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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院准备款接贵客光临！”一站又一站接声播送，由巷口掠过妓院和民居，直达花筵酒家。于是一队队嫖客在这种声势和气氛中鱼贯而入闾巷，抵达各自预定的酒家。沿途，隐藏于纱窗帘栊间偷窥嫖客的一双双眼睛，放射出流萤般的“冷光”，当时曾有人低吟：“花街红粉女，争看绿衣郎”，足见当时妓业之盛。
花筵酒家，不同于一般酒家。开筵坐花，飞觞醉月，花笺发出，妓女徐来，乃花筵酒家所独具的引人之处。开筵时间到，主队人招呼饮友入席。随见一云鬓花颜的歌妓来到饮厅，展开乐器，自弹自唱。接着，应召的妓群连翩而来，各自对号坐于饮客身后。于是，群客举杯欢迎，众妓举杯回礼。红袖添酒，饮客衔杯，呢喃燕语，不知何辞。经过一番热哄之后，侑酒的妓女便举杯告辞，秋波送媚，笑声吃吃而去。客则饮食谈笑自娱，直至杯盘狼藉而散。其中一些嫖客在席间曾与妓女相约者，便挽着一二好友转移阵地，到妓院香巢“打茶围”。
“打茶围”，起因于花筵间妓女对饮客的私约。饮客如约而至，妓即迎入香闺，献茶奉烟，款待殷勤，嫖客即以30元港币压于碟底，叫碟底钱。于是，即与妓女缩坐一隅，喃喃燕语。片刻，便向鸨母交纳外游费，外出租用一辆汽车，环市兜风。途中，自然免不了上演一番狂热丑剧。
“打茶围”外，还有所谓“煀房”。“煀”字何义，已难确考。总之是嫖客向鸨母交足了钱，妓女接客度宿。中午前后，煀房的嫖客约同友好三数人，适时来到香闺，交费后，妓女便春风满面，殷勤待客。随开麻将一局，供客消遣。也会设鸦片烟局于卧榻，供嫖客抽吸，以壮神气。晚宴上，妓亦入席，红袖浅斟劝客畅饮。入夜，陪客告辞，妓女含笑送出，道声“后会有期，再见”而别，嫖客独留，欢度良宵。其中也有嫖客遭受意外的，因在紧要关头，妓女勒索，相持不下，妓即愤离香巢，一去不返。嫖客只好孤枕独眠，天明离开妓院。妓院中人称该妓叫“走鸡”，该客叫做“吃了独睡丸”。以上是“大寨”概况，至于二四寨和打炮寨等低级妓院，可就寒酸了。
一般以中下层社会的嫖客为营业对象，没有花筵酒家那样的排场，一经付钱即可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因此妓女们日夜均须接客。有些妓女在一昼夜中，被迫接客达二三十人之多。到这些妓寨去的嫖客，俗称“捐灯笼底”，因为这些妓寨门前都悬有一个敬神的大灯笼，进门时须从灯笼下经过。妓女日夜并排坐在妓寨当门大厅的板凳上，任嫖客挑选，称为“坐灯”。嫖客去“捐灯笼底”时，往往先挨家挨户看去，相中了哪一个寨的哪一个妓女，然后入门上楼，对“客嫂”说明看中了谁，“客嫂”于是凭栏高呼：“某某，有客叫！”妓女便应声来到嫖客房间，以下便一切如常，不必细表。
界首镇的“书寓”：
界首镇是豫皖北部交界处的一个小镇，自不可与京沪宁穗同日而语。界首的妓女分江苏班与河南班，来自江苏沦陷区和豫东黄泛区。按摆设、穿戴、容貌，又分甲、乙、丙三等。妓院有个美名，叫“书寓”，如“同乐书寓”、“会友书寓”、“天香书寓”等等。1942年夏以前，界首挂牌的妓女就有1000多人。后因生活贫困，大批流亡到外埠，但到抗战末期，仍有明娼355人，其中甲、乙等妓女共258人。
“书寓”里有“上盘子”、“出条子”、“住局”等项目。“上盘子”就是每日下午4时至夜晚12时，嫖客到“书寓”内挑选妓女，选上哪一个，就在那个妓女房间里端上盘子。盘内有香烟、瓜子、糖果，另有茶水招待嫖客。妓女则陪嫖客谈笑，供其玩弄。“上盘子”有时是几个嫖客同去，但其中只有一个为主的可以动手玩弄妓女，其他同去的为“朋友”，只能与妓女谈笑，不能动手。一个嫖客在一个“书寓”里，只许挑一个妓女，不能挑第二个。同去的“朋友”可以在“书寓”里挑选其他妓女，但不能选“朋友”嫖过的妓女，这是为防争风吃醋而立下的“寓规”。“出条子”是嫖客招妓女到旅社去，陪其谈笑、饮乐，叫做“时条”；叫妓女到外面去同床过夜，叫“夜条”。嫖客在“书寓”里与妓女同床过夜，叫“住局”。丙等“书寓”为了多作生意，还有“关门”与“拉铺”的规定，白天嫖客与妓女在“书寓”中临时关门苟合一次，叫“关门”；白天与妓女临时同床一小时，叫“拉铺”。每天自下午4时起，妓女们便艳装浓抹，鹄立街头，莺声燕语，招引嫖客。“书寓”内则吹奏弹拉，歌声四起，深夜还灯明如昼。
