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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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居然请了玛丽莲梦露替我们拍电视广告——他们把她打扮成螃蟹模样,她跳着舞说:“尝过公苏的螃蟹才算吃过螃蟹!”
总之,生意做得非常大。我们有了一支冷冻卡车车队,还有一支虾、蟹和鱼捞船队。我们有自己的包装厂,一栋办公大楼,还大笔投资房地产,例如共同社区、购物中心和石油及天然气租权。我们甚至雇用了奎肯布希教授,那位哈佛大学的英文教师,他因为猥亵学生被炒了鱿鱼,我们让他在妈妈的食品公司当厨师。我们还雇用了古奇上校,我那趟荣誉勋章巡回之旅后,他就被陆军扫地出门。崔伯先生让他负责:“隐密活动”
妈妈径自找人给我们盖了一栋大房子。因为,她说象我这样一个企业主管不该住棚舍。妈妈说,公苏可以继续住棚舍,看管池塘。如今我天天得穿西装,拎个公事包,活像个律师。我一天到晚要开会,听一大堆象小黑人语言似的屁话,人们管我叫“甘先生”等等的。木比耳市居然还赠我市钥,请我当医院和交响乐团的董事。
有一天,有几个人跑来办公室,说要请我竞选美国参议员。
“你是当然人选,”这家伙说。他穿了一件手工裁制的西装,吸着一根大雪茄。“大熊”布莱思手底下的前任美式足球明星、战争英雄、知名太空人、两位总统的密友——夫复何求?他问。他名叫克拉斯顿先生。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反而更适合!”克拉斯顿先生说。“听我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好人。社会中坚份子,我告诉你!社会中坚份子!”
我不喜欢这点子,就跟我不喜欢旁人替我出那些点子是一样的,因为,旁人的点子往往到头来替我惹祸上身。可是,我告诉妈妈之后,她又泪眼汪汪,满脸欣傲,说她儿子要是成了美国参议员那就圆了她的天大美梦。
呃,宣布竞选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顿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体育馆,把我拖上台,面对那些花五毛钱进场听我说屁话的观众。他们先陆续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然后轮到我。
“同胞们,”我开口。克拉斯顿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待会儿观众还会有人发问。电视摄影机在转动,闪光灯迸爆,记者们在笔记本上振笔疾飞。我念完了整篇演讲稿,稿子不长,也没什么道理——可是,我又懂什么?我只是个白痴。
我讲完之后,记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来,看着她的笔记本。
“眼前我们正濒临核子危机,”她说“经济衰败,全世界谴责我们,犯罪弥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饿,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贪婪遍布全国,农民破产,外国人入侵,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工会腐化,贫民窟的婴儿生命垂危,税赋不公,校园混乱荒芜,疾病和战争像乌云笼罩我们——有鉴于这一切,甘先生,”她问“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全场静得可以听到细针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说。
观众疯狂了!人们开始呐喊,欢呼、挥着手。从体育馆的后座有人开始唱口号,没多久,整个体育馆都在唱着。
“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他们吼叫着,我妈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后面,这时,她过来把我从麦克风前面拖开。
“你该觉得羞惭,”她说“竟然在公众场合这样说话。”
“不,不!”克拉斯顿先生说。“很好!群众爱死了。这句话将是我们的竞选口号!”
“什么话?”妈妈问。她的眼珠缩成豆大。
“我们要尿尿!”克拉斯顿先生说“听听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平凡百姓这么亲近!”
可是妈妈不信这一套。“谁听说过有人用这种竞选口号来着!”她说“这句话扭俗恶心——况且,它又有啥涵义?”
“这是一种象征,”克拉斯顿先生说“想想看,咱们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车贴纸上。再做成电视和广播广告。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们要尿尿象征了摆脱政府的迫害——排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污秽它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
“什么!”妈妈狐疑地问。“你是不是疯了?”
