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在椰子纤维地毯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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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奥斯卡就这样为他的朋友克勒普提供了从床上起身的理由。他高兴过头，从霉臭的被褥中一跃而起，甚至用水冲洗身子，完全成了一个新人，并且说：“妙哉！”又说，“我可以从人世间得到好处！”今天，奥斯卡成了卧床者。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克勒普要对我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因为当初我使他离开了他那面条厨房里的床，现在他要让我离开疗养和护理院里我的栏杆床。
我必须对他每周一次来探望我感到满意，我必须洗耳恭听他有关爵士音乐的乐观主义宏论，他的音乐共产主义宣言，因为他卧床不起时，是个忠诚的保皇党人，拥护英格兰王室，但在我夺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风笛和伊丽莎白后，他马上成了德国共产党缴纳党费的党员。至今这仍是他的一项非法的业余爱好：喝着啤酒，吃着血肠，一边向站在酒柜前细看酒瓶商标的没有危险的小人物们讲述，全日工作的爵士乐队和苏联农庄都是使人幸福的团体。
当今的社会为一个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所提供的机会是很少的。克勒普一旦离开了他藏身的床，他可以成为同志——这甚至在被宣布为非法后更具有吸引力。爵士乐狂是为他提供的第二种信仰。第三，他这个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成为天主教徒。
至于克勒普，他也只能如此。他保留着通往各种信仰的道路。他的小心谨慎、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声维持的幽默感给他开了一张药方，按照它的灵活的原则，他竟把马克思的学说同爵士乐的神话混合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工人神甫之类的左翼神甫拦住了他的去路，此外，这个神甫还是新奥尔良爵士乐唱片的收藏者的话，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爵士乐狂从那一天起便会去领圣体，把上文描述过的他身上的臭气同新哥特式教堂的臭气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若是下了床，我的命运也是如此。所以，克勒普这小子正用生活是如何温暖之类的诺言诱使我下床。他向法院递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请书，还同我的律师携手合作，要求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我的案子。他想让奥斯卡被宣判无罪，想让奥斯卡获释，把我们的奥斯卡从疗养院里放出来！为什么呢？克勒普嫉妒我卧床不起。
然而，我并不后悔在蔡德勒家当房客的时候使一位卧床的朋友变成直立的、踏着沉重的脚步四处走的、甚至奔跑的朋友。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献给道罗泰娅姆姆的那些钟点以外，我的私人生活倒是无忧无虑的。“哈罗！克勒普！”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让我们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吧！”他摸摸我的驼背。他爱它几乎如同爱他的肚皮。“奥斯卡和我，我们要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克勒普向世界宣告。“只是我们还缺一个像样的吉他手，他当然还得会弹班卓琴①。”确实如此。在长笛和鼓之间还得有奏第二旋律的乐器。要有一种低音弹拨乐器的话倒是不错的，即使纯粹从乐队的外观上讲也是如此，但低音乐器手当时已经不好找，于是我们便全力去寻找还缺少的那个吉他手。我们常去电影院，如我在本书卷首业已报道的那样，我们每周照相两次，一边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一边用护照相片搭配出各种无聊玩艺儿来。当时，克勒普认识了红头发的伊尔丝，轻率地把自己的照片送了一张给她，仅仅为了这件事就非娶她不可。而我们唯独没有找到那个吉他手——
①班卓琴，美洲黑人的一种长颈拨弦乐器。
