该男子最终的调查表明：他杀人完全是为了自卫，结果这名男子对cbs电视台提起控诉并取得了成功。
别指望着要让我相信这些无中生有的指控，我已经做好了上庭辩论的准备。实际上，最近的一些政府舆论中一些不和谐的辩论已经开始出现。纽约时报的文章引述了几名计算机安全专家的评论说：“柏森并不能算是一名最好的黑客，他进入贝尔电话公司的网络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在对柏森的指控中称他能够自由地出入政府的计算机系统和电话局的网络可能不太现实。”
当然，我还没有看到你给我准备的法案，我完全依靠你来给我做一个公断了，也许你对政府给予我的指控持怀疑的或者肯定的态度，如果你完全相信对我的指控，那就把我的信当作一段冒昧之词吧。
此致
卡文-柏森
从这封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卡文-柏森还是一个趾高气扬的傲慢小子，而1995年他给法官写的第二封信则充满了忏悔之意。
亲爱的瑞尔大法官：
我给你写信是想向你请求一些事情，在此之前我想把我姐的一些罪行向你和盘端出，包括我做这些事情的动机。虽然，我的表白是无力的，但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法官您陈述我以前的一些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当我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对电话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个年龄段，任何一种吸引都会是具有魔力的。我知道电话网络系统仿佛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伸延到了每一个家庭和所有的商业机构，伸延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而且在我出生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将近几十年，即使是我死后，这个网络也还会一直存在在那儿。对我而言，一条电话线就象征一个遍及全球而又是永恒的事物。
在我十多岁的那些年里，我在一地方大学的工程图书馆里开始了我的求知学识过程，我看了很多书籍和技术期刊，这些不够满足我的好奇心，我跑到电信局周围的废弃物倾倒处，从那些废弃物中寻找我感兴趣的东西，有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操作手册、一些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文件，、甚至还能够找到一小块计算机设备，就是通过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在脑海里我对网络产生了一个初步印象。我把我的印象同另外一些爱好者们交流，有时我们也会找借口给电话局的职员打个电话了解一些情况，最终我们未经授权就进入了电话公司的计算机网络系统。
1983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我停止了我的业余工作，进入了一个地区公立学院学习计算机课程。过了一段时间，我申请进入了一所私立的计算机学校。虽然我在入学考试中表现很出色，但是我还是没有被录取，因为我没有高级中学教育的经历。这样，我只有想办法在计算机方面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在工作中我可以提高我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份养活我的工资。
1984年10月，我在加州找到了一份计算机操作员的工作，我做得很好，三个月后我得到了提升。我的老板约见了我，在我们会谈中，他惊奇地发现我使用了一个电话系统方面的术语，这个术语是我在做黑客的那段时间里学到的。一年以后，我问到他关于电话系统方面的问题，很快我发现他对电话系统的兴趣并不比我低，而且也常常通过同样的黑客方法进行一些未经授权的活动。于是，我们合伙进行了一些有如战争故事般精彩的黑客活动，他给我买来一大堆相关的手册，我对于黑客行为的兴趣达到了顶峰，黑客活动也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
1988年1月，我的行为使我成为了由联邦调查局和贝尔电话公司联合组成的一个专题调查小组的调查对象，虽然那时他们并没有对我提起任何诉讼，贝尔公司的安全部门与我的老板进行了接触，不久我被解雇了，我感到我在计算机企业继续呆下去的前途变得十分暗淡了。
我又回到了洛杉矶，我感到生活十分空虚，总想找些事情来填补这些空虚和无聊，于是我又找回了我以前的爱好：黑客活动，也许只有电话网络的错综复杂和耐人寻味才使得我纷繁复杂的生活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现在，我可以长时间地在网络上游荡了，我发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有许多分散的小系统，错综复杂而又变幻多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电话交换系统是怎样工作的，有时我也研究一个小系统，即使是网络的一个小部分也要比最新的高速数字式计算机要快得多。我一直不停地试图了解电话系统是怎样工作的，试图将我所了解到的一切又重新运用来指导我被指控为有罪的电子入侵。