“书寓”里都供佛像，每天给佛爷烧香叩头，求佛爷保佑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如果哪一天有某个妓女未“上盘”也无“住局”，第二天早上拜佛时，全体妓女都得跪搓板，这叫“满堂警”，老板的目的是在妓女之间制造矛盾，迫使她们不顾一切去拉客。生意好了，个个都“高朋满座”，也得罚跪，这叫“满堂红”。老板的理由是生意所以如此兴隆，是因为“闺女们”对嫖客过份殷勤，“不打不成材，天生的贱骨头”。这样，上客少了要罚“满堂警”，上客多了要罚“满堂红”，弄得“闺女”们时刻提心吊胆，横竖都逃不了挨罚。
广西的“堂班”：
沿海繁华之地，自有温柔堕落之乡；边远内地的情况又当如何呢？虽然比不上沿海都市的发达，但却也不甘寂寞，且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
就说大西南的广西吧，娼妓业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光绪年间，梧州就有了公娼。当地人把向娼妓征税，称为“花捐”；在妓院饮宴，称为“吃花酒”；出榜品评妓女的高下，称为“花榜”；称妓院为烟花场，妓女为“一盆花”，性病为“花柳病”。总而言之，这些边远地区别有一番“花花世界”。民国时期，梧州公娼营业地区，是在五显码头河下一带。妓女分为两种，一种称“老举”，一种称“琵琶仔”。“老举”年岁较长，一般在16岁以上，除应酒局外，并应大局（陪宿）。“琵琶仔”则是15岁以下的小女孩，因年龄小，只应酒局。到了适当年龄，鸨母必为之觅一“恩客”叫首次大局，此恩客必大花其钱，请客，打首饰，制衣履，首次大局之后，“琵琶仔”即成“老举”了。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娼妓业也很发达。清末，凡娼妓住宅，于门牌上加“备查”二字，故有“备查馆”之称。民国期间，妓院集中在秀水塘一带营业，称“特别区”。民国21年改称特察里，内中酒楼林立，每一鸨母，领有若干妓女，自成一家，每一妓女，独有一房。
民国五六年间，桂林始有“堂班”。“堂班”是妓院的另一派别，由湖南发展而来。每一鸨母，率领若干妓女，自成一班，为某某堂，赁大公馆，自有乐师厨师为嫖客服务。每一妓女，各有一房，陈设华丽，嫖客专为某妓女捧场，则在她房内摆酒，如大闹阔气，则在厅堂摆酒。堂班常故意抬高身价，只陪酒唱曲，不伴宿，如要伴宿，则要求客人“铺堂”。铺堂客人在事前言定送鸨母现金若干，送妓女金珠首饰若干，请客若干席，诸事办齐，至期大张筵席，这一闹非花数百元不可。大约在民国十四五年，城内堂班也一律迁往特别区营业。
宁夏的“平康里”：贾府中唯一“嫖了男人”的奇女子
大西南如此，大西北亦然。姑以宁夏为例。民国初年，宁夏银川开始有了妓女。民国6年，余鼎铭任宁夏知县任内，在新华街七真观（今新华照相馆）对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所妓女院，名曰“平康里”，周围建起了一些配套设施如饭馆、戏院等，新华街从此热闹起来。民国20年左右，由私人在七真观东面空地上修了一个大四合院，专住下等妓女，名曰“大乐院”。随后，由京、津、沪流来的人贩子，拐骗穷乡僻壤的贫女，又在平康里西边一带租用民房，开设“江苏书寓”、“萃华班”，称之为头等班子；午康里为二等窑子；“大院”则为三等。银川妓女之多，达300余人。
马鸿逵统治时期，为了标榜其施行“仁政”，曾下令“禁妓”，把银川市的四大妓院统统封闭，将3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由警察看管。并将妓女分等论价，头等300大洋，二等200大洋，三等100大洋，按“从良”处理，任人挑选。挑中者，一手交钱，一手领人。老鸨则处以罚金，多则2000，少则1000，名曰“赎罪钱”。可是，公开的妓院没有了，暗娼却活跃起来。马鸿逵又下令警察局征暗娼捐，名曰“上捐”。凡上捐纳税者，则不加干涉。于是，妓风未能禁绝，马鸿逵却因此捞了一笔巨款Z
