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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道德问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现代社会顽症，仅仅靠科学技术显然是不行的，必须要从“我们似乎日益沉溺于文化、社会、技术、媒体和生产消费仪典的形式中”解脱出来“培养一种崭新的精神上的环保主义”使人类从物质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要用生态学来解救人类，因为“生态学已经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它将要‘颠覆’的是300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突飞猛进、为所欲为的价值观、世界观。”
并不是生态学家们有意要和现代文明作对，而是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价值观、世界观把人类放在“万物的主宰”的位置上，导致了人类的狂妄自大，从而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最终又导致现代社会物质主义思想泛滥，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
精神生态学家鲁枢元先生在论述地球生态的恶化加剧了人类精神的病变的问题时说：
戈尔败给了布什，较为温和的生态主义败给了极端霸道的单边主义，美国民众失去了一次调整自己国家发展策略的机会，也使自己、使地球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陷入更剧烈的震荡之中。
现代工业社会超速发展的300年，人类在一手酿造了地球生物圈的种种危机的同时，也给地球的精神圈留下种种偏执和扭曲、种种空洞和裂隙。人类精神的偏执、破碎，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失衡、断裂；而地球生态的恶化，则又加剧了人类精神的病变，这就是人类纪时代的人类面临的一个极其凶险、疑难的顽症！
事实如此。
在现代社会嘈杂的吵闹声中，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在高呼着全球化，都在迫不及待地往全球化这辆列车上挤。可是，这种全球化，实质上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化”就是完全依赖于科技、沉溺于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的全球化，充满了霸权和暴力气息的“全球化”大家都毫不犹豫地、挤破头地搭载全球化的列车，在不知不觉中便失去了自我，变成了美国的追随者。在现实的世界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就像是人类社会这个羊群中的领头羊，它朝哪儿走，其他的国家就必须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往哪儿跑。若有谁胆敢不跟着它的屁股走，必然会受到它的欺负和打击。而循着这条死胡同一条道走到黑的风险，却要由整个人类社会来共同承担。
多么可怕的现实。
而一个充满了霸权和暴力气息文化的超级大国，又由一个充满霸权和暴力气息的总统来领导，无疑将会使人类本已十分糟糕的的生存环境进一步雪上加霜。
美国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世界的挑战，直接威胁着全球的安全和稳定。美国一鹰派人物曾直言不讳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联合国，世界上只有一个听命于惟一超级大国的国际组织。当美国发号施令时，联合国就会惟命是从；当联合国符合我们利益时，我们就会利用它；当它不符合我们利益时，我们就会绕开它。”霸权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
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对世界造成的伤害是多方面的。而我以为，其贻害最为深远的又将莫过于生态灾难，尤其是他领导下的美英联军对伊拉克所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当今世界人类精神上发生的病变。这一病变促使人类在解决物质主义危机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上顽固地使用暴力、动用战争这种极其野蛮、极端丧失人性的手段。
当然，这样的手段古人也用，但其超强的杀伤力和丧心病狂的程度，于今为烈。而且是打着解放一个国家人民的旗号，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其卑鄙的程度古人更是遥不可及。人性的退化，由此可见。
这种病变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永无宁日。
如果真的如戈尔所希望的那样，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出现“一种崭新的精神上的环保主义”那么，人类将有望逐步从对物质的高度依赖中解脱出来，从偏执的理性主义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而将不会因为争夺自然资源而发动战争，并且可以最终消灭人类社会存在的战争问题。
这无疑是人类的福音。
如果戈尔没有输给布什，也许情况真的会好一点。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所以人类注定要为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如鲁枢元先生所说：“美国民众失去了一次调整自己国家发展策略的机会，也使自己、使地球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陷入更剧烈的震荡之中。”
这使我对戈尔的失败感到特别地惋惜和遗憾。
其实，类似于戈尔的呼吁在历史上绝非个例。只是人类在物质创造中发展起来的日渐偏执的理性主义思维，和在物质享受中不断膨胀的个体欲望，在一步步将人类推向危险的悬崖边上，而我们却沉醉于其中沾沾自喜、全然不觉。而一些手握大权的大国领袖，为了自己集团或民族、国家的利益，崇尚用暴力和战争解决问题，不断加剧着人类的生存危机。
1958年，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医生，一生致力于非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事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史怀哲先生在授奖仪式上发表演说“呼吁全人类，重视尊重生命的伦理”呼吁“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不再以战争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必须寻求以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呼吁“掌握国家命运的领袖们，能致力避免一切会使现况恶化、危险化的事情。希望他们铭记使徒保罗的名言：若是能够，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不但是对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也是对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言。希望他们能互相勉励，尽一切可能维持和平，使人道主义和尊重生命的理想，有充分的时间发展，并且发挥作用。”
史怀哲说：“今日，隐藏在欺瞒之后的暴行，正威胁着全世界，造成空前烦闷的气氛。虽然如此，我仍然确信真理、友好、仁爱、和气与善良是超越一切暴行的力量。”可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又怎能将真理、友好、仁爱、和气与善良放在超越一切暴力的位置上呢？
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指出：“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过去的危险是怕人成为奴隶，未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难道人类真的死了吗？难道人类真的注定要做物质的消费机器、精神上的行尸走肉吗？
“戈尔败给了布什，较为温和的生态主义败给了极端霸道的单边主义。”精神上的圣者无法对付极端的物质主义者。现实世界中不断涌现民间环保组织，可是终究抵挡不了物质主义的大潮。这难道是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人类真的该“死了”
如果人类真的是这样死了，我倒觉得，罪有应得，死不足惜！
正如鲁迅先生针对雷峰塔的倒掉所说的一句话：“活该！”