我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多少领略了杜塞尔多夫旧城的牛眼形玻璃窗，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气味和下莱茵河的颠簸。然而，真正了解这些是我在克勒普身边的时候。我们到处寻找吉他手，在兰只图斯教堂周围地区，在所有的小酒馆里，尤其在拉亭街，在“独角兽”，因为博比在那里奏乐伴舞。有时他让我们上台演奏长笛和铁皮鼓，为我的铁皮鼓鼓掌，尽管博比本人是位出色的打击乐手，可惜他的右手少了一个手指。
虽说我们在“独角兽”没有找到吉他手，我却得到了一些熟悉这种场面的机会，再加上我过去在前线剧团的经验，我本来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打击乐手的，可是，道罗泰娅姆姆却不时地妨碍我全力以赴。
我一半的思想始终伴随着她。倘若另一半思想完完全全地倾注在我的铁皮鼓上的话，那会更加令人痛苦。结果呢，我的思想总是从铁皮鼓开始，结束于道罗泰娅姆姆的项饰。克勒普了解这一点，他总能老练地用长笛填补我无心击鼓时留下的空白。每当他看到奥斯卡一半思想开了小差时，就关心地说：“你大概饿了吧，我给你要一份血肠好吗？”
克勒普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苦恼背后总会察觉到一种饿狼似的饥饿，所以，他也相信，用一份血肠就能医治任何苦恼。在那段日子里，奥斯卡吃了许多新鲜血肠加洋葱圈，还喝了不少啤酒，好让他的朋友克勒普相信，奥斯卡的苦恼是饥饿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
我们多半一大早就离开尤利希街蔡德勒的寓所，在旧城用早餐。我仅仅在我们需要钱买电影票时才去艺术学院。其间，缪斯乌拉已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同画师兰克斯订了婚，脱不开身，因为兰克斯得到了工业界委托给他的第一批大任务。缺了缪斯，独自一人去当模特儿，奥斯卡也就没有兴致了。人家又画他一人，把他抹黑，可增至极。就这样，我便一心跟我的朋友克勒普相好，因为在玛丽亚和小库尔特那里，我也得不到安宁。她的上司兼已婚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每天晚上都在那里。
一九四九年初秋某日，克勒普和我出了各自的房间，在走廊上，大约在乳白玻璃门前碰头，正要带着乐器离开寓所，蔡德勒把他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招呼我们。
他捅出一条卷起的狭而厚实的地毯，推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帮助他铺上钉牢。这是一条椰子纤维地毯，长八米二十。可是，蔡德勒寓所的走廊长七米四十五。所以，克勒普和我必须把地毯剪掉七十五厘米。我们坐着干，剪椰子纤维地毯可真是件费力气的活计。结果，我们多剪掉了两厘米。地毯的宽度同走廊的宽度正好一样。蔡德勒说他弯不下腰来，便请我们协力把地毯钉在地板上。奥斯卡出了个主意：在钉的时候把地毯神一下。于是，那缺的两厘米也给补上了，只差那么一丁点儿。我们用的是宽平头钉子，因为椰子纤维地毯编织得不密，窄头钉子是吃不牢的。奥斯卡和克勒普都没有误敲上自己的大拇指。可我们毕竟敲弯了一些钉子。这只怪蔡德勒备有的钉子质量不行，那是币制改革以前的货色。椰子纤维地毯已经有一半钉牢在地板上时，我们放下锤子，交叉成十字，抬头望着监督我们干活的刺猬，目光虽然不是咄咄逼人，却也满怀期待。他也钻进他的起居室兼卧室去。从他贮存的利口洒杯里取出三个回来，还拿来一瓶双料谷类酒。我们为椰子纤维地毯的经久耐用干杆，随后又不是咄咄逼人而是满怀期待地望着他，言下之意是：椰子纤维地毯使人口渴。双料谷类酒接二连三地斟到刺猬的三个利口酒杯里去。这些酒杯大概也很高兴，直到它们又被摔成碎片为止，因为刺猬又为他的太大而突然大发雷霆。先是克勒普故意把利口酒杯摔到椰子纤维地毯上，玻璃杯没有碎，也没有发出声响。我们大家都说椰子纤维地毯真不错。从起居室兼卧室里观看我们干活的蔡德勒太太同我们一样，也称赞起椰子纤维地毯来，因为这地毯能保护落下的利口酒杯不受损坏，刺猬一听便火冒三丈。他在还没有钉牢的那部分地毯上跺脚，拿起那三个空酒杯，带着它们走进起居室兼卧室。我们听到玻璃柜的声响，三个利口酒杯他嫌不够，又从柜里拿出好几个。紧接着奥斯卡听到了他所熟悉的音乐，在他睿智的眼睛前浮现出蔡德勒家的连续燃烧炉，炉脚前是八只利口酒杯的碎片，蔡德勒弯腰去拿铁皮畚箕和扫帚，以蔡德勒的身份把他以刺猬的身份摔成的碎片扫成一堆。可是，蔡德勒太太一直待在门口，尽管她背后发出各种了当的声响。她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尤其在刺揭发怒而我们又拿起锤子的时候。刺猬没再露面，却把那瓶双料谷类酒留在了我们身边。我们拿起酒瓶，一口一口往喉咙里灌。起先，我们当着蔡德勒太太的面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但她只是亲切地向我们点头，这并不能打动我们，把酒瓶递给她，也让她喝一口。