最初，我入侵网络的目的是通过这条途径学到更多的知识，从某种意味上讲，我还把这些网络当作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在电话交换系统中心的计算机网络空间里，在充满了声光电设备的空间里，我找到了一种使自己强大了许多倍的梦幻般的感觉。
当警方对我的调查继续进行时，我渐渐感到，我和我的朋友、我的家庭都可能成为贝尔公司保安部门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对象，这种担心使得我不得不采取办法了解到这些机构所使用的物理的或电子监视方法，于是我进入了这些机构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当然我进入这些网络都属于未授权的和非法的，但是我只是想了一到这些网络里关于警方在如何对我采取监视方法，而对于别的信息则根本不感兴趣，也没有进行任何有破坏性的行为。
在狱中的三年半时间（注：入狱五年，候审时间已经用去了一年半）里，我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有更多的时间来自我反省和更新。当我把我的行为同其他一些黑客相比较，我感到了一个明显的不公正，我了解另外一些黑客，他们的黑客行为可能要比我的危害性要强得多，这些黑客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计算机技巧怀着恶毒的目的在计算机网络空间里进着破坏性极强的活动：他们或偷窃机密情报或施放病毒或偷取钱财或破坏网络中的数据信息，但是由于这些人的手段更高明，而且又都是偶尔为之，因此他们都逃脱了警方的监视或者就根本没有受到有关安全部门的注意。因此细想起来，我还‘不算是太坏的”。
此致
卡文-柏森
1995年1月9日
五年的牢狱生活对柏森来说也许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而从监狱出来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被禁止接触计算机，哪怕是摸一下键盘，因为他曾被警告一旦接触到计算机就将他重新送回到监狱，这并不是对他的讥讽；在图书馆里，他不得不请求图书馆馆员帮他把计算机索引里的文件给他调出来，实际上。他的计算机技术比这位图书馆员也许要强一千倍。
他想接受高等教育，于是他选择了英国文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与计算机相关性最不大。他需要工作，但是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要求使用计算机，于是他只有在一个城郊的杂物店里当售货员。
现在，他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鉴于对柏森的禁令，他家的新计算机不得不搬进了仓库锁起来，他不得不想办法去找一合声控的计算机或者家驾驶由计算机芯片控制引擎的汽车来过过瘾。
停奔波的警探们、国家公务员们还有法官们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巨大。
因此，我们可以送给柏森一个“雅号”：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黑客。
1990年9月5日，卡文-柏森给审判他的法官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法官罗根先生：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你即将给我编制一个以“黑色幽灵”为题，称我为“不解之迹”的法案。另外，我听说安东尼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已经准备了一些戏剧般的断言要在法庭上对我进行攻击，这些与我有密切联系的戏剧般的断言使我不得不给你写这封信。
听说我的犯罪档案中包括了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也就是“黑客”，公诉人和调查者们也准备以一些黑客行为来对我进行起诉。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很多黑客行为已经成了公诉人对我起诉的案例。其中有闯入航空航天局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蓄意在于并造成了1990年贝尔电话公司的交换机网络瘫痪；蓄意通过对计算机网络的控制改变人造通信卫星的运行轨道；公开贝尔电话公司第911号网络的细节，威胁了东南部居民的个人通信安全，很多起诉其实都没有先例，而且也没有人曾因这些黑客行为而被判有罪。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一个密苏里州的男子被控通过贝尔电话公司的第911号网络偷窃了价值8万美元的秘密文件，而后来的法庭却放弃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因为调查表明这个文件不仅无关紧要，而且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到贝尔南方公司里花上十美元就可得到这些文件。
