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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相对扩大了耕种面积。这一年二熟制地区的土地利用率。用数字来表达就是，整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这对缓和耕地不足具有重要意义。耿精忠一边在道路上缓慢的行走，一边就思考了这么多，看来，回去以后，还是要行文通知地方，大力推行这样的有秀方法。
再往前走，耿精忠看到了一片旱地。看着眼前这一片旱地中种植的作物，耿精忠愣了好一会。这玩意不是向日葵吗？自己来到这个时代这几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玩意。记得很久之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自己还曾经念叨过这东西。闲暇的时候，抓上一把香瓜子嗑一磕，那感觉也是相当不错的。只是自己一直事忙，也没有关注过这些琐事。在他看来，这玩意也就是消遣吃着玩得，倒也没有派人专门去找。其实，在五六十年前这向日葵就传入中国了，只是种植的人太少，零星的一些，也只是人们当作自家孩子的零食种着吃的，市面上极少有卖。
也就是这两年福建大开商贸，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都有人想尝试一番。这向日葵也是这边一部分人家种植出来的，在收获之后，炒香，放到市面上，还真有不少的商家收购，由于味道不错，这东西的价钱还不低。整体算起来，不比种植其他作物差。于是这边种植向日葵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整体上还是种植常规作物的占了多数。
向日葵原产北美，亦称迎阳花、葵花等，在几十年前，一个叫王象晋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做《群芳谱》的书，就将向日葵记载在了里面但是名字并不叫向日葵而是迎阳花。耿精忠知道，这东西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一种极好休闲食品。嗯，这东西可以推广种植，但是好像对现在的福建并不太适合，看来，等到将来自己地盘大了以后再说吧。
看到了向日葵，他也就想到了其他几种农作物，比如甘薯、玉米、土豆什么的，这些东西原产于美洲，的确是十分高产的作物，相当适用于中国现在的国情。地少人多，尤其是福建的一块硬伤。但是这些作物的种植到现在还没有形成规模，这就由不得耿精忠不思考了。这些农作物具有耐旱、耐瘠薄、高产等特性，因此推广这些作物才是解决根本的办法。
就说甘薯吧，甘薯最初就是从福建和广东两省传入中国的，大致在福建从吕宋引种甘薯的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这一作物。东莞人陈益于万历十年从越南把薯种带回到东莞。甘薯引进后，首先在闽粤部分地区得到推广，但是也只是利用田间地头的闲置土地进行种植。明末之际，为了推广甘薯徐光启还专门编写了《甘薯疏》，可是却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视。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若是甘薯能大规模种植，说不定小冰河时期也就不会那么难度过，而导致农民起义暴起了！
和甘薯相比，玉米的引进可能要更加早一些，明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中就有关于“番麦”的记载，就其对番麦所作的植物学形态的描述。可知番麦即玉米，证明至迟到十六世纪中期，玉米已传入到中国。从玉米栽培的最早记载出自甘肃平凉来看，玉米可能是从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到中国的。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杭州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认为：“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同时，他还记载：“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说明当时杭州已有玉米栽培。但当时玉米的种植并不普遍，主要分布在山区。所以《本草纲目》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也很可惜的是，玉米也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推广。当权者只知道争权夺利，却是毫不关心民生问题。事实上，直到后世十九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玉米种植才走出山区，而向平原地区扩展，出现“遍山漫谷皆包谷”的景象。
从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传入和缓慢的推广中不难看出，新作物对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耿精忠回想这方面的信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山地和海涂的利用，便可以使得人口对于原有土地的压力有所减轻。即便以后人口激增，也不会闹起饥荒。看来。回头势必要大力推广这些宝贝了，不能就靠百姓们自己摸索。自己应该领头，成立一个农学会才是。虽然自己下令在报纸上已经经常刊登农业种植方面的信息，但是没有正确的引导，跟着做的人还是太少了。
回去以后应该先找几本农书过来看看，好像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自己还没有看完，看来要接着看，该死，自己居然没有注意《甘薯疏》这一条。徐光启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在万历九年二十岁时，考取金山卫秀才，从此开始了教书生涯，直到万历二十五年三十六岁时顺天乡试第一，才成为举人。考中后仍以教书为生，直到四十岁前后，他的人生才发生大变化。他先是在赶考前认识了耶稣会士利玛窦，开始接触传教士。然后在传教士罗如望的指点下，加入了天主教会，教名“保禄”。次年徐光启进士及第，任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又历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
徐光启接触利玛窦等人以后，便开始学习探讨西方科学知识。自己译出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但徐光启平生用力最勤、影响最深远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好几部，《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的代表就是《农政全书》。
六十卷的《农政全书》分为十二目，五十余万字。十二目依次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农政全书》是继元代王祯《农书》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农书。虽然，《农政全书》取材于王祯《农书》的地方很多，但从体系上比较中就可以看出《农政全书》的许多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农本、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属于政策内容的加入。
甘薯是新引进的作物，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可以说，徐光启继承了元代农学家们的积极主张，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异地之间是可以相互引种的，还用宋代占城稻引种成功的史实，对风土不宜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徐光启对引种失败或不愿引种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懒惰保守是“美种不能彼此相通”的根源。
