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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嘉湖道，上有漕赋之供，下有海塘兴修、北新关税诸事，最为紧要。是以孩儿必悉心查访，择一清廉有为之人，助孩儿整治杭嘉湖道，关要之处可以有为，其余之处，自当次第望风向治。”阮元续道。
“那浙江事务，是你选了一个杭嘉湖道就能办成的吗？”这时，阮承信的声音才第一次从屋里传了出来。
“自然不是，是以孩儿此去，必会一如学政之时，多加延请幕僚，辅佐孩儿办理浙省庶务。里堂虽不涉官场，却与孩儿一般，又经世救民之志，孩儿在杭州之时，府中生员亦多有能人，其余有为宿儒，善治能吏，孩儿自当相加寻访，多加咨求为治之道，务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阮元答道。
“你那些学生，又能有何用处？不过一群夸夸其谈的读书人，能做成实事吗？你又把里堂他们叫去，难道做了巡抚，还要继续编书不成？”阮承信的声音依然严峻。
“修书之事，功在千秋，在为天下学子昌明圣人之道，既然孩儿有了条件去做，孩儿为什么不做呢？但是爹爹，孩儿也清楚，事有轻重缓急，圣人云，民贫则富之，民富则教之。眼下浙江海防之忧，亏空贪吏之患，自然要首先解决，待得全省安定，百姓各得其所，孩儿还是会继续兴学。若是……若是能依唐宋故本，重修《十三经注疏》，那自然还是要办。爹爹，难道祖父当年不惜重金，购下家中这一套宋本注疏，就是放在家中，孤芳自赏吗？达则兼济天下，这不也是爹爹的心愿吗？”虽然阮元也希望父亲回心转意，可修书治学，也一向是自己心之所愿，却是不愿为了得到父亲认同，就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
果然，阮承信得知他能分清前后之辨，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而是问道：“还有呢？我在杭州之时，曾经过一场大火，多有人言，或是人为纵火。只怕浙江陆上，也不太平罢？”
阮元登时想起，嘉庆元年那场差点烧毁学政署的大火，自己之后也曾详加查询，一直怀疑是人为纵火，却因玉德不愿查访之故，最终不了了之。想来父亲对这件事的记忆，却比自己还清楚。但对于陆上治安，阮元也有办法，道：“孩儿知道，绿营军务，历来多有废弛，是故孩儿到了浙江，对各镇绿营，定会勤加督办，使其日常操练不误，不废本职。此外，民间保甲团练，孩儿亦当悉心监办。民间虽偶有土盗，但多源之于民，故民间捕盗，首要仍在安民。若是孩儿能免百姓加耗之苦，胥吏之害，百姓感念孩儿，想来自会有人相助，得百姓相助，捕盗之事，自然就不难了。”
直到这时，阮承信言语才渐渐缓和，叹道：“伯元，你且先起来吧，你这些日子，对做巡抚这件事，也做了不少准备了。你方才所言确是要紧之处，你所想到的办法，虽不能尽善尽美，若能落实，也够用了。可爹爹还有一事不明，你眼下是二品侍郎，你去做其他部院的侍郎，又或到要紧之省做个学政，哪怕到稍微太平一些的山东、湖南去做巡抚，都比浙江安全啊？难道皇上用了你做浙江巡抚，你便半分改任的余地都没有了么？”
“爹爹，山东陈中丞、湖南姜中丞，都是孩儿前辈重臣，孩儿怎敢让皇上调任他们啊？”阮元笑道，可随即神色便即郑重，道：“爹爹，十一年前，就在前面不远的总商行馆，孩儿与杨吉曾经讨论过，这做官所谓何事。当时孩儿便想，若是真做了官，就要让治下百姓，太平安乐，即便不能，也要让他们少些苦楚才是。十年了，杨吉也不知与我抱怨了多少次，为什么我一直在做官，也确实在升迁，可总是在做文翰之事，却与安定百姓全无关系啊？我之前答不上来，是因为皇命在身，我必须依圣意而行。可这一次，皇上给了孩儿一个做巡抚治理一方，救护生民的机会，这不正是孩儿为官所愿吗？爹爹或许觉得，眼下去浙江做官，有这许多难处。可孩儿以为，正是有难处，才有可作为之处啊？爹爹教孩儿读书学习，也一直悉心教导孩儿，要讲求实学，切莫惑于空言。孩儿虽以实学自励，却并无用武之地。可这一次，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
“爹爹，孩儿知道，您所言也并非全是内心所想。可孩儿也知道，您是希望孩儿这辈子有所作为的。不是仅仅为了咱们阮家，也是为了天下读书人啊？孩儿清楚，那些不学无术之人，素来都放言妄称书生无用，孩儿得东原先生、辛楣先生之教，致力恢复先贤之学，一洗宋明以来积弊。可在他们眼里，却不过是空言考据，不务实事的俗儒。可孩儿清楚，我等重实学、轻空言，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办实事，为了将圣人所言阐释清楚，之后重新躬行于天下！爹爹，您从小就教导孩儿，要学有用之学，不能溺于八股，孩儿成了进士，依然读书不辍，八股却弃之不用，这也正是爹爹的教诲啊？可眼下，孩儿成爹爹之志，行圣人之道的机会就在眼前，爹爹却为何，要在孩儿之前先行退缩呢？爹爹，若您也觉得孩儿读书三十年，这条路没有走错，就请爹爹给孩儿一个机会，让孩儿把毕生所学，真正实现下来吧！”说罢，阮元也再次跪倒，向着阮承信的方向一连三叩，以示至诚至孝之意。