那些对我极为不利的断言使我只有付出巨额的保证金才能得以保释，这实际是使我根本不能得到保释，这帮公诉人又迫使新闻界把我的案子当作毫无新闻价值的案子不予报道。
在以往的同类案例中，一旦嫌疑犯得到了澄清，他们就可能重新过上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报纸主要文章和晚报的头版上都在对我的巨额保释金提出质疑，公众正在对我的行为进行评价；他们会对我的控诉从他们公正的角度发表看法，并做出公正的裁决。
法官大人，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你的法案中怎样对我进行控诉，但是从我听到的控方律师对我即将进行的控诉中了解到，你很可能会以律师编制的戏剧般的控诉中描绘的形象来看待我，你会给我定一个罪名来让你的所有观众都相信我确实犯了控方律师们所编制的犯罪行为，即使最终我会被澄清并没有做过像控方律师们所讲的那样危害国家安全和间谍罪之类的犯罪事实。控方律师所讲的“卡文-柏森闯入了计算机网络系统并且偷窃了军事机密”的断言将在你的一千多万观众脑海里形成一个对我极不利的形象：柏森是一个大间谍。人们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将极大地影响我以后的生活和职业生涯。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如果你对我控诉的条款中有一些最终被证明是无证的话，按照加州法律我可以以“侵犯隐私权”反控你。不久前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案子，有一名男子因为杀人而被关进了监狱，对于这个案子cbs电视台曾进行大肆渲染，甚至包括像杀人的动机都做了长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对该男子最终的调查表明：他杀人完全是为了自卫，结果这名男子对cbs电视台提起控诉并取得了成功。
别指望着要让我相信这些无中生有的指控，我已经做好了上庭辩论的准备。实际上，最近的一些政府舆论中一些不和谐的辩论已经开始出现。纽约时报的文章引述了几名计算机安全专家的评论说：“柏森并不能算是一名最好的黑客，他进入贝尔电话公司的网络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在对柏森的指控中称他能够自由地出入政府的计算机系统和电话局的网络可能不太现实。”
当然，我还没有看到你给我准备的法案，我完全依靠你来给我做一个公断了，也许你对政府给予我的指控持怀疑的或者肯定的态度，如果你完全相信对我的指控，那就把我的信当作一段冒昧之词吧。
此致
卡文-柏森
从这封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卡文-柏森还是一个趾高气扬的傲慢小子，而1995年他给法官写的第二封信则充满了忏悔之意。
亲爱的瑞尔大法官：
我给你写信是想向你请求一些事情，在此之前我想把我姐的一些罪行向你和盘端出，包括我做这些事情的动机。虽然，我的表白是无力的，但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法官您陈述我以前的一些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当我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对电话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个年龄段，任何一种吸引都会是具有魔力的。我知道电话网络系统仿佛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伸延到了每一个家庭和所有的商业机构，伸延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而且在我出生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将近几十年，即使是我死后，这个网络也还会一直存在在那儿。对我而言，一条电话线就象征一个遍及全球而又是永恒的事物。
在我十多岁的那些年里，我在一地方大学的工程图书馆里开始了我的求知学识过程，我看了很多书籍和技术期刊，这些不够满足我的好奇心，我跑到电信局周围的废弃物倾倒处，从那些废弃物中寻找我感兴趣的东西，有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操作手册、一些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文件，、甚至还能够找到一小块计算机设备，就是通过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在脑海里我对网络产生了一个初步印象。我把我的印象同另外一些爱好者们交流，有时我们也会找借口给电话局的职员打个电话了解一些情况，最终我们未经授权就进入了电话公司的计算机网络系统。