然而，我们的活儿干得很利索，把钉子一个接一个敲到椰子纤维地毯里去。当奥斯卡在护士的小间前钉地毯时，每敲一锤，乳白玻璃门就丁当响一阵。这使他内心痛苦不堪，他不得不在这充满痛苦的时刻放下锤子。但他刚过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乳白玻璃门，他的心情又好转了，锤子也听使唤了。万事皆有了结之时，椰子纤维地毯也钉到了头。宽头钉从一个角落排列到另一个角落，深深长入地板的脖子里，钉子的扁平竞头正好露出在涨潮的、狂澜起伏的、构成旋涡的椰子纤维上面。我们自鸣得意地在走廊里迈步，来回走着，享用着地毯的长度，夸奖我们的工作，并且指出，不吃早饭，空着肚子铺椰子纤维地毯，把它固定住，可是不容易的。末了，蔡德勒太太终于踏上新的、童贞女般的椰子纤维地毯，跨过它走进厨房，给我们倒咖啡，在锅里煎荷包蛋。我们在我的房间里用餐，蔡德勒太太匆匆离去，她得去曼内斯曼公司上班了。我们开着房门，略感疲乏，边吃边观赏我们的作品，如一条激流朝我们滚滚涌来的椰子纤维地毯。
一条便宜的地毯，纵使在币制改革以前有着某些交换价值，那也用不着费这么多的笔墨呀！为什么呢？问得有理。奥斯卡听着，抢先作了回答：就在这条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于当天夜里，头一回遇见了道罗泰娅姆姆。
将近午夜时，我灌满啤酒和血肠回到家里。我把克勒普留在了旧城。他去寻找吉他手。我摸到了蔡德勒寓所的钥匙孔，踏上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过黑洞洞的乳白玻璃门，走进我的房间，摸到我的床，脱去衣服，却找不到我的睡衣，睡衣交给玛丽亚去洗了。我找到了那块七十五厘米长的椰子纤维地毯，也就是我们铺地毯时剪下来的那一段，我拿来铺在床前作为床前地毯用。我上床，但不能入眠。
看来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向诸君讲述奥斯卡由于失眠而想着的是什么，或者他什么也不想但在脑子里翻腾着的又是什么。今天，我自以为找到了当时失眠的原因。我上床之前曾光着双脚站在我新铺的床前地毯上，也就是那一段椰子纤维地毯上。椰子纤维粘到我的光脚上，扎进皮肤，进入血液，甚至躺下很久以后，我还像是站在椰子纤维上，因此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光脚站更能令人不安、驱赶睡眠、促进思想活动了。
午夜过后很久，将近凌晨三点时，奥斯卡躺在床上却... -->>
当时，奥斯卡就这样为他的朋友克勒普提供了从床上起身的理由。他高兴过头，从霉臭的被褥中一跃而起，甚至用水冲洗身子，完全成了一个新人，并且说：“妙哉！”又说，“我可以从人世间得到好处！”今天，奥斯卡成了卧床者。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克勒普要对我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因为当初我使他离开了他那面条厨房里的床，现在他要让我离开疗养和护理院里我的栏杆床。
我必须对他每周一次来探望我感到满意，我必须洗耳恭听他有关爵士音乐的乐观主义宏论，他的音乐共产主义宣言，因为他卧床不起时，是个忠诚的保皇党人，拥护英格兰王室，但在我夺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风笛和伊丽莎白后，他马上成了德国共产党缴纳党费的党员。至今这仍是他的一项非法的业余爱好：喝着啤酒，吃着血肠，一边向站在酒柜前细看酒瓶商标的没有危险的小人物们讲述，全日工作的爵士乐队和苏联农庄都是使人幸福的团体。
当今的社会为一个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所提供的机会是很少的。克勒普一旦离开了他藏身的床，他可以成为同志——这甚至在被宣布为非法后更具有吸引力。爵士乐狂是为他提供的第二种信仰。第三，他这个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成为天主教徒。
至于克勒普，他也只能如此。他保留着通往各种信仰的道路。他的小心谨慎、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声维持的幽默感给他开了一张药方，按照它的灵活的原则，他竟把马克思的学说同爵士乐的神话混合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工人神甫之类的左翼神甫拦住了他的去路，此外，这个神甫还是新奥尔良爵士乐唱片的收藏者的话，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爵士乐狂从那一天起便会去领圣体，把上文描述过的他身上的臭气同新哥特式教堂的臭气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若是下了床，我的命运也是如此。所以，克勒普这小子正用生活是如何温暖之类的诺言诱使我下床。他向法院递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请书，还同我的律师携手合作，要求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我的案子。他想让奥斯卡被宣判无罪，想让奥斯卡获释，把我们的奥斯卡从疗养院里放出来！为什么呢？克勒普嫉妒我卧床不起。