杭嘉湖道，上有漕赋之供，下有海塘兴修、北新关税诸事，最为紧要。是以孩儿必悉心查访，择一清廉有为之人，助孩儿整治杭嘉湖道，关要之处可以有为，其余之处，自当次第望风向治。”阮元续道。
“那浙江事务，是你选了一个杭嘉湖道就能办成的吗？”这时，阮承信的声音才第一次从屋里传了出来。
“自然不是，是以孩儿此去，必会一如学政之时，多加延请幕僚，辅佐孩儿办理浙省庶务。里堂虽不涉官场，却与孩儿一般，又经世救民之志，孩儿在杭州之时，府中生员亦多有能人，其余有为宿儒，善治能吏，孩儿自当相加寻访，多加咨求为治之道，务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阮元答道。
“你那些学生，又能有何用处？不过一群夸夸其谈的读书人，能做成实事吗？你又把里堂他们叫去，难道做了巡抚，还要继续编书不成？”阮承信的声音依然严峻。
“修书之事，功在千秋，在为天下学子昌明圣人之道，既然孩儿有了条件去做，孩儿为什么不做呢？但是爹爹，孩儿也清楚，事有轻重缓急，圣人云，民贫则富之，民富则教之。眼下浙江海防之忧，亏空贪吏之患，自然要首先解决，待得全省安定，百姓各得其所，孩儿还是会继续兴学。若是……若是能依唐宋故本，重修《十三经注疏》，那自然还是要办。爹爹，难道祖父当年不惜重金，购下家中这一套宋本注疏，就是放在家中，孤芳自赏吗？达则兼济天下，这不也是爹爹的心愿吗？”虽然阮元也希望父亲回心转意，可修书治学，也一向是自己心之所愿，却是不愿为了得到父亲认同，就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
果然，阮承信得知他能分清前后之辨，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而是问道：“还有呢？我在杭州之时，曾经过一场大火，多有人言，或是人为纵火。只怕浙江陆上，也不太平罢？”
阮元登时想起，嘉庆元年那场差点烧毁学政署的大火，自己之后也曾详加查询，一直怀疑是人为纵火，却因玉德不愿查访之故，最终不了了之。想来父亲对这件事的记忆，却比自己还清楚。但对于陆上治安，阮元也有办法，道：“孩儿知道，绿营军务，历来多有废弛，是故孩儿到了浙江，对各镇绿营，定会勤加督办，使其日常操练不误，不废本职。此外，民间保甲团练，孩儿亦当悉心监办。民间虽偶有土盗，但多源之于民，故民间捕盗，首要仍在安民。若是孩儿能免百姓加耗之苦，胥吏之害，百姓感念孩儿，想来自会有人相助，得百姓相助，捕盗之事，自然就不难了。”
直到这时，阮承信言语才渐渐缓和，叹道：“伯元，你且先起来吧，你这些日子，对做巡抚这件事，也做了不少准备了。你方才所言确是要紧之处，你所想到的办法，虽不能尽善尽美，若能落实，也够用了。可爹爹还有一事不明，你眼下是二品侍郎，你去做其他部院的侍郎，又或到要紧之省做个学政，哪怕到稍微太平一些的山东、湖南去做巡抚，都比浙江安全啊？难道皇上用了你做浙江巡抚，你便半分改任的余地都没有了么？”
“爹爹，山东陈中丞、湖南姜中丞，都是孩儿前辈重臣，孩儿怎敢让皇上调任他们啊？”阮元笑道，可随即神色便即郑重，道：“爹爹，十一年前，就在前面不远的总商行馆，孩儿与杨吉曾经讨论过，这做官所谓何事。当时孩儿便想，若是真做了官，就要让治下百姓，太平安乐，即便不能，也要让他们少些苦楚才是。十年了，杨吉也不知与我抱怨了多少次，为什么我一直在做官，也确实在升迁，可总是在做文翰之事，却与安定百姓全无关系啊？我之前答不上来，是因为皇命在身，我必须依圣意而行。可这一次，皇上给了孩儿一个做巡抚治理一方，救护生民的机会，这不正是孩儿为官所愿吗？爹爹或许觉得，眼下去浙江做官，有这许多难处。可孩儿以为，正是有难处，才有可作为之处啊？爹爹教孩儿读书学习，也一直悉心教导孩儿，要讲求实学，切莫惑于空言。孩儿虽以实学自励，却并无用武之地。可这一次，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
“爹爹，孩儿知道，您所言也并非全是内心所想。可孩儿也知道，您是希望孩儿这辈子有所作为的。不是仅仅为了咱们阮家，也是为了天下读书人啊？孩儿清楚，那些不学无术之人，素来都放言妄称书生无用，孩儿得东原先生、辛楣先生之教，致力恢复先贤之学，一洗宋明以来积弊。可在他们眼里，却不过是空言考据，不务实事的俗儒。可孩儿清楚，我等重实学、轻空言，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办实事，为了将圣人所言阐释清楚，之后重新躬行于天下！爹爹，您从小就教导孩儿，要学有用之学，不能溺于八股，孩儿成了进士，依然读书不辍，八股却弃之不用，这也正是爹爹的教诲啊？可眼下，孩儿成爹爹之志，行圣人之道的机会就在眼前，爹爹却为何，要在孩儿之前先行退缩呢？爹爹，若您也觉得孩儿读书三十年，这条路没有走错，就请爹爹给孩儿一个机会，让孩儿把毕生所学，真正实现下来吧！”说罢，阮元也再次跪倒，向着阮承信的方向一连三叩，以示至诚至孝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