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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日：玛丽亚给我捎来一面新的鼓。她从床栏杆上伸过手来，把铁皮鼓连同发票一齐递给我。我一挥手拒绝了，接着去按床头的电铃，直到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走进病房来干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差事。每逢玛丽亚给我捎来用蓝色纸包装的新鼓时，便由布鲁诺接过去，解开绳子，打开包装纸，几乎是庄重地取出鼓来，随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包装纸折叠好。接着，布鲁诺拿着鼓，迈开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热水，洗掉鼓箍上的价格标签，同时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红漆。
玛丽亚探望我的时间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她临走时拿起那面旧鼓，也就是我在描述特鲁钦斯基的脊背、那个木制的船头雕饰以及对《哥林多前书》进行或许有点太过于武断的阐释时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带回我家地窖里去，同所有被用坏了的铁皮鼓——它们一部分是我的职业，一部分为我的私人目的服务过——放在一起。玛丽亚走之前对我说：“地窖里可是没有多少地方了。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该放在哪儿。”
我微微一笑，对于从玛丽亚口中说出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责备只当耳边风，而是请她按已有的顺序用黑墨水给这面退休的鼓编上一个号码，再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的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简历转抄到一个日记本上去；多年以来，这个日记本一直挂在地窖门背后，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鼓的情况，它了若指掌。
玛丽亚顺从地点了点头，让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辞而去。她始终不理解我的条理感，还感到有点不安。奥斯卡完全理解玛丽亚的这种疑虑，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书生气十足地去收藏敲坏了的铁皮鼓。更令人费解的是，他这一辈子也不想再看到别尔克公寓土豆窖里存放的那一堆。经验告诉他，父辈的收藏物儿女是瞧不上眼的。所以，他的儿子库尔特有朝一日继承遗产时，如果对这堆不幸的鼓不屑一顾的话，那就算不错了。
我为什么每隔三个星期就要这样吩咐玛丽亚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办不误，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存放东西的地窖就会满的，冬天的土豆就没处可放了。
在地窖里已经存放了几打鼓以后，我曾产生过一个固执的念头：总有一天，哪一个博物馆会对我这些伤残而退休的鼓感兴趣。但是，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觉得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在于一种简单的变态心理：我担心有朝一日铁皮鼓会脱销，会日见稀少，会被禁止，会被销毁。有朝一日，奥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铁匠把若干面损坏得不太厉害的鼓修补好，请他助我一臂之力。这样，我便可以用几面经过修补的旧鼓，凑合度过可怕的没有鼓的时代。
疗养院的医生们对我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分析的结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只是他们的用语不一样。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确切知道我这种变态心理产生的日期。我可以相当确切地告诉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为就在那一天我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我的铁皮鼓仓库管理员。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要想及时弄到一面新鼓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星期四不再去军火库巷，马策拉特又总是拖拖拉拉，不会及时给我买新鼓，至于扬-布朗斯基，他越来越少上我家的门了。而现在，玩具店又被捣毁了，我真是面临绝境。我一见到马库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写字台旁，当即就明白了：马库斯不会再送我铁皮鼓了，马库斯不再卖玩具了，马库斯永远断绝了同那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迄今为止，这家公司一直为我生产和供应油漆得很漂亮的、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然而，当时我并不以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种比较快活的游戏时代也就告终了。从已成废墟的玩具店里，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两面铁皮边缘撞了两道四痕的鼓，把它们带到家中，自以为已经有备无患，可以应付艰难的时世了。
对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规定，整个下午不再敲鼓，还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时敲鼓，而迄今为止，这样做能使我熬过这一天的时间。奥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带到霍拉茨医生和他那位愈来愈显得皮包骨头的女助手护士英格那儿去就诊。他们给我甜的、酸的、苦的、无味的药，说是我的腺有毛病，据霍拉茨医生讲，腺功能不稳，忽而亢进，忽而衰减，使我感到不适。奥斯卡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便节制苦行，于是他的体重复又增加。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又恢复到十三岁时的奥斯卡那个老样子，他的面颊又圆胖了，那是彻底敲坏从马库斯那儿弄来的最后几面鼓才换得的。铁皮裂了，满是窟窿，红白油漆脱落了，长锈了，垂头丧气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请马策拉特帮个忙，那简直是白费劲，虽说他天性助人为乐，甚至很和善，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这个男人一心只想他那个党的事情。他想散散心时，便同另外一些党支部领导人开会，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饱了老酒以后，独自坐在我家起居室里，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他大声而又亲切地聊着，让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当他清醒的时候，就把为冬赈募捐看做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
我不喜欢回忆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尝试，想弄到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费心机。那天上午，马策拉特在大马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热柯尼斯贝格肉丸子。马策拉特虽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欢烹调，而且确实手艺高超。这顿饭美味可口，我今天还记得起来。饭后，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我马上把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提了起来，溜进店铺，钻到柜台底下。那个募捐箱的形状像是一个罐头箱，我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皮罐头中最可笑的家伙。我并不想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我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想把这个募捐箱当做铁皮鼓来试试。但是，不管我怎么敲，怎么要弄鼓棒，它始终只有一个回答：为冬赈捐点吧！不要让一个人挨饿！不要让一个人受冻！为冬赈捐点吧！
半个小时以后，我便放弃了这次尝试。我从钱柜里拿出五芬尼，把它们捐献给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好让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过星期天剩余的时间。