“阿甘,”克拉斯顿先生说“你就要去华府哆。”
情况看来似乎是这样。竞选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我们要尿尿”成了盛行一时的口头禅。人们在街上,从巴士上、汽车上,叫喊这句话。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花了不少时间跟民众阐释这句话的涵义。牧师在讲经坛上高声宣读这句话,孩童在学校唱这句口号。情势看来我铁定当选,而且,事实上,我的竞选对手狗急跳墙;把他自己的口号改为“我也要尿尿!”在全州各地到处张贴。
而后,事情全砸了,跟我担心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要尿尿”这玩意竟然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没多久,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派出调查记者来探究这件事。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态度客气又友善,但是,回去之后他们开始挖我的过去经历。一天,新闻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参议员候选人一生浮沉”头条标题这么写。
首先,他们报导我大学一年级就被退学。接着他们挖出珍妮和我去看电影我被警方拖出戏院的鸟事。然后他们登出我在玫瑰花园向约翰逊总统露屁股的照片;他们四下调查我在波士顿跟“裂蛋合唱团”演出的那段经历,引述旁人说我吸大麻,还提到在哈佛大学涉及一件“可能的纵火事件”
更要命的是——他们竟然调查出我向国会山庄扔勋章被起诉,而且被法官判决送进疯人院观察的事。还有,他们非常清楚我摔跤的经历,并知道我绰号“笨瓜”他们甚至登出我被“教授”绑成木乃伊的照片。最后,他们提到有若干“匿名消息人士”说我涉及一桩“跟一位知名女星有关的好莱坞性丑闻”
这下子完了。克拉斯顿先生冲进竞选总部,嘶喊:“我们毁了!被他们从背后捅了一刀!”之类的屁话。但是这码子事结束了。我别无选择只能退出竞选,第二天,妈妈和我和崔伯先生坐下来长谈。
“阿甘,”崔伯先生说“我认为你还是暂避风头的好。”
我知道他说得对。何况,还有一些事长久以来始终梗在我心里,只不过一直没说出来。
养虾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我倒满喜欢这工作,每天天亮即起,到池塘设网,然后收成等等,夜里我和公苏坐在钓鱼小屋的阳台上映口琴,星期六买上六罐啤酒喝个酩酊大醉。
如今情况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参加各种晚宴,吃些模样神秘兮兮的东西,女士们戴着大大的耳环之类的玩意。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人们老是要问我天底下发生的大小屁事。进了参议院,情况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事物就这么从我身边溜走了。
还有,如今我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长出了皱纹,发鬓泛灰,体力也不如从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进展,但是我自个儿,我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我纳闷自己做这些究竟为了什么?许久以前,我和巴布有个事业计划,如今这事业已远超过我们的梦想,但是又如何?它的乐趣远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内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赛球,或是在波士顿跟“裂蛋”演出时吹口琴飙上一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看“贝弗利山人”
当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点儿关系,但既然这是件没办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总之,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妈妈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泪,跟我料想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决定。
“咱们何不告诉大家,你是去度长假,阿甘,”他说“当然,你的生意利润永远在这儿,你要用随时可以拿去。”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我拿了一点现金,扔了几件衣服在帆布袋里,然后到工厂。我跟妈妈和崔伯先生道别,然后,出去跟大家握手——麦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费拉斯教练和他的打手训练员,还有巴布的爸爸等,每个人。
之后,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苏。
“你打算怎么样?”我问。
公苏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门口。我们坐上小船,划到贝特河镇,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说:“体们要去哪儿?”我耸耸肩,她就说“你们何不去沙凡纳?我去过一次,是个好地方。”
于是我们就去了。
建议,居然请了玛丽莲梦露替我们拍电视广告——他们把她打扮成螃蟹模样,她跳着舞说:“尝过公苏的螃蟹才算吃过螃蟹!”
总之,生意做得非常大。我们有了一支冷冻卡车车队,还有一支虾、蟹和鱼捞船队。我们有自己的包装厂,一栋办公大楼,还大笔投资房地产,例如共同社区、购物中心和石油及天然气租权。我们甚至雇用了奎肯布希教授,那位哈佛大学的英文教师,他因为猥亵学生被炒了鱿鱼,我们让他在妈妈的食品公司当厨师。我们还雇用了古奇上校,我那趟荣誉勋章巡回之旅后,他就被陆军扫地出门。崔伯先生让他负责:“隐密活动”
妈妈径自找人给我们盖了一栋大房子。因为,她说象我这样一个企业主管不该住棚舍。妈妈说,公苏可以继续住棚舍,看管池塘。如今我天天得穿西装,拎个公事包,活像个律师。我一天到晚要开会,听一大堆象小黑人语言似的屁话,人们管我叫“甘先生”等等的。木比耳市居然还赠我市钥,请我当医院和交响乐团的董事。
有一天,有几个人跑来办公室,说要请我竞选美国参议员。
“你是当然人选,”这家伙说。他穿了一件手工裁制的西装,吸着一根大雪茄。“大熊”布莱思手底下的前任美式足球明星、战争英雄、知名太空人、两位总统的密友——夫复何求?他问。他名叫克拉斯顿先生。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反而更适合!”克拉斯顿先生说。“听我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好人。社会中坚份子,我告诉你!社会中坚份子!”
我不喜欢这点子,就跟我不喜欢旁人替我出那些点子是一样的,因为,旁人的点子往往到头来替我惹祸上身。可是,我告诉妈妈之后,她又泪眼汪汪,满脸欣傲,说她儿子要是成了美国参议员那就圆了她的天大美梦。
呃,宣布竞选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顿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体育馆,把我拖上台,面对那些花五毛钱进场听我说屁话的观众。他们先陆续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然后轮到我。
“同胞们,”我开口。克拉斯顿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待会儿观众还会有人发问。电视摄影机在转动,闪光灯迸爆,记者们在笔记本上振笔疾飞。我念完了整篇演讲稿,稿子不长,也没什么道理——可是,我又懂什么?我只是个白痴。
我讲完之后,记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来,看着她的笔记本。
“眼前我们正濒临核子危机,”她说“经济衰败,全世界谴责我们,犯罪弥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饿,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贪婪遍布全国,农民破产,外国人入侵,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工会腐化,贫民窟的婴儿生命垂危,税赋不公,校园混乱荒芜,疾病和战争像乌云笼罩我们——有鉴于这一切,甘先生,”她问“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全场静得可以听到细针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说。
观众疯狂了!人们开始呐喊,欢呼、挥着手。从体育馆的后座有人开始唱口号,没多久,整个体育馆都在唱着。
“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他们吼叫着,我妈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后面,这时,她过来把我从麦克风前面拖开。
“你该觉得羞惭,”她说“竟然在公众场合这样说话。”
“不,不!”克拉斯顿先生说。“很好!群众爱死了。这句话将是我们的竞选口号!”
