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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华北日报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3)鹤西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4)域外小说集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5)小说月报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西神)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6)梅川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7)二叶亭四迷(1864—1909)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8)竖琴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卵傅囊胛目赜谝痪哦拍*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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