妓院准备款接贵客光临！”一站又一站接声播送，由巷口掠过妓院和民居，直达花筵酒家。于是一队队嫖客在这种声势和气氛中鱼贯而入闾巷，抵达各自预定的酒家。沿途，隐藏于纱窗帘栊间偷窥嫖客的一双双眼睛，放射出流萤般的“冷光”，当时曾有人低吟：“花街红粉女，争看绿衣郎”，足见当时妓业之盛。
花筵酒家，不同于一般酒家。开筵坐花，飞觞醉月，花笺发出，妓女徐来，乃花筵酒家所独具的引人之处。开筵时间到，主队人招呼饮友入席。随见一云鬓花颜的歌妓来到饮厅，展开乐器，自弹自唱。接着，应召的妓群连翩而来，各自对号坐于饮客身后。于是，群客举杯欢迎，众妓举杯回礼。红袖添酒，饮客衔杯，呢喃燕语，不知何辞。经过一番热哄之后，侑酒的妓女便举杯告辞，秋波送媚，笑声吃吃而去。客则饮食谈笑自娱，直至杯盘狼藉而散。其中一些嫖客在席间曾与妓女相约者，便挽着一二好友转移阵地，到妓院香巢“打茶围”。
“打茶围”，起因于花筵间妓女对饮客的私约。饮客如约而至，妓即迎入香闺，献茶奉烟，款待殷勤，嫖客即以30元港币压于碟底，叫碟底钱。于是，即与妓女缩坐一隅，喃喃燕语。片刻，便向鸨母交纳外游费，外出租用一辆汽车，环市兜风。途中，自然免不了上演一番狂热丑剧。
“打茶围”外，还有所谓“煀房”。“煀”字何义，已难确考。总之是嫖客向鸨母交足了钱，妓女接客度宿。中午前后，煀房的嫖客约同友好三数人，适时来到香闺，交费后，妓女便春风满面，殷勤待客。随开麻将一局，供客消遣。也会设鸦片烟局于卧榻，供嫖客抽吸，以壮神气。晚宴上，妓亦入席，红袖浅斟劝客畅饮。入夜，陪客告辞，妓女含笑送出，道声“后会有期，再见”而别，嫖客独留，欢度良宵。其中也有嫖客遭受意外的，因在紧要关头，妓女勒索，相持不下，妓即愤离香巢，一去不返。嫖客只好孤枕独眠，天明离开妓院。妓院中人称该妓叫“走鸡”，该客叫做“吃了独睡丸”。以上是“大寨”概况，至于二四寨和打炮寨等低级妓院，可就寒酸了。
一般以中下层社会的嫖客为营业对象，没有花筵酒家那样的排场，一经付钱即可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因此妓女们日夜均须接客。有些妓女在一昼夜中，被迫接客达二三十人之多。到这些妓寨去的嫖客，俗称“捐灯笼底”，因为这些妓寨门前都悬有一个敬神的大灯笼，进门时须从灯笼下经过。妓女日夜并排坐在妓寨当门大厅的板凳上，任嫖客挑选，称为“坐灯”。嫖客去“捐灯笼底”时，往往先挨家挨户看去，相中了哪一个寨的哪一个妓女，然后入门上楼，对“客嫂”说明看中了谁，“客嫂”于是凭栏高呼：“某某，有客叫！”妓女便应声来到嫖客房间，以下便一切如常，不必细表。
界首镇的“书寓”：
界首镇是豫皖北部交界处的一个小镇，自不可与京沪宁穗同日而语。界首的妓女分江苏班与河南班，来自江苏沦陷区和豫东黄泛区。按摆设、穿戴、容貌，又分甲、乙、丙三等。妓院有个美名，叫“书寓”，如“同乐书寓”、“会友书寓”、“天香书寓”等等。1942年夏以前，界首挂牌的妓女就有1000多人。后因生活贫困，大批流亡到外埠，但到抗战末期，仍有明娼355人，其中甲、乙等妓女共258人。
“书寓”里有“上盘子”、“出条子”、“住局”等项目。“上盘子”就是每日下午4时至夜晚12时，嫖客到“书寓”内挑选妓女，选上哪一个，就在那个妓女房间里端上盘子。盘内有香烟、瓜子、糖果，另有茶水招待嫖客。妓女则陪嫖客谈笑，供其玩弄。“上盘子”有时是几个嫖客同去，但其中只有一个为主的可以动手玩弄妓女，其他同去的为“朋友”，只能与妓女谈笑，不能动手。一个嫖客在一个“书寓”里，只许挑一个妓女，不能挑第二个。同去的“朋友”可以在“书寓”里挑选其他妓女，但不能选“朋友”嫖过的妓女，这是为防争风吃醋而立下的“寓规”。“出条子”是嫖客招妓女到旅社去，陪其谈笑、饮乐，叫做“时条”；叫妓女到外面去同床过夜，叫“夜条”。嫖客在“书寓”里与妓女同床过夜，叫“住局”。丙等“书寓”为了多作生意，还有“关门”与“拉铺”的规定，白天嫖客与妓女在“书寓”中临时关门苟合一次，叫“关门”；白天与妓女临时同床一小时，叫“拉铺”。每天自下午4时起，妓女们便艳装浓抹，鹄立街头，莺声燕语，招引嫖客。“书寓”内则吹奏弹拉，歌声四起，深夜还灯明如昼。