“什么话?”妈妈问。她的眼珠缩成豆大。
“我们要尿尿!”克拉斯顿先生说“听听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平凡百姓这么亲近!”
可是妈妈不信这一套。“谁听说过有人用这种竞选口号来着!”她说“这句话扭俗恶心——况且,它又有啥涵义?”
“这是一种象征,”克拉斯顿先生说“想想看,咱们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车贴纸上。再做成电视和广播广告。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们要尿尿象征了摆脱政府的迫害——排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污秽它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
“什么!”妈妈狐疑地问。“你是不是疯了?”
“阿甘,”克拉斯顿先生说“你就要去华府哆。”
情况看来似乎是这样。竞选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我们要尿尿”成了盛行一时的口头禅。人们在街上,从巴士上、汽车上,叫喊这句话。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花了不少时间跟民众阐释这句话的涵义。牧师在讲经坛上高声宣读这句话,孩童在学校唱这句口号。情势看来我铁定当选,而且,事实上,我的竞选对手狗急跳墙;把他自己的口号改为“我也要尿尿!”在全州各地到处张贴。
而后,事情全砸了,跟我担心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要尿尿”这玩意竟然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没多久,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派出调查记者来探究这件事。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态度客气又友善,但是,回去之后他们开始挖我的过去经历。一天,新闻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参议员候选人一生浮沉”头条标题这么写。
首先,他们报导我大学一年级就被退学。接着他们挖出珍妮和我去看电影我被警方拖出戏院的鸟事。然后他们登出我在玫瑰花园向约翰逊总统露屁股的照片;他们四下调查我在波士顿跟“裂蛋合唱团”演出的那段经历,引述旁人说我吸大麻,还提到在哈佛大学涉及一件“可能的纵火事件”
更要命的是——他们竟然调查出我向国会山庄扔勋章被起诉,而且被法官判决送进疯人院观察的事。还有,他们非常清楚我摔跤的经历,并知道我绰号“笨瓜”他们甚至登出我被“教授”绑成木乃伊的照片。最后,他们提到有若干“匿名消息人士”说我涉及一桩“跟一位知名女星有关的好莱坞性丑闻”
这下子完了。克拉斯顿先生冲进竞选总部,嘶喊:“我们毁了!被他们从背后捅了一刀!”之类的屁话。但是这码子事结束了。我别无选择只能退出竞选,第二天,妈妈和我和崔伯先生坐下来长谈。
“阿甘,”崔伯先生说“我认为你还是暂避风头的好。”
我知道他说得对。何况,还有一些事长久以来始终梗在我心里,只不过一直没说出来。
养虾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我倒满喜欢这工作,每天天亮即起,到池塘设网,然后收成等等,夜里我和公苏坐在钓鱼小屋的阳台上映口琴,星期六买上六罐啤酒喝个酩酊大醉。
如今情况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参加各种晚宴,吃些模样神秘兮兮的东西,女士们戴着大大的耳环之类的玩意。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人们老是要问我天底下发生的大小屁事。进了参议院,情况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事物就这么从我身边溜走了。
还有,如今我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长出了皱纹,发鬓泛灰,体力也不如从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进展,但是我自个儿,我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我纳闷自己做这些究竟为了什么?许久以前,我和巴布有个事业计划,如今这事业已远超过我们的梦想,但是又如何?它的乐趣远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内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赛球,或是在波士顿跟“裂蛋”演出时吹口琴飙上一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看“贝弗利山人”
当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点儿关系,但既然这是件没办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总之,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妈妈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泪,跟我料想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决定。
“咱们何不告诉大家,你是去度长假,阿甘,”他说“当然,你的生意利润永远在这儿,你要用随时可以拿去。”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我拿了一点现金,扔了几件衣服在帆布袋里,然后到工厂。我跟妈妈和崔伯先生道别,然后,出去跟大家握手——麦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费拉斯教练和他的打手训练员,还有巴布的爸爸等,每个人。
之后,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苏。
“你打算怎么样?”我问。
公苏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门口。我们坐上小船,划到贝特河镇,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说:“体们要去哪儿?”我耸耸肩,她就说“你们何不去沙凡纳?我去过一次,是个好地方。”
于是我们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