1983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我停止了我的业余工作，进入了一个地区公立学院学习计算机课程。过了一段时间，我申请进入了一所私立的计算机学校。虽然我在入学考试中表现很出色，但是我还是没有被录取，因为我没有高级中学教育的经历。这样，我只有想办法在计算机方面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在工作中我可以提高我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份养活我的工资。
1984年10月，我在加州找到了一份计算机操作员的工作，我做得很好，三个月后我得到了提升。我的老板约见了我，在我们会谈中，他惊奇地发现我使用了一个电话系统方面的术语，这个术语是我在做黑客的那段时间里学到的。一年以后，我问到他关于电话系统方面的问题，很快我发现他对电话系统的兴趣并不比我低，而且也常常通过同样的黑客方法进行一些未经授权的活动。于是，我们合伙进行了一些有如战争故事般精彩的黑客活动，他给我买来一大堆相关的手册，我对于黑客行为的兴趣达到了顶峰，黑客活动也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
1988年1月，我的行为使我成为了由联邦调查局和贝尔电话公司联合组成的一个专题调查小组的调查对象，虽然那时他们并没有对我提起任何诉讼，贝尔公司的安全部门与我的老板进行了接触，不久我被解雇了，我感到我在计算机企业继续呆下去的前途变得十分暗淡了。
我又回到了洛杉矶，我感到生活十分空虚，总想找些事情来填补这些空虚和无聊，于是我又找回了我以前的爱好：黑客活动，也许只有电话网络的错综复杂和耐人寻味才使得我纷繁复杂的生活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现在，我可以长时间地在网络上游荡了，我发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有许多分散的小系统，错综复杂而又变幻多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电话交换系统是怎样工作的，有时我也研究一个小系统，即使是网络的一个小部分也要比最新的高速数字式计算机要快得多。我一直不停地试图了解电话系统是怎样工作的，试图将我所了解到的一切又重新运用来指导我被指控为有罪的电子入侵。
最初，我入侵网络的目的是通过这条途径学到更多的知识，从某种意味上讲，我还把这些网络当作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在电话交换系统中心的计算机网络空间里，在充满了声光电设备的空间里，我找到了一种使自己强大了许多倍的梦幻般的感觉。
当警方对我的调查继续进行时，我渐渐感到，我和我的朋友、我的家庭都可能成为贝尔公司保安部门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对象，这种担心使得我不得不采取办法了解到这些机构所使用的物理的或电子监视方法，于是我进入了这些机构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当然我进入这些网络都属于未授权的和非法的，但是我只是想了一到这些网络里关于警方在如何对我采取监视方法，而对于别的信息则根本不感兴趣，也没有进行任何有破坏性的行为。
在狱中的三年半时间（注：入狱五年，候审时间已经用去了一年半）里，我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有更多的时间来自我反省和更新。当我把我的行为同其他一些黑客相比较，我感到了一个明显的不公正，我了解另外一些黑客，他们的黑客行为可能要比我的危害性要强得多，这些黑客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计算机技巧怀着恶毒的目的在计算机网络空间里进着破坏性极强的活动：他们或偷窃机密情报或施放病毒或偷取钱财或破坏网络中的数据信息，但是由于这些人的手段更高明，而且又都是偶尔为之，因此他们都逃脱了警方的监视或者就根本没有受到有关安全部门的注意。因此细想起来，我还‘不算是太坏的”。
此致
卡文-柏森
1995年1月9日
五年的牢狱生活对柏森来说也许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而从监狱出来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被禁止接触计算机，哪怕是摸一下键盘，因为他曾被警告一旦接触到计算机就将他重新送回到监狱，这并不是对他的讥讽；在图书馆里，他不得不请求图书馆馆员帮他把计算机索引里的文件给他调出来，实际上。他的计算机技术比这位图书馆员也许要强一千倍。
他想接受高等教育，于是他选择了英国文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与计算机相关性最不大。他需要工作，但是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要求使用计算机，于是他只有在一个城郊的杂物店里当售货员。
现在，他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鉴于对柏森的禁令，他家的新计算机不得不搬进了仓库锁起来，他不得不想办法去找一合声控的计算机或者家驾驶由计算机芯片控制引擎的汽车来过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