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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灭之后的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知道窝里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心没有了。轻财重义的人少了，有奶便是娘的人多了，道德的底线被冲破了，昌盛的华夏文明走向了没落。唯一没有被游牧民族所统治的西欧却接过了宋朝的旗帜，借着四大发明继续海上商贸之路的拓展，由此走向了世界，开启了近代工业文明。宋亡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不是一句虚言呀！赵兴在后世常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国家的崛起，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而是文明的复兴，是华夏文明再次开创新的文明高度并走向沐浴天下之路。
“介甫慎言，天下之财有多少便是多少，不在官便在民，理财如何能使国富兵强？商鞅，桑弘羊之辈，一为酷吏一为奸商，投机媚上，盘剥百姓，致使民生凋敝，百业俱废。此类变法，实是误国。
商鞅变法，秦国成为了一架只知道征战的机器，对内压榨百姓，对外侵掠六国。天下尚未一统，此法为权变之宜，还算得过去。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却不能马放南山，仍然苛政待民，天下苦秦久矣。始皇平定天下的百万大军作鸟兽散，陈胜吴广之辈揭竿而起，致使天下元气大伤，匈奴卷土而来。这难道不是变法之害？
却说汉武帝变法，有武功却无文治，文景二帝的百年积蓄却被连番的征战耗尽。汉武帝变法之前，府库充盈，民间殷实，百姓安居乐业。变法之后，商贾中产之家纷纷破产，百姓沦为奴隶婢女者数以千万计，以致百姓隐入山林转为盗贼，贫苦之人易子而食。这就是你说的变法？
当下，太祖太宗皇帝已经扫平割据统一天下，虽然有西夏北辽之害，却是肌肤之痛，若是如此变法，定是亡国之祸。变法当内修德政，外止干戈。一为整顿吏治，宽税养民。一为交好外夷，马放南山。如若做到这两点，即能省下六成的养兵养吏之费，而百姓殷实了，税费必然增加，日子久了，国库自然充盈。待国库充盈之时，再修甲兵，未必不能收复故土。
竭泽而渔，穷兵黩武，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良方，若不是面临灭国之战，此法绝对是不能用的。若是使用，一旦对外征战受阻，变成长久的相互攻伐，却不能解决西夏北辽的边患之害，百姓无法修养生息，这就是亡国之道。若是大败，国门大开，百姓困顿，尚不能解决衣食，如何凝聚力量，抵御入侵？昔日，秦朝隋朝短命而亡，无不是穷兵黩武，却未拓疆土分毫，导致国力耗尽，百姓失去了修养生息的土地造成的。”
司马光像是驳斥王安石，更像是教育赵兴。赵兴对于司马光前半段话鼾之以鼻，后面几句话却拨动了赵兴的心弦。赵兴本来是要借这次会宴说服司马光的，不要让他给王安石的变法搅局，现在才发现司马光作为史学大家，他考虑得更加长远。看来是历史的局限使得司马光没有提出更加系统的变法思路，使得后半辈子完全是替王安石擦屁股去了，只是屁股没擦完就挂了，北宋由此失去了重新走向正轨的机会。在蔡京面目全非的新法下，北宋最终被金国所灭，又走向了晋朝退守南方的老路。
而令赵兴震惊的是司马光最后一句话。或许司马光本人都没有彻底的明白自己那一句话的含义，来自后世的赵兴却明白了。因为一切战争都是掠夺，掠夺的正是生存所必须的资源。胜利者借着资源继续发展，失败者却是穷困以致消亡。而农业时代生存所必须的资源就是能种庄稼的富饶土地，宋朝时南方是充满瘴气的蛮荒之地，要开发成本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非常庞大，精耕细作的农业弊端就在这里，红土地上的农业收入甚至有可能不能回报开发的成本。而西夏北辽占据的故土却是已经得到开发的，能够产出大量粮食的土地，这才是战争的导火索。
历史上与汉朝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不也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无法持续地开疆所造成的吗？罗马帝国后期，奴隶输入越来越少，劳动力越来越贵，罗马帝国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造成现在不得不变法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太祖太宗皇帝扫平割据后，地方的赋税资源汇聚中央，地方割据政权的储备也被太祖皇帝收到了内库。这两个皇帝甚至有拿钱赎回燕云十六州的打算，可见国库的充盈。然而真宗仁宗两朝的战事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岁币加真宗的封禅等奢侈消耗，国库消耗一空，这才有了现在的变法。