然而，我并不后悔在蔡德勒家当房客的时候使一位卧床的朋友变成直立的、踏着沉重的脚步四处走的、甚至奔跑的朋友。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献给道罗泰娅姆姆的那些钟点以外，我的私人生活倒是无忧无虑的。“哈罗！克勒普！”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让我们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吧！”他摸摸我的驼背。他爱它几乎如同爱他的肚皮。“奥斯卡和我，我们要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克勒普向世界宣告。“只是我们还缺一个像样的吉他手，他当然还得会弹班卓琴①。”确实如此。在长笛和鼓之间还得有奏第二旋律的乐器。要有一种低音弹拨乐器的话倒是不错的，即使纯粹从乐队的外观上讲也是如此，但低音乐器手当时已经不好找，于是我们便全力去寻找还缺少的那个吉他手。我们常去电影院，如我在本书卷首业已报道的那样，我们每周照相两次，一边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一边用护照相片搭配出各种无聊玩艺儿来。当时，克勒普认识了红头发的伊尔丝，轻率地把自己的照片送了一张给她，仅仅为了这件事就非娶她不可。而我们唯独没有找到那个吉他手——
①班卓琴，美洲黑人的一种长颈拨弦乐器。
我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多少领略了杜塞尔多夫旧城的牛眼形玻璃窗，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气味和下莱茵河的颠簸。然而，真正了解这些是我在克勒普身边的时候。我们到处寻找吉他手，在兰只图斯教堂周围地区，在所有的小酒馆里，尤其在拉亭街，在“独角兽”，因为博比在那里奏乐伴舞。有时他让我们上台演奏长笛和铁皮鼓，为我的铁皮鼓鼓掌，尽管博比本人是位出色的打击乐手，可惜他的右手少了一个手指。
虽说我们在“独角兽”没有找到吉他手，我却得到了一些熟悉这种场面的机会，再加上我过去在前线剧团的经验，我本来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打击乐手的，可是，道罗泰娅姆姆却不时地妨碍我全力以赴。
我一半的思想始终伴随着她。倘若另一半思想完完全全地倾注在我的铁皮鼓上的话，那会更加令人痛苦。结果呢，我的思想总是从铁皮鼓开始，结束于道罗泰娅姆姆的项饰。克勒普了解这一点，他总能老练地用长笛填补我无心击鼓时留下的空白。每当他看到奥斯卡一半思想开了小差时，就关心地说：“你大概饿了吧，我给你要一份血肠好吗？”
克勒普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苦恼背后总会察觉到一种饿狼似的饥饿，所以，他也相信，用一份血肠就能医治任何苦恼。在那段日子里，奥斯卡吃了许多新鲜血肠加洋葱圈，还喝了不少啤酒，好让他的朋友克勒普相信，奥斯卡的苦恼是饥饿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
我们多半一大早就离开尤利希街蔡德勒的寓所，在旧城用早餐。我仅仅在我们需要钱买电影票时才去艺术学院。其间，缪斯乌拉已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同画师兰克斯订了婚，脱不开身，因为兰克斯得到了工业界委托给他的第一批大任务。缺了缪斯，独自一人去当模特儿，奥斯卡也就没有兴致了。人家又画他一人，把他抹黑，可增至极。就这样，我便一心跟我的朋友克勒普相好，因为在玛丽亚和小库尔特那里，我也得不到安宁。她的上司兼已婚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每天晚上都在那里。
一九四九年初秋某日，克勒普和我出了各自的房间，在走廊上，大约在乳白玻璃门前碰头，正要带着乐器离开寓所，蔡德勒把他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招呼我们。