自从来到这个时代，耿精忠就并没有任何轻视古人的意思，相反，他对古人的智慧相当的推崇。先前他一直看的《天工开物》，和抱在手上的《农政全书》再加上兵书《武备志》等，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自己总是注重商贸是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建设，却是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粮食，粮食比金钱更加重要，有的时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粮食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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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相对扩大了耕种面积。这一年二熟制地区的土地利用率。用数字来表达就是，整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这对缓和耕地不足具有重要意义。耿精忠一边在道路上缓慢的行走，一边就思考了这么多，看来，回去以后，还是要行文通知地方，大力推行这样的有秀方法。
再往前走，耿精忠看到了一片旱地。看着眼前这一片旱地中种植的作物，耿精忠愣了好一会。这玩意不是向日葵吗？自己来到这个时代这几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玩意。记得很久之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自己还曾经念叨过这东西。闲暇的时候，抓上一把香瓜子嗑一磕，那感觉也是相当不错的。只是自己一直事忙，也没有关注过这些琐事。在他看来，这玩意也就是消遣吃着玩得，倒也没有派人专门去找。其实，在五六十年前这向日葵就传入中国了，只是种植的人太少，零星的一些，也只是人们当作自家孩子的零食种着吃的，市面上极少有卖。
也就是这两年福建大开商贸，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都有人想尝试一番。这向日葵也是这边一部分人家种植出来的，在收获之后，炒香，放到市面上，还真有不少的商家收购，由于味道不错，这东西的价钱还不低。整体算起来，不比种植其他作物差。于是这边种植向日葵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整体上还是种植常规作物的占了多数。
向日葵原产北美，亦称迎阳花、葵花等，在几十年前，一个叫王象晋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做《群芳谱》的书，就将向日葵记载在了里面但是名字并不叫向日葵而是迎阳花。耿精忠知道，这东西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一种极好休闲食品。嗯，这东西可以推广种植，但是好像对现在的福建并不太适合，看来，等到将来自己地盘大了以后再说吧。
看到了向日葵，他也就想到了其他几种农作物，比如甘薯、玉米、土豆什么的，这些东西原产于美洲，的确是十分高产的作物，相当适用于中国现在的国情。地少人多，尤其是福建的一块硬伤。但是这些作物的种植到现在还没有形成规模，这就由不得耿精忠不思考了。这些农作物具有耐旱、耐瘠薄、高产等特性，因此推广这些作物才是解决根本的办法。
就说甘薯吧，甘薯最初就是从福建和广东两省传入中国的，大致在福建从吕宋引种甘薯的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这一作物。东莞人陈益于万历十年从越南把薯种带回到东莞。甘薯引进后，首先在闽粤部分地区得到推广，但是也只是利用田间地头的闲置土地进行种植。明末之际，为了推广甘薯徐光启还专门编写了《甘薯疏》，可是却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视。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若是甘薯能大规模种植，说不定小冰河时期也就不会那么难度过，而导致农民起义暴起了！
和甘薯相比，玉米的引进可能要更加早一些，明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中就有关于“番麦”的记载，就其对番麦所作的植物学形态的描述。可知番麦即玉米，证明至迟到十六世纪中期，玉米已传入到中国。从玉米栽培的最早记载出自甘肃平凉来看，玉米可能是从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到中国的。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杭州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认为：“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同时，他还记载：“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说明当时杭州已有玉米栽培。但当时玉米的种植并不普遍，主要分布在山区。所以《本草纲目》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也很可惜的是，玉米也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推广。当权者只知道争权夺利，却是毫不关心民生问题。事实上，直到后世十九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玉米种植才走出山区，而向平原地区扩展，出现“遍山漫谷皆包谷”的景象。
从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传入和缓慢的推广中不难看出，新作物对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耿精忠回想这方面的信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山地和海涂的利用，便可以使得人口对于原有土地的压力有所减轻。即便以后人口激增，也不会闹起饥荒。看来。回头势必要大力推广这些宝贝了，不能就靠百姓们自己摸索。自己应该领头，成立一个农学会才是。虽然自己下令在报纸上已经经常刊登农业种植方面的信息，但是没有正确的引导，跟着做的人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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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接触利玛窦等人以后，便开始学习探讨西方科学知识。自己译出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但徐光启平生用力最勤、影响最深远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好几部，《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的代表就是《农政全书》。
六十卷的《农政全书》分为十二目，五十余万字。十二目依次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农政全书》是继元代王祯《农书》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农书。虽然，《农政全书》取材于王祯《农书》的地方很多，但从体系上比较中就可以看出《农政全书》的许多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农本、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属于政策内容的加入。
甘薯是新引进的作物，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可以说，徐光启继承了元代农学家们的积极主张，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异地之间是可以相互引种的，还用宋代占城稻引种成功的史实，对风土不宜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徐光启对引种失败或不愿引种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懒惰保守是“美种不能彼此相通”的根源。
自从来到这个时代，耿精忠就并没有任何轻视古人的意思，相反，他对古人的智慧相当的推崇。先前他一直看的《天工开物》，和抱在手上的《农政全书》再加上兵书《武备志》等，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自己总是注重商贸是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建设，却是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粮食，粮食比金钱更加重要，有的时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粮食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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