这次不成功的尝试，从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头。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头盒、翻过个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当做鼓来使用。然而我有时仍不免要这样试试，那也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不光彩的插曲，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它们地位，或者给予尽可能小的地位。罐头不是铁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或者洗长袜子的。铁皮鼓是没有代用品的，今天没有，当时也没有。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皮鼓自己替自己说话，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奥斯卡孤立无援，被人背叛，被人出卖。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如果没有鼓的话，他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呢？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各种骗人的假象，譬如说，有时夜里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样咿咿呀呀地做晚祷，害怕圣诞老人（他其实名叫格雷夫），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些三岁小孩的典型的古怪问题：为什么汽车有轮子？所有这些硬做出来的假象，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不着时，反倒觉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做这一切。我快要放弃不干了。在绝望之中，我去寻找那个男人，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布朗斯基。
我可怜的妈妈死后，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系也告吹了，尽管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尽管他们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忆。这种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吹就吹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趋激化，他们的关系破裂得也越彻底。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也就瓦解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而现在，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唯有去参加政治上对立的、可是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都代替不了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因此，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这两个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马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
每月有两到三次，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于是，马策拉特掀起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这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点，加之，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爱慕（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出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也没有鼓，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
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 -->>
探望日：玛丽亚给我捎来一面新的鼓。她从床栏杆上伸过手来，把铁皮鼓连同发票一齐递给我。我一挥手拒绝了，接着去按床头的电铃，直到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走进病房来干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差事。每逢玛丽亚给我捎来用蓝色纸包装的新鼓时，便由布鲁诺接过去，解开绳子，打开包装纸，几乎是庄重地取出鼓来，随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包装纸折叠好。接着，布鲁诺拿着鼓，迈开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热水，洗掉鼓箍上的价格标签，同时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红漆。
玛丽亚探望我的时间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她临走时拿起那面旧鼓，也就是我在描述特鲁钦斯基的脊背、那个木制的船头雕饰以及对《哥林多前书》进行或许有点太过于武断的阐释时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带回我家地窖里去，同所有被用坏了的铁皮鼓——它们一部分是我的职业，一部分为我的私人目的服务过——放在一起。玛丽亚走之前对我说：“地窖里可是没有多少地方了。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该放在哪儿。”
我微微一笑，对于从玛丽亚口中说出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责备只当耳边风，而是请她按已有的顺序用黑墨水给这面退休的鼓编上一个号码，再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的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简历转抄到一个日记本上去；多年以来，这个日记本一直挂在地窖门背后，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鼓的情况，它了若指掌。
玛丽亚顺从地点了点头，让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辞而去。她始终不理解我的条理感，还感到有点不安。奥斯卡完全理解玛丽亚的这种疑虑，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书生气十足地去收藏敲坏了的铁皮鼓。更令人费解的是，他这一辈子也不想再看到别尔克公寓土豆窖里存放的那一堆。经验告诉他，父辈的收藏物儿女是瞧不上眼的。所以，他的儿子库尔特有朝一日继承遗产时，如果对这堆不幸的鼓不屑一顾的话，那就算不错了。
我为什么每隔三个星期就要这样吩咐玛丽亚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办不误，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存放东西的地窖就会满的，冬天的土豆就没处可放了。
在地窖里已经存放了几打鼓以后，我曾产生过一个固执的念头：总有一天，哪一个博物馆会对我这些伤残而退休的鼓感兴趣。但是，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觉得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在于一种简单的变态心理：我担心有朝一日铁皮鼓会脱销，会日见稀少，会被禁止，会被销毁。有朝一日，奥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铁匠把若干面损坏得不太厉害的鼓修补好，请他助我一臂之力。这样，我便可以用几面经过修补的旧鼓，凑合度过可怕的没有鼓的时代。
疗养院的医生们对我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分析的结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只是他们的用语不一样。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确切知道我这种变态心理产生的日期。我可以相当确切地告诉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为就在那一天我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我的铁皮鼓仓库管理员。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要想及时弄到一面新鼓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星期四不再去军火库巷，马策拉特又总是拖拖拉拉，不会及时给我买新鼓，至于扬-布朗斯基，他越来越少上我家的门了。而现在，玩具店又被捣毁了，我真是面临绝境。我一见到马库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写字台旁，当即就明白了：马库斯不会再送我铁皮鼓了，马库斯不再卖玩具了，马库斯永远断绝了同那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迄今为止，这家公司一直为我生产和供应油漆得很漂亮的、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然而，当时我并不以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种比较快活的游戏时代也就告终了。从已成废墟的玩具店里，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两面铁皮边缘撞了两道四痕的鼓，把它们带到家中，自以为已经有备无患，可以应付艰难的时世了。
