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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我远去已整整十年，一位朴实、平凡、辛劳一生的农民，他没有给子女留下殷实的家产，也没有为子女的前程铺就锦绣，他留给我的是做人的真诚、善良、正直和坚强。
上过三年麦黄学的父亲，在十里八乡算得上“文化人”乡邻们有个什么矛盾纠纷的他便成了义务调解员，他说话拿理也服人，颇得乡亲信赖。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那颇有威望的“支客先生”当他莫属。写得一手好字他逢年过节就更忙，进入腊月二十，张家请李家邀忙活着给大家写春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总盼着家里来客改善生活的我是没少沾光的，父亲写春联我便站在桌前负责抻平红纸，也算是个搭档。当然一切都是为乡邻们义务劳动。
父亲很少和孩子们讲他的过去，但依稀还是听到一些他青年时代的故事，土改时他很活跃，身上留有当年当民兵时他人步枪走火时产生的贯通伤，那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在荆江分洪工地，为避让工友不慎从堤上推落的手推车，他跳入长江，再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修建巩河水库，他再一次被爆炸溅起的飞石击中大腿。也许正是一次次和死神的较量，使得他晚年身患重病仍坦然面对。
1992年8月，我在当时的枝城市师范学校毕业，被安排到离家近三十里的丁场小学当校长，为了工作，我不得不带上妻子和儿子一同前去，而此时，父亲已59岁，母亲65岁，还有一个80多岁的祖母和近10亩地。父亲是坚强的但两眼噙着泪，在年近花甲的时候他再次挑起家庭的重担，要为自己的儿子分忧解难。临别时父亲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你一定要好好干，不能丢人。
他的经济头脑在当时是很发达的，在种好田的同时大胆尝试黄鳝养殖，一年下来还赚了几千元钱，母亲和祖母在他的照料下安享晚年，而此时病魔已悄悄的侵袭着他的身体。1994年8月我调任得胜高小副校长，此时“普九”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常常是一月难得回家一次，记得是深秋时节，我参加完乡里的“普九”工作会，在乡卫生院门口碰见步履蹒跚的父亲，他淡淡的说：没什么大病，只是肠胃的老毛病。还反复交代不要因此影响工作。直到“普九”验收结束，我匆匆赶回家里，大姐告诉我：爹可能得了肝硬化。我找到还在忙碌的父亲时，他脸上依稀有些浮肿，我坚持将他送到当阳长阪坡医院进行检查，被正式确诊为肝硬化中晚期。当医生小声告诉我的结果时，父亲坦然的说：医生，你就实话实说，我能接受任何结果。听到结果的他异常平静，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他要求开了一些常规药品后拒绝了住院治疗。后来的日子里，他总是自己想办法在家里治疗，仅有的几次到大医院治疗还是别人陪同而去的，每每想来我便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1996年8月，我奉调红日小学校长，一开学便着手准备乡里的学校管理工作现场会，而此时的父亲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记时阶段。起初，他总是坚持自己步行到乡卫生院治疗，后来连走路都成了问题，万般无赖的他才会带个口信让我骑车接送一次。忙碌的九月终于结束，学校管理工作现场会顺利召开，我的努力也赢得领导和同事的赞扬。9月30日晚，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和妻儿一起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起过节，而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腹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在生病后第一次对我提出要求：今天晚上必须请医生给抽去腹水。这一夜，他等来了他所有的亲人，在外工作的儿子和在外求学的孙子孙女女们，这一夜他静静的睡了，临睡前他说感谢儿子请来医生为他抽去腹水。第二天，当太阳普照大地的时候，他平静的离开他深爱的亲人们，没有惊天动地语言，没有感人肺腑的事迹，有着一个长者的慈祥和普通人的平凡。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不影响孩子们的工作和学习。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十年来，无能什么困难和挫折，自己总是坚强的向前走，用行动证明没有给他丢人。孙子孙女们都能够学业有成。
