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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都都平丈我”——宋人笑他而不知道它的含义，赵兴这个现代人有资格笑吗？
在斗争哲学中长大的一代政客，已经完全陷入了报复与反报复的兴趣中，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告诉他们人与人之间不该斗争，应该有事说事，讨论、妥协、达成共识……他们会怎样？
他们的世界观崩溃了！
他们会怀疑你在诈骗他们放下武器——而事实往往是这样。
军器监案的爆发是个导火索，这意味着新党人员的报复开始了，刚开始还能就事论事，后来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处身在党派争斗的苏轼里外不是人，因为他虽是被新党迫害的人员，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新党的变法，而是要求对其中一些变法方案进行甄别对待。
这让他像一个蝙蝠一样，无论在鸟类兽类里头，都不受欢迎。
刚刚平息的“藩钱案”只是个引子，苏轼已经感觉到两党斗争的大火越烧越旺，他感觉到针对他的潜流汹涌，所以他才如此忧郁。
苏轼应该感到庆幸，他幸亏生在宋代，所以还能活着，否则，即使晚生800年，作为实用主义者，全然不顾路线道路的正确与否——那么，他依然摆脱不了受迫害的命运。那时他能活着喘气都是一种奢侈——在这点上，赵兴身在局中，恨自己无力帮他。
幸而，幸亏这是宋代，不杀士大夫。所以苏轼的命运还有转机，只要苏轼肯退下来，做一个田舍翁诗酒娱己，自然可以幸福余生。
但可能吗？赵兴深知这一点。
宋代的知识阶层还保留着一种傻傻的、纯朴的使命感，哪怕到了大宋灭亡的前夕，他们依然纯真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挽救这个朝代。
正是这种使命感使赵兴迷醉。然而，他却有点绝望的发现，有可能，在“都都平丈我”的教育下，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加速这节列车向深渊奔去的速度。
沉默良久，赵兴终是徒劳地努力说：“不如归去！”
苏轼没有回答，他的使命感不允许他这么做。这就是宋代知识分子的无奈！
赵兴深知这点。
……
第二天，赵兴开始搬家。陈公川姊弟自然跟随。秦观本来还想继续在苏轼家中寄寓下去，但赵兴强拉着他离开。
除了秦观之外，因为租的院落大，陈慥父子也干脆不住客栈，搬到了赵兴的新院子。
等到了第五天，苏轼进入贡院，朝廷上开始进入科举的封闭出题阶段。京师里的气氛陡然凝重起来，天气也似乎被这种凝重气氛所感染，一连几天都阴沉沉的。
这一天，和乐楼专门张灯结彩，用盛大宣传攻势吸引东京汴梁城的眼睛，码头上，著名的歌唱班齐云社，律声社精英尽出，在相国寺的码头上展开了宋代的“路演”，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倒让寒气逼人的东京汴梁城有了点鲜活的气息。
赵兴带着陈公川远远的站在相国寺的附近的一座茶楼上，眺望着运河码头边、在寒冷的天气下，那些做劲歌热舞的宋代街舞女郎，陈公川则举着单筒望远镜，不停的由远至近观察着相国寺运河码头的繁忙，嘴里啧啧称赞。
东京汴梁城是一个有着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在这个时代，放眼全世界也没有几座相类似人口规模的城市。而相国寺正集中展示了这座城市的活力。这位越南人、福建移民后裔第一次来到亚洲文明中心，看的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附近每一街巷口处，都围聚着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间有木竹匠人、杂作挑夫、砖瓦泥工、道士僧者。这些“人力”们，一个个伸颈伫立，只盼着来人呼唤。更准确一点说是低级市民们，在等待着高级市民的雇佣。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力，之所以来这座城市出卖其劳力，就是因为在这座大城市里，集中着一大批百万巨贾、封疆大吏、权威势要、衙门官署……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人力市场为他们服务。