对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规定，整个下午不再敲鼓，还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时敲鼓，而迄今为止，这样做能使我熬过这一天的时间。奥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带到霍拉茨医生和他那位愈来愈显得皮包骨头的女助手护士英格那儿去就诊。他们给我甜的、酸的、苦的、无味的药，说是我的腺有毛病，据霍拉茨医生讲，腺功能不稳，忽而亢进，忽而衰减，使我感到不适。奥斯卡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便节制苦行，于是他的体重复又增加。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又恢复到十三岁时的奥斯卡那个老样子，他的面颊又圆胖了，那是彻底敲坏从马库斯那儿弄来的最后几面鼓才换得的。铁皮裂了，满是窟窿，红白油漆脱落了，长锈了，垂头丧气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请马策拉特帮个忙，那简直是白费劲，虽说他天性助人为乐，甚至很和善，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这个男人一心只想他那个党的事情。他想散散心时，便同另外一些党支部领导人开会，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饱了老酒以后，独自坐在我家起居室里，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他大声而又亲切地聊着，让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当他清醒的时候，就把为冬赈募捐看做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
我不喜欢回忆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尝试，想弄到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费心机。那天上午，马策拉特在大马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热柯尼斯贝格肉丸子。马策拉特虽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欢烹调，而且确实手艺高超。这顿饭美味可口，我今天还记得起来。饭后，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我马上把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提了起来，溜进店铺，钻到柜台底下。那个募捐箱的形状像是一个罐头箱，我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皮罐头中最可笑的家伙。我并不想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我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想把这个募捐箱当做铁皮鼓来试试。但是，不管我怎么敲，怎么要弄鼓棒，它始终只有一个回答：为冬赈捐点吧！不要让一个人挨饿！不要让一个人受冻！为冬赈捐点吧！
半个小时以后，我便放弃了这次尝试。我从钱柜里拿出五芬尼，把它们捐献给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好让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过星期天剩余的时间。
这次不成功的尝试，从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头。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头盒、翻过个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当做鼓来使用。然而我有时仍不免要这样试试，那也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不光彩的插曲，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它们地位，或者给予尽可能小的地位。罐头不是铁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或者洗长袜子的。铁皮鼓是没有代用品的，今天没有，当时也没有。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皮鼓自己替自己说话，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奥斯卡孤立无援，被人背叛，被人出卖。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如果没有鼓的话，他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呢？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各种骗人的假象，譬如说，有时夜里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样咿咿呀呀地做晚祷，害怕圣诞老人（他其实名叫格雷夫），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些三岁小孩的典型的古怪问题：为什么汽车有轮子？所有这些硬做出来的假象，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不着时，反倒觉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做这一切。我快要放弃不干了。在绝望之中，我去寻找那个男人，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布朗斯基。
我可怜的妈妈死后，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系也告吹了，尽管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尽管他们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忆。这种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吹就吹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趋激化，他们的关系破裂得也越彻底。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也就瓦解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而现在，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唯有去参加政治上对立的、可是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都代替不了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因此，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这两个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马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
每月有两到三次，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于是，马策拉特掀起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这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点，加之，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爱慕（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出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也没有鼓，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
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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