父亲离我远去已整整十年，一位朴实、平凡、辛劳一生的农民，他没有给子女留下殷实的家产，也没有为子女的前程铺就锦绣，他留给我的是做人的真诚、善良、正直和坚强。
上过三年麦黄学的父亲，在十里八乡算得上“文化人”乡邻们有个什么矛盾纠纷的他便成了义务调解员，他说话拿理也服人，颇得乡亲信赖。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那颇有威望的“支客先生”当他莫属。写得一手好字他逢年过节就更忙，进入腊月二十，张家请李家邀忙活着给大家写春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总盼着家里来客改善生活的我是没少沾光的，父亲写春联我便站在桌前负责抻平红纸，也算是个搭档。当然一切都是为乡邻们义务劳动。
父亲很少和孩子们讲他的过去，但依稀还是听到一些他青年时代的故事，土改时他很活跃，身上留有当年当民兵时他人步枪走火时产生的贯通伤，那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在荆江分洪工地，为避让工友不慎从堤上推落的手推车，他跳入长江，再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修建巩河水库，他再一次被爆炸溅起的飞石击中大腿。也许正是一次次和死神的较量，使得他晚年身患重病仍坦然面对。
1992年8月，我在当时的枝城市师范学校毕业，被安排到离家近三十里的丁场小学当校长，为了工作，我不得不带上妻子和儿子一同前去，而此时，父亲已59岁，母亲65岁，还有一个80多岁的祖母和近10亩地。父亲是坚强的但两眼噙着泪，在年近花甲的时候他再次挑起家庭的重担，要为自己的儿子分忧解难。临别时父亲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你一定要好好干，不能丢人。
他的经济头脑在当时是很发达的，在种好田的同时大胆尝试黄鳝养殖，一年下来还赚了几千元钱，母亲和祖母在他的照料下安享晚年，而此时病魔已悄悄的侵袭着他的身体。1994年8月我调任得胜高小副校长，此时“普九”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常常是一月难得回家一次，记得是深秋时节，我参加完乡里的“普九”工作会，在乡卫生院门口碰见步履蹒跚的父亲，他淡淡的说：没什么大病，只是肠胃的老毛病。还反复交代不要因此影响工作。直到“普九”验收结束，我匆匆赶回家里，大姐告诉我：爹可能得了肝硬化。我找到还在忙碌的父亲时，他脸上依稀有些浮肿，我坚持将他送到当阳长阪坡医院进行检查，被正式确诊为肝硬化中晚期。当医生小声告诉我的结果时，父亲坦然的说：医生，你就实话实说，我能接受任何结果。听到结果的他异常平静，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他要求开了一些常规药品后拒绝了住院治疗。后来的日子里，他总是自己想办法在家里治疗，仅有的几次到大医院治疗还是别人陪同而去的，每每想来我便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1996年8月，我奉调红日小学校长，一开学便着手准备乡里的学校管理工作现场会，而此时的父亲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记时阶段。起初，他总是坚持自己步行到乡卫生院治疗，后来连走路都成了问题，万般无赖的他才会带个口信让我骑车接送一次。忙碌的九月终于结束，学校管理工作现场会顺利召开，我的努力也赢得领导和同事的赞扬。9月30日晚，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和妻儿一起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起过节，而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腹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在生病后第一次对我提出要求：今天晚上必须请医生给抽去腹水。这一夜，他等来了他所有的亲人，在外工作的儿子和在外求学的孙子孙女女们，这一夜他静静的睡了，临睡前他说感谢儿子请来医生为他抽去腹水。第二天，当太阳普照大地的时候，他平静的离开他深爱的亲人们，没有惊天动地语言，没有感人肺腑的事迹，有着一个长者的慈祥和普通人的平凡。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不影响孩子们的工作和学习。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十年来，无能什么困难和挫折，自己总是坚强的向前走，用行动证明没有给他丢人。孙子孙女们都能够学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