“书寓”里都供佛像，每天给佛爷烧香叩头，求佛爷保佑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如果哪一天有某个妓女未“上盘”也无“住局”，第二天早上拜佛时，全体妓女都得跪搓板，这叫“满堂警”，老板的目的是在妓女之间制造矛盾，迫使她们不顾一切去拉客。生意好了，个个都“高朋满座”，也得罚跪，这叫“满堂红”。老板的理由是生意所以如此兴隆，是因为“闺女们”对嫖客过份殷勤，“不打不成材，天生的贱骨头”。这样，上客少了要罚“满堂警”，上客多了要罚“满堂红”，弄得“闺女”们时刻提心吊胆，横竖都逃不了挨罚。
广西的“堂班”：
沿海繁华之地，自有温柔堕落之乡；边远内地的情况又当如何呢？虽然比不上沿海都市的发达，但却也不甘寂寞，且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
就说大西南的广西吧，娼妓业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光绪年间，梧州就有了公娼。当地人把向娼妓征税，称为“花捐”；在妓院饮宴，称为“吃花酒”；出榜品评妓女的高下，称为“花榜”；称妓院为烟花场，妓女为“一盆花”，性病为“花柳病”。总而言之，这些边远地区别有一番“花花世界”。民国时期，梧州公娼营业地区，是在五显码头河下一带。妓女分为两种，一种称“老举”，一种称“琵琶仔”。“老举”年岁较长，一般在16岁以上，除应酒局外，并应大局（陪宿）。“琵琶仔”则是15岁以下的小女孩，因年龄小，只应酒局。到了适当年龄，鸨母必为之觅一“恩客”叫首次大局，此恩客必大花其钱，请客，打首饰，制衣履，首次大局之后，“琵琶仔”即成“老举”了。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娼妓业也很发达。清末，凡娼妓住宅，于门牌上加“备查”二字，故有“备查馆”之称。民国期间，妓院集中在秀水塘一带营业，称“特别区”。民国21年改称特察里，内中酒楼林立，每一鸨母，领有若干妓女，自成一家，每一妓女，独有一房。
民国五六年间，桂林始有“堂班”。“堂班”是妓院的另一派别，由湖南发展而来。每一鸨母，率领若干妓女，自成一班，为某某堂，赁大公馆，自有乐师厨师为嫖客服务。每一妓女，各有一房，陈设华丽，嫖客专为某妓女捧场，则在她房内摆酒，如大闹阔气，则在厅堂摆酒。堂班常故意抬高身价，只陪酒唱曲，不伴宿，如要伴宿，则要求客人“铺堂”。铺堂客人在事前言定送鸨母现金若干，送妓女金珠首饰若干，请客若干席，诸事办齐，至期大张筵席，这一闹非花数百元不可。大约在民国十四五年，城内堂班也一律迁往特别区营业。
宁夏的“平康里”：贾府中唯一“嫖了男人”的奇女子
大西南如此，大西北亦然。姑以宁夏为例。民国初年，宁夏银川开始有了妓女。民国6年，余鼎铭任宁夏知县任内，在新华街七真观（今新华照相馆）对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所妓女院，名曰“平康里”，周围建起了一些配套设施如饭馆、戏院等，新华街从此热闹起来。民国20年左右，由私人在七真观东面空地上修了一个大四合院，专住下等妓女，名曰“大乐院”。随后，由京、津、沪流来的人贩子，拐骗穷乡僻壤的贫女，又在平康里西边一带租用民房，开设“江苏书寓”、“萃华班”，称之为头等班子；午康里为二等窑子；“大院”则为三等。银川妓女之多，达300余人。
马鸿逵统治时期，为了标榜其施行“仁政”，曾下令“禁妓”，把银川市的四大妓院统统封闭，将3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由警察看管。并将妓女分等论价，头等300大洋，二等200大洋，三等100大洋，按“从良”处理，任人挑选。挑中者，一手交钱，一手领人。老鸨则处以罚金，多则2000，少则1000，名曰“赎罪钱”。可是，公开的妓院没有了，暗娼却活跃起来。马鸿逵又下令警察局征暗娼捐，名曰“上捐”。凡上捐纳税者，则不加干涉。于是，妓风未能禁绝，马鸿逵却因此捞了一笔巨款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