他捅出一条卷起的狭而厚实的地毯，推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帮助他铺上钉牢。这是一条椰子纤维地毯，长八米二十。可是，蔡德勒寓所的走廊长七米四十五。所以，克勒普和我必须把地毯剪掉七十五厘米。我们坐着干，剪椰子纤维地毯可真是件费力气的活计。结果，我们多剪掉了两厘米。地毯的宽度同走廊的宽度正好一样。蔡德勒说他弯不下腰来，便请我们协力把地毯钉在地板上。奥斯卡出了个主意：在钉的时候把地毯神一下。于是，那缺的两厘米也给补上了，只差那么一丁点儿。我们用的是宽平头钉子，因为椰子纤维地毯编织得不密，窄头钉子是吃不牢的。奥斯卡和克勒普都没有误敲上自己的大拇指。可我们毕竟敲弯了一些钉子。这只怪蔡德勒备有的钉子质量不行，那是币制改革以前的货色。椰子纤维地毯已经有一半钉牢在地板上时，我们放下锤子，交叉成十字，抬头望着监督我们干活的刺猬，目光虽然不是咄咄逼人，却也满怀期待。他也钻进他的起居室兼卧室去。从他贮存的利口洒杯里取出三个回来，还拿来一瓶双料谷类酒。我们为椰子纤维地毯的经久耐用干杆，随后又不是咄咄逼人而是满怀期待地望着他，言下之意是：椰子纤维地毯使人口渴。双料谷类酒接二连三地斟到刺猬的三个利口酒杯里去。这些酒杯大概也很高兴，直到它们又被摔成碎片为止，因为刺猬又为他的太大而突然大发雷霆。先是克勒普故意把利口酒杯摔到椰子纤维地毯上，玻璃杯没有碎，也没有发出声响。我们大家都说椰子纤维地毯真不错。从起居室兼卧室里观看我们干活的蔡德勒太太同我们一样，也称赞起椰子纤维地毯来，因为这地毯能保护落下的利口酒杯不受损坏，刺猬一听便火冒三丈。他在还没有钉牢的那部分地毯上跺脚，拿起那三个空酒杯，带着它们走进起居室兼卧室。我们听到玻璃柜的声响，三个利口酒杯他嫌不够，又从柜里拿出好几个。紧接着奥斯卡听到了他所熟悉的音乐，在他睿智的眼睛前浮现出蔡德勒家的连续燃烧炉，炉脚前是八只利口酒杯的碎片，蔡德勒弯腰去拿铁皮畚箕和扫帚，以蔡德勒的身份把他以刺猬的身份摔成的碎片扫成一堆。可是，蔡德勒太太一直待在门口，尽管她背后发出各种了当的声响。她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尤其在刺揭发怒而我们又拿起锤子的时候。刺猬没再露面，却把那瓶双料谷类酒留在了我们身边。我们拿起酒瓶，一口一口往喉咙里灌。起先，我们当着蔡德勒太太的面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但她只是亲切地向我们点头，这并不能打动我们，把酒瓶递给她，也让她喝一口。然而，我们的活儿干得很利索，把钉子一个接一个敲到椰子纤维地毯里去。当奥斯卡在护士的小间前钉地毯时，每敲一锤，乳白玻璃门就丁当响一阵。这使他内心痛苦不堪，他不得不在这充满痛苦的时刻放下锤子。但他刚过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乳白玻璃门，他的心情又好转了，锤子也听使唤了。万事皆有了结之时，椰子纤维地毯也钉到了头。宽头钉从一个角落排列到另一个角落，深深长入地板的脖子里，钉子的扁平竞头正好露出在涨潮的、狂澜起伏的、构成旋涡的椰子纤维上面。我们自鸣得意地在走廊里迈步，来回走着，享用着地毯的长度，夸奖我们的工作，并且指出，不吃早饭，空着肚子铺椰子纤维地毯，把它固定住，可是不容易的。末了，蔡德勒太太终于踏上新的、童贞女般的椰子纤维地毯，跨过它走进厨房，给我们倒咖啡，在锅里煎荷包蛋。我们在我的房间里用餐，蔡德勒太太匆匆离去，她得去曼内斯曼公司上班了。我们开着房门，略感疲乏，边吃边观赏我们的作品，如一条激流朝我们滚滚涌来的椰子纤维地毯。
一条便宜的地毯，纵使在币制改革以前有着某些交换价值，那也用不着费这么多的笔墨呀！为什么呢？问得有理。奥斯卡听着，抢先作了回答：就在这条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于当天夜里，头一回遇见了道罗泰娅姆姆。
将近午夜时，我灌满啤酒和血肠回到家里。我把克勒普留在了旧城。他去寻找吉他手。我摸到了蔡德勒寓所的钥匙孔，踏上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过黑洞洞的乳白玻璃门，走进我的房间，摸到我的床，脱去衣服，却找不到我的睡衣，睡衣交给玛丽亚去洗了。我找到了那块七十五厘米长的椰子纤维地毯，也就是我们铺地毯时剪下来的那一段，我拿来铺在床前作为床前地毯用。我上床，但不能入眠。
看来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向诸君讲述奥斯卡由于失眠而想着的是什么，或者他什么也不想但在脑子里翻腾着的又是什么。今天，我自以为找到了当时失眠的原因。我上床之前曾光着双脚站在我新铺的床前地毯上，也就是那一段椰子纤维地毯上。椰子纤维粘到我的光脚上，扎进皮肤，进入血液，甚至躺下很久以后，我还像是站在椰子纤维上，因此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光脚站更能令人不安、驱赶睡眠、促进思想活动了。
午夜过后很久，将近凌晨三点时，奥斯卡躺在床上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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