屋里点着几个火盆，董小亮坐在椅子上不停的擦热汗，他急不可耐的眺望着地平线的深处。另一边，陈慥与他的儿子陈不群低声交谈着，对码头上的喧闹毫无兴趣。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几名“牙人”，立在一旁，等待吩咐。
宋代的“牙人”就是现代的职业介绍者。赵兴看看时间还早，招手唤过几名牙人：“我的脾气董小员外都知道，我在这里确认一遍：首先，我出的工钱是常人的两倍，甚至三倍。但我只选择老实肯干的人——我房子里头有女眷，不希望院中走动频繁，所以希望仆人守礼。
此外，我不喜欢家里的事情被外人知道，所以，‘嘴严’也是必须的……我需要三十个人，工钱两倍，年节格外加赏，你们三个牙人，每人给我介绍十个人，谁介绍的人被我留用时间做长，我格外加赏……”
赵兴新租的房子院落较大，单靠四五名学生根本忙不过来，所以他需要雇几名仆人。但赵兴不希望雇用一些不知根底的“捣子”，便通过董小亮介绍，找来了几名“牙人”雇佣仆妇。
董小亮的介绍叫“铺保”，意味着那些仆人都是在东京汴梁城有房产者，或者家庭成员中存在工作者，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的人用起来放心。
赵兴忙着挑选仆妇，董小亮在旁频频张望着河道，频频擦着汗问：“船会不会晚啊？那些歌舞的小娘都跳了小半个时辰了。瞧她们，都跳不动了！”
董小亮话音刚落，扑天雕李应匆匆跑上了楼来，一路嚷着：“来了来了，船已经进渠了。”
董小亮立刻奔到窗前，推开窗子冲外面做了个手势，赵兴一挥手，他的几名学生立刻跑下楼去，而三个牙人也一溜小跑着跑到马路边，将早已准备好的三根长树干抬来。
赵兴的学生很麻利的将三根树干捆成一组，树干立起来，就成了一个三角支架，支架的上头悬挂起一个滑轮，一根绳索被绕到滑轮上。
锣鼓喧闹起来，大相国寺的码头上，宋代美女舞成一团，吸引无数路过的人驻足旁观，远处，几艘快舟慢慢的驶进渠来，码头上的歌声陡然高了起来，歌声中，船缓缓接近小桥，船上的人员正在放倒桅杆，准备穿越桥洞……
眼前的情景仿佛是《清明上河图》情景的再现，桥上，达官贵人手持扇子招摇过市，官帽上两个长长的护耳像驴耳朵一样支愣着；骑驴的、挑担的、赶路的，他们带的帽子有仙桃巾、幅巾、团巾、道巾、披巾、唐巾等，花团锦簇，令人目不暇给。每人都在忙碌着为生活奔波，唯独这一刻，他们少少歇息。
桥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宋代木楼，熙熙攘攘的人群翘首企盼，两班歌舞伎乐彩旗招展的立在岸边，屏息等待……
了。
“都都平丈我”——宋人笑他而不知道它的含义，赵兴这个现代人有资格笑吗？
在斗争哲学中长大的一代政客，已经完全陷入了报复与反报复的兴趣中，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告诉他们人与人之间不该斗争，应该有事说事，讨论、妥协、达成共识……他们会怎样？
他们的世界观崩溃了！
他们会怀疑你在诈骗他们放下武器——而事实往往是这样。
军器监案的爆发是个导火索，这意味着新党人员的报复开始了，刚开始还能就事论事，后来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处身在党派争斗的苏轼里外不是人，因为他虽是被新党迫害的人员，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新党的变法，而是要求对其中一些变法方案进行甄别对待。
这让他像一个蝙蝠一样，无论在鸟类兽类里头，都不受欢迎。
刚刚平息的“藩钱案”只是个引子，苏轼已经感觉到两党斗争的大火越烧越旺，他感觉到针对他的潜流汹涌，所以他才如此忧郁。
苏轼应该感到庆幸，他幸亏生在宋代，所以还能活着，否则，即使晚生800年，作为实用主义者，全然不顾路线道路的正确与否——那么，他依然摆脱不了受迫害的命运。那时他能活着喘气都是一种奢侈——在这点上，赵兴身在局中，恨自己无力帮他。
幸而，幸亏这是宋代，不杀士大夫。所以苏轼的命运还有转机，只要苏轼肯退下来，做一个田舍翁诗酒娱己，自然可以幸福余生。
但可能吗？赵兴深知这一点。
宋代的知识阶层还保留着一种傻傻的、纯朴的使命感，哪怕到了大宋灭亡的前夕，他们依然纯真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挽救这个朝代。
正是这种使命感使赵兴迷醉。然而，他却有点绝望的发现，有可能，在“都都平丈我”的教育下，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加速这节列车向深渊奔去的速度。
沉默良久，赵兴终是徒劳地努力说：“不如归去！”
苏轼没有回答，他的使命感不允许他这么做。这就是宋代知识分子的无奈！
赵兴深知这点。
……
第二天，赵兴开始搬家。陈公川姊弟自然跟随。秦观本来还想继续在苏轼家中寄寓下去，但赵兴强拉着他离开。
