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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又是一个春天，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街道上的柳条刚吐了新芽，梁启超、徐世昌、李经方、梁士诒、黎元洪等五人组成的宪政考察团赴欧美考察了三个多月，回到国内。宋骁飞决定在这一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启动宪政改革，主要内容是梁启超等人给国内的议员们和党政军政要作报告，进行思想的自由大讨论。大会开幕的第一天，位于宣武门附近的国会里特别热闹，大总统宋骁飞、内阁总理盛宣怀、参议长容闳、众议院院长张之洞等都参加了大会，段祺瑞、张佩纶、阮忠枢、冯国璋、王士珍、刘步蟾、邓世昌、严复、容蓉等人都列席了会议。
宋骁飞先对梁启超他们的归来表示欢迎，“各位不辞劳苦，远涉万里重洋，为了国家的未来，考察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加拿大等国家，现在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在座的大家也可以自由提问，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反对不等于反动，我们要把这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成团结活泼的大会，奠定宪政的思想基础，真正为中国开万世之太平。现在请梁启超总长代表考察团给大家作报告。”
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梁启超首先登台，他穿着一身传统的长袍，面色严肃，环顾在座的听众，大声说：“我梁某人今日之所讲，肯定会犹如一个炸弹，让大家吃惊，有的人还可能会骂我崇洋媚外，但为了国家之前途，民族之命运。我不得不站出来讲。”
宋骁飞说：“梁总长有话尽管说，我们都会认真听着。”
梁启超点点头，说：“我原来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现在想想。这真是太幼稚可笑了。还有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也简直是幼稚可笑。我觉得要实现中国的复兴大业，最需要的就是民族知耻感和民众的爱国心！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重点考察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在美国，我亲耳听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巡行全国时讲‘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大计，舍帝国主义未由也’，这足以使国人猛醒。我们所有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应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拥有主权。地域上拥有国界，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真正民族国家。”
张佩纶平时就有点不服梁启超，站起来问：“梁总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传统的天下观念有问题吗？”
梁启超回答说，“是的，我们要做出以下两点努力：第一。破除天下观念，树立国家思想。我们中国人以前总是夸张地把中国看作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以为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的文明都是野蛮的，这一趟考察，让我长了见识：中国人在道光年间以后所要面对的世界。决不是一个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国强大的泰西国家。假如我们一味坚持中国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观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就不可能意识到所面临的危机。我国人爱国心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我呼吁，要在全国去除中国仍然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蒙昧思想。认识到中国只不过是众多世界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
宋骁飞点点头，说：“梁先生说得对，我们中国人早就应该睁眼看世界，尤其是当政者，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国家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再也不能像慈禧那老太婆一样，无知地向列强十一国同时宣战。”
张之洞捋了捋胡子，这时也站起来问梁启超，“依你之见，破除了传统天下观念的中国人，应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泰西各国呢?”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以国家对国家。今日欲强中国，别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前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结果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与朝廷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是一回事。反之，如果朝廷背叛国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就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我们观泰西各国，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因此，中国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人民必须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
段祺瑞站起来笑着说，“梁总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倒是跟大总统当年教诲我们‘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宋骁飞笑着说：“是有**分相似。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孟子早就说过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满意了，就可以颠覆它。所以我们不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认为‘朕即国家’，要有危机感。”
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帝国主义与古代的帝国主义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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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又是一个春天，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街道上的柳条刚吐了新芽，梁启超、徐世昌、李经方、梁士诒、黎元洪等五人组成的宪政考察团赴欧美考察了三个多月，回到国内。宋骁飞决定在这一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启动宪政改革，主要内容是梁启超等人给国内的议员们和党政军政要作报告，进行思想的自由大讨论。大会开幕的第一天，位于宣武门附近的国会里特别热闹，大总统宋骁飞、内阁总理盛宣怀、参议长容闳、众议院院长张之洞等都参加了大会，段祺瑞、张佩纶、阮忠枢、冯国璋、王士珍、刘步蟾、邓世昌、严复、容蓉等人都列席了会议。
宋骁飞先对梁启超他们的归来表示欢迎，“各位不辞劳苦，远涉万里重洋，为了国家的未来，考察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加拿大等国家，现在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在座的大家也可以自由提问，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反对不等于反动，我们要把这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成团结活泼的大会，奠定宪政的思想基础，真正为中国开万世之太平。现在请梁启超总长代表考察团给大家作报告。”
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梁启超首先登台，他穿着一身传统的长袍，面色严肃，环顾在座的听众，大声说：“我梁某人今日之所讲，肯定会犹如一个炸弹，让大家吃惊，有的人还可能会骂我崇洋媚外，但为了国家之前途，民族之命运。我不得不站出来讲。”
宋骁飞说：“梁总长有话尽管说，我们都会认真听着。”
梁启超点点头，说：“我原来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现在想想。这真是太幼稚可笑了。还有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也简直是幼稚可笑。我觉得要实现中国的复兴大业，最需要的就是民族知耻感和民众的爱国心！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重点考察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在美国，我亲耳听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巡行全国时讲‘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大计，舍帝国主义未由也’，这足以使国人猛醒。我们所有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应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拥有主权。地域上拥有国界，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真正民族国家。”
张佩纶平时就有点不服梁启超，站起来问：“梁总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传统的天下观念有问题吗？”
梁启超回答说，“是的，我们要做出以下两点努力：第一。破除天下观念，树立国家思想。我们中国人以前总是夸张地把中国看作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以为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的文明都是野蛮的，这一趟考察，让我长了见识：中国人在道光年间以后所要面对的世界。决不是一个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国强大的泰西国家。假如我们一味坚持中国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观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就不可能意识到所面临的危机。我国人爱国心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我呼吁，要在全国去除中国仍然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蒙昧思想。认识到中国只不过是众多世界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
宋骁飞点点头，说：“梁先生说得对，我们中国人早就应该睁眼看世界，尤其是当政者，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国家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再也不能像慈禧那老太婆一样，无知地向列强十一国同时宣战。”
张之洞捋了捋胡子，这时也站起来问梁启超，“依你之见，破除了传统天下观念的中国人，应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泰西各国呢?”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以国家对国家。今日欲强中国，别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前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结果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与朝廷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是一回事。反之，如果朝廷背叛国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就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我们观泰西各国，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因此，中国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人民必须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
段祺瑞站起来笑着说，“梁总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倒是跟大总统当年教诲我们‘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宋骁飞笑着说：“是有**分相似。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孟子早就说过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满意了，就可以颠覆它。所以我们不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认为‘朕即国家’，要有危机感。”
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帝国主义与古代的帝国主义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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