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然后走向鼎盛，最后极盛而衰，如此循环，这恐怕是根本原因。甚至所有国家的兴衰，都是这个原因，这似乎是一个死结。伴随着战争的胜利，丰富而廉价的生存资源输入，帝国开始走向强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廉价的而丰富的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推动国家这一个上层建筑像一座大厦一般快速地矗立起来。而帝国大厦建立起来的同时，管理和维修帝国大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因为历史的局限性，疆土不可能无限制的拓展，对敌对势力的战争不可能永远地轻易获胜。一旦战争受阻或消耗过大，那么战争就不是输入资源而是消耗资源了。伴随着资源输入的减少，经济发展的速度无法跟进帝国大厦建设的速度，或者经济的发展无法满足帝国大厦维护的费用，那么帝国大厦的建设和维护就要用到百姓们的储蓄，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长年失修的帝国大厦就会滋生蛀虫。如此，在帝国达到极盛之时，那么也就是帝国走向衰弱的开始，最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经验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在现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上，帝国大厦再度重建，历史再度重演。
那么就走西欧人曾经走过的路，打那些弱小的国家，用不断的征战胜利来推动帝国的崛起，赵兴的关于变法的思路仿佛已经打开了。
王安石没有反驳，这些道理，他也是知道的。因为对西夏北辽长期的军事失败，让他无法自信变法之后就一定能在短期之内灭亡西夏北辽。一时间，都忙着喝米酒吃菜，连同赵兴也陷入了沉思之中。王安石身前的那盘菜已经是全部吃光，赵兴连忙不经意地给他换了一盘，算是安慰他，也表明了赵兴一定会支持他的变法。赵兴明白，如今的困局，不变法是不行的，关键是怎么变，这个问题最是头疼，若是盲目地支持王安石，怕是要重蹈历史失败的覆辙。
最后是文彦博打破了这种平静。文彦博是一个寿星，在宋朝能活到近百的年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一个人是持重而明智的，可为不可为都看得很透彻，这是赵兴选择让他当内阁首辅的原因。加上王安石、司马光两人为次辅，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攻击，那么变法便成功了一半。关键这三位都是有自己的变法思路的，都是要求有所作为的士大夫。后来王安石得势了，其它两位就成了保守派，这王安石原本还是司马光推荐的。
宋灭之后的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知道窝里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心没有了。轻财重义的人少了，有奶便是娘的人多了，道德的底线被冲破了，昌盛的华夏文明走向了没落。唯一没有被游牧民族所统治的西欧却接过了宋朝的旗帜，借着四大发明继续海上商贸之路的拓展，由此走向了世界，开启了近代工业文明。宋亡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不是一句虚言呀！赵兴在后世常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国家的崛起，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而是文明的复兴，是华夏文明再次开创新的文明高度并走向沐浴天下之路。
“介甫慎言，天下之财有多少便是多少，不在官便在民，理财如何能使国富兵强？商鞅，桑弘羊之辈，一为酷吏一为奸商，投机媚上，盘剥百姓，致使民生凋敝，百业俱废。此类变法，实是误国。
商鞅变法，秦国成为了一架只知道征战的机器，对内压榨百姓，对外侵掠六国。天下尚未一统，此法为权变之宜，还算得过去。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却不能马放南山，仍然苛政待民，天下苦秦久矣。始皇平定天下的百万大军作鸟兽散，陈胜吴广之辈揭竿而起，致使天下元气大伤，匈奴卷土而来。这难道不是变法之害？
却说汉武帝变法，有武功却无文治，文景二帝的百年积蓄却被连番的征战耗尽。汉武帝变法之前，府库充盈，民间殷实，百姓安居乐业。变法之后，商贾中产之家纷纷破产，百姓沦为奴隶婢女者数以千万计，以致百姓隐入山林转为盗贼，贫苦之人易子而食。这就是你说的变法？
当下，太祖太宗皇帝已经扫平割据统一天下，虽然有西夏北辽之害，却是肌肤之痛，若是如此变法，定是亡国之祸。变法当内修德政，外止干戈。一为整顿吏治，宽税养民。一为交好外夷，马放南山。如若做到这两点，即能省下六成的养兵养吏之费，而百姓殷实了，税费必然增加，日子久了，国库自然充盈。待国库充盈之时，再修甲兵，未必不能收复故土。
竭泽而渔，穷兵黩武，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良方，若不是面临灭国之战，此法绝对是不能用的。若是使用，一旦对外征战受阻，变成长久的相互攻伐，却不能解决西夏北辽的边患之害，百姓无法修养生息，这就是亡国之道。若是大败，国门大开，百姓困顿，尚不能解决衣食，如何凝聚力量，抵御入侵？昔日，秦朝隋朝短命而亡，无不是穷兵黩武，却未拓疆土分毫，导致国力耗尽，百姓失去了修养生息的土地造成的。”