除了秦观之外，因为租的院落大，陈慥父子也干脆不住客栈，搬到了赵兴的新院子。
等到了第五天，苏轼进入贡院，朝廷上开始进入科举的封闭出题阶段。京师里的气氛陡然凝重起来，天气也似乎被这种凝重气氛所感染，一连几天都阴沉沉的。
这一天，和乐楼专门张灯结彩，用盛大宣传攻势吸引东京汴梁城的眼睛，码头上，著名的歌唱班齐云社，律声社精英尽出，在相国寺的码头上展开了宋代的“路演”，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倒让寒气逼人的东京汴梁城有了点鲜活的气息。
赵兴带着陈公川远远的站在相国寺的附近的一座茶楼上，眺望着运河码头边、在寒冷的天气下，那些做劲歌热舞的宋代街舞女郎，陈公川则举着单筒望远镜，不停的由远至近观察着相国寺运河码头的繁忙，嘴里啧啧称赞。
东京汴梁城是一个有着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在这个时代，放眼全世界也没有几座相类似人口规模的城市。而相国寺正集中展示了这座城市的活力。这位越南人、福建移民后裔第一次来到亚洲文明中心，看的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附近每一街巷口处，都围聚着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间有木竹匠人、杂作挑夫、砖瓦泥工、道士僧者。这些“人力”们，一个个伸颈伫立，只盼着来人呼唤。更准确一点说是低级市民们，在等待着高级市民的雇佣。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力，之所以来这座城市出卖其劳力，就是因为在这座大城市里，集中着一大批百万巨贾、封疆大吏、权威势要、衙门官署……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人力市场为他们服务。
屋里点着几个火盆，董小亮坐在椅子上不停的擦热汗，他急不可耐的眺望着地平线的深处。另一边，陈慥与他的儿子陈不群低声交谈着，对码头上的喧闹毫无兴趣。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几名“牙人”，立在一旁，等待吩咐。
宋代的“牙人”就是现代的职业介绍者。赵兴看看时间还早，招手唤过几名牙人：“我的脾气董小员外都知道，我在这里确认一遍：首先，我出的工钱是常人的两倍，甚至三倍。但我只选择老实肯干的人——我房子里头有女眷，不希望院中走动频繁，所以希望仆人守礼。
此外，我不喜欢家里的事情被外人知道，所以，‘嘴严’也是必须的……我需要三十个人，工钱两倍，年节格外加赏，你们三个牙人，每人给我介绍十个人，谁介绍的人被我留用时间做长，我格外加赏……”
赵兴新租的房子院落较大，单靠四五名学生根本忙不过来，所以他需要雇几名仆人。但赵兴不希望雇用一些不知根底的“捣子”，便通过董小亮介绍，找来了几名“牙人”雇佣仆妇。
董小亮的介绍叫“铺保”，意味着那些仆人都是在东京汴梁城有房产者，或者家庭成员中存在工作者，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的人用起来放心。
赵兴忙着挑选仆妇，董小亮在旁频频张望着河道，频频擦着汗问：“船会不会晚啊？那些歌舞的小娘都跳了小半个时辰了。瞧她们，都跳不动了！”
董小亮话音刚落，扑天雕李应匆匆跑上了楼来，一路嚷着：“来了来了，船已经进渠了。”
董小亮立刻奔到窗前，推开窗子冲外面做了个手势，赵兴一挥手，他的几名学生立刻跑下楼去，而三个牙人也一溜小跑着跑到马路边，将早已准备好的三根长树干抬来。
赵兴的学生很麻利的将三根树干捆成一组，树干立起来，就成了一个三角支架，支架的上头悬挂起一个滑轮，一根绳索被绕到滑轮上。
锣鼓喧闹起来，大相国寺的码头上，宋代美女舞成一团，吸引无数路过的人驻足旁观，远处，几艘快舟慢慢的驶进渠来，码头上的歌声陡然高了起来，歌声中，船缓缓接近小桥，船上的人员正在放倒桅杆，准备穿越桥洞……
眼前的情景仿佛是《清明上河图》情景的再现，桥上，达官贵人手持扇子招摇过市，官帽上两个长长的护耳像驴耳朵一样支愣着；骑驴的、挑担的、赶路的，他们带的帽子有仙桃巾、幅巾、团巾、道巾、披巾、唐巾等，花团锦簇，令人目不暇给。每人都在忙碌着为生活奔波，唯独这一刻，他们少少歇息。
桥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宋代木楼，熙熙攘攘的人群翘首企盼，两班歌舞伎乐彩旗招展的立在岸边，屏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