责任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道德问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现代社会顽症，仅仅靠科学技术显然是不行的，必须要从“我们似乎日益沉溺于文化、社会、技术、媒体和生产消费仪典的形式中”解脱出来“培养一种崭新的精神上的环保主义”使人类从物质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要用生态学来解救人类，因为“生态学已经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它将要‘颠覆’的是300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突飞猛进、为所欲为的价值观、世界观。”
并不是生态学家们有意要和现代文明作对，而是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价值观、世界观把人类放在“万物的主宰”的位置上，导致了人类的狂妄自大，从而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最终又导致现代社会物质主义思想泛滥，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
精神生态学家鲁枢元先生在论述地球生态的恶化加剧了人类精神的病变的问题时说：
戈尔败给了布什，较为温和的生态主义败给了极端霸道的单边主义，美国民众失去了一次调整自己国家发展策略的机会，也使自己、使地球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陷入更剧烈的震荡之中。
现代工业社会超速发展的300年，人类在一手酿造了地球生物圈的种种危机的同时，也给地球的精神圈留下种种偏执和扭曲、种种空洞和裂隙。人类精神的偏执、破碎，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失衡、断裂；而地球生态的恶化，则又加剧了人类精神的病变，这就是人类纪时代的人类面临的一个极其凶险、疑难的顽症！
事实如此。
在现代社会嘈杂的吵闹声中，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在高呼着全球化，都在迫不及待地往全球化这辆列车上挤。可是，这种全球化，实质上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化”就是完全依赖于科技、沉溺于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的全球化，充满了霸权和暴力气息的“全球化”大家都毫不犹豫地、挤破头地搭载全球化的列车，在不知不觉中便失去了自我，变成了美国的追随者。在现实的世界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就像是人类社会这个羊群中的领头羊，它朝哪儿走，其他的国家就必须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往哪儿跑。若有谁胆敢不跟着它的屁股走，必然会受到它的欺负和打击。而循着这条死胡同一条道走到黑的风险，却要由整个人类社会来共同承担。
多么可怕的现实。
而一个充满了霸权和暴力气息文化的超级大国，又由一个充满霸权和暴力气息的总统来领导，无疑将会使人类本已十分糟糕的的生存环境进一步雪上加霜。
美国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世界的挑战，直接威胁着全球的安全和稳定。美国一鹰派人物曾直言不讳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联合国，世界上只有一个听命于惟一超级大国的国际组织。当美国发号施令时，联合国就会惟命是从；当联合国符合我们利益时，我们就会利用它；当它不符合我们利益时，我们就会绕开它。”霸权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
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对世界造成的伤害是多方面的。而我以为，其贻害最为深远的又将莫过于生态灾难，尤其是他领导下的美英联军对伊拉克所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当今世界人类精神上发生的病变。这一病变促使人类在解决物质主义危机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上顽固地使用暴力、动用战争这种极其野蛮、极端丧失人性的手段。
当然，这样的手段古人也用，但其超强的杀伤力和丧心病狂的程度，于今为烈。而且是打着解放一个国家人民的旗号，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其卑鄙的程度古人更是遥不可及。人性的退化，由此可见。
这种病变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永无宁日。
如果真的如戈尔所希望的那样，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出现“一种崭新的精神上的环保主义”那么，人类将有望逐步从对物质的高度依赖中解脱出来，从偏执的理性主义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而将不会因为争夺自然资源而发动战争，并且可以最终消灭人类社会存在的战争问题。
这无疑是人类的福音。
如果戈尔没有输给布什，也许情况真的会好一点。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所以人类注定要为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如鲁枢元先生所说：“美国民众失去了一次调整自己国家发展策略的机会，也使自己、使地球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陷入更剧烈的震荡之中。”
这使我对戈尔的失败感到特别地惋惜和遗憾。
其实，类似于戈尔的呼吁在历史上绝非个例。只是人类在物质创造中发展起来的日渐偏执的理性主义思维，和在物质享受中不断膨胀的个体欲望，在一步步将人类推向危险的悬崖边上，而我们却沉醉于其中沾沾自喜、全然不觉。而一些手握大权的大国领袖，为了自己集团或民族、国家的利益，崇尚用暴力和战争解决问题，不断加剧着人类的生存危机。
1958年，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医生，一生致力于非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事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史怀哲先生在授奖仪式上发表演说“呼吁全人类，重视尊重生命的伦理”呼吁“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不再以战争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必须寻求以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呼吁“掌握国家命运的领袖们，能致力避免一切会使现况恶化、危险化的事情。希望他们铭记使徒保罗的名言：若是能够，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不但是对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也是对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言。希望他们能互相勉励，尽一切可能维持和平，使人道主义和尊重生命的理想，有充分的时间发展，并且发挥作用。”
史怀哲说：“今日，隐藏在欺瞒之后的暴行，正威胁着全世界，造成空前烦闷的气氛。虽然如此，我仍然确信真理、友好、仁爱、和气与善良是超越一切暴行的力量。”可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又怎能将真理、友好、仁爱、和气与善良放在超越一切暴力的位置上呢？
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指出：“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过去的危险是怕人成为奴隶，未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难道人类真的死了吗？难道人类真的注定要做物质的消费机器、精神上的行尸走肉吗？
“戈尔败给了布什，较为温和的生态主义败给了极端霸道的单边主义。”精神上的圣者无法对付极端的物质主义者。现实世界中不断涌现民间环保组织，可是终究抵挡不了物质主义的大潮。这难道是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人类真的该“死了”
如果人类真的是这样死了，我倒觉得，罪有应得，死不足惜！
正如鲁迅先生针对雷峰塔的倒掉所说的一句话：“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