司马光像是驳斥王安石，更像是教育赵兴。赵兴对于司马光前半段话鼾之以鼻，后面几句话却拨动了赵兴的心弦。赵兴本来是要借这次会宴说服司马光的，不要让他给王安石的变法搅局，现在才发现司马光作为史学大家，他考虑得更加长远。看来是历史的局限使得司马光没有提出更加系统的变法思路，使得后半辈子完全是替王安石擦屁股去了，只是屁股没擦完就挂了，北宋由此失去了重新走向正轨的机会。在蔡京面目全非的新法下，北宋最终被金国所灭，又走向了晋朝退守南方的老路。
而令赵兴震惊的是司马光最后一句话。或许司马光本人都没有彻底的明白自己那一句话的含义，来自后世的赵兴却明白了。因为一切战争都是掠夺，掠夺的正是生存所必须的资源。胜利者借着资源继续发展，失败者却是穷困以致消亡。而农业时代生存所必须的资源就是能种庄稼的富饶土地，宋朝时南方是充满瘴气的蛮荒之地，要开发成本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非常庞大，精耕细作的农业弊端就在这里，红土地上的农业收入甚至有可能不能回报开发的成本。而西夏北辽占据的故土却是已经得到开发的，能够产出大量粮食的土地，这才是战争的导火索。
历史上与汉朝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不也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无法持续地开疆所造成的吗？罗马帝国后期，奴隶输入越来越少，劳动力越来越贵，罗马帝国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造成现在不得不变法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太祖太宗皇帝扫平割据后，地方的赋税资源汇聚中央，地方割据政权的储备也被太祖皇帝收到了内库。这两个皇帝甚至有拿钱赎回燕云十六州的打算，可见国库的充盈。然而真宗仁宗两朝的战事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岁币加真宗的封禅等奢侈消耗，国库消耗一空，这才有了现在的变法。
中国历史上，王朝建立，然后走向鼎盛，最后极盛而衰，如此循环，这恐怕是根本原因。甚至所有国家的兴衰，都是这个原因，这似乎是一个死结。伴随着战争的胜利，丰富而廉价的生存资源输入，帝国开始走向强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廉价的而丰富的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推动国家这一个上层建筑像一座大厦一般快速地矗立起来。而帝国大厦建立起来的同时，管理和维修帝国大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因为历史的局限性，疆土不可能无限制的拓展，对敌对势力的战争不可能永远地轻易获胜。一旦战争受阻或消耗过大，那么战争就不是输入资源而是消耗资源了。伴随着资源输入的减少，经济发展的速度无法跟进帝国大厦建设的速度，或者经济的发展无法满足帝国大厦维护的费用，那么帝国大厦的建设和维护就要用到百姓们的储蓄，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长年失修的帝国大厦就会滋生蛀虫。如此，在帝国达到极盛之时，那么也就是帝国走向衰弱的开始，最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经验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在现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上，帝国大厦再度重建，历史再度重演。
那么就走西欧人曾经走过的路，打那些弱小的国家，用不断的征战胜利来推动帝国的崛起，赵兴的关于变法的思路仿佛已经打开了。
王安石没有反驳，这些道理，他也是知道的。因为对西夏北辽长期的军事失败，让他无法自信变法之后就一定能在短期之内灭亡西夏北辽。一时间，都忙着喝米酒吃菜，连同赵兴也陷入了沉思之中。王安石身前的那盘菜已经是全部吃光，赵兴连忙不经意地给他换了一盘，算是安慰他，也表明了赵兴一定会支持他的变法。赵兴明白，如今的困局，不变法是不行的，关键是怎么变，这个问题最是头疼，若是盲目地支持王安石，怕是要重蹈历史失败的覆辙。
最后是文彦博打破了这种平静。文彦博是一个寿星，在宋朝能活到近百的年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一个人是持重而明智的，可为不可为都看得很透彻，这是赵兴选择让他当内阁首辅的原因。加上王安石、司马光两人为次辅，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攻击，那么变法便成功了一半。关键这三位都是有自己的变法思路的，都是要求有所作为的士大夫。后来王安石得势了，其它两位就成了保守派，这王安石原本还是司马光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