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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们几位教师参加同事小王的婚礼。席间，小王的父母在小王堂兄的陪同下来向我们敬酒。
刚一进门，小王的堂兄便开口说：“这是我叔叔，小王的父亲，是当老师的，不会说话，请各位吃好。”
那位当老师的“叔父”在侄子的陪同下匆匆敬酒，很是拘谨地频频报拳致意，果然一言未发，敬酒之后退几步匆匆出门。
我疑惑地问周围的同事：“我们老师是教人说话的，怎么说‘当老师的不会说话’呢？”
同事说：“当老师的人不像当官的，不像经商的，不像舞台上电视里耍嘴皮子的，当老师的只会说真话，不会说欺瞒蒙骗的假话，不会说虚与应付的套话，不会说那种场面上惯用的虚情假意的客套话。”
也许小王的父亲只是一个“不会说话”的特例，一个特别不会说话的个案。但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不会说套话，不会说客套话，这在教师群体中确实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上就有许多人认为教师迂腐、古板、傻气。
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套话、客套话，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好吗？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种现象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当官经商的耍嘴皮子的说假话套话客套话败坏了社会风气，还是不良的社会风气促使当官的经商的耍嘴皮的都说假话套话客套话应付社会？究竟是老师应该学会说假话套话客套话以适应社会，还是应该坚持立场保持本色改造社会上存在的不良风气？
教师是以教书为业的。唐代文学家韩愈说：“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这“道”这“业”这“惑”也自然是书中的，或者以书中的居多。书本是纯洁的，而现实不可能是纯净的；书本是理想的，而现实则是功利的；书本中讲的是真理，而现实要求的则是实际——实际的生活，实际的利益。书本与社会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冲突，有时候甚至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读书人，尤其是教师，往往容易将书本等同于生活，等同于社会。因此，他们也最容易在生活中碰壁，在社会中受伤，这可能就是读书人往往容易脱离社会，甚至于“愤世嫉俗”的原因吧！
鲁枢元先生就说：“读书人往往能够从读书求知中获取一种关于宇宙人生的信仰，这种信仰又造成他对某些原则和立场的执著，而这种执著一旦用力太过，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免使自己的生命陷入困顿和迂阔。”
这不是说读书人和教师的行为错了，而是因为社会与书本，即社会与人类美好的理想之间的距离造成了这样的现实。读书人，曾经被誉为道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社会良心的化身。我向来非常尊重这类人，这是不受社会污染的一类人，这是有理想，有信仰，有节操，有独立人格的一类人。如果社会缺少了这类人，就等于人类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屈原无法理解现实的混乱无道，无法理解自己遭际的非道德因素“看不穿命运的把戏，不明白人生的荒谬”（鲍鹏山语），屈原是天真的、纯洁的，他怀抱着无法实现的“美政”理想，在郁闷中投江而终。庄子对生活冷眼旁观、冷嘲热讽，他算是看穿了命运的把戏，明白了人生的荒谬，却仍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播弄，仍然生活在一个无可奈何的世界中。还有“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陶渊明“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太白“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少陵“早生华发”“一尊还酹江月”的苏东坡“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放翁“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辛稼轩“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曹雪芹他们或对生活大彻大悟，或对人生失意失望，但他们都对人类的命运怀有一种大悲悯的情怀，对人生充满了挚爱，永远没有停止对理想的追寻和探索。这，也许就是他们永远活在后人心中的原因吧！
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也为实现理想而碰得焦头烂额“累累若丧家之犬”但仍然不改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情怀。孔子对于说话，尤其是“说话”和“行动”的关系，有着最为精彩的阐述。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学而）花言巧语、虚情假意，是没有仁爱之心的表现。“君子欲敏于行而讷于言。”（论语里仁）君子要说话迟钝，做事勤勉。“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强，坚韧，木讷，寡言，接近于仁了。孔子是那么地欣赏“木讷”反对“巧言”是因为他早就看到人的行为高于语言、超出语言、优于语言，只有在行动上体现出仁爱精神，才是真正的君子。“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饭背？开始我对人，是听他的语言而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人，是听他的语言，并观察他的行为。孔子对人的评价，当然不是完全否定其语言的，他要将其语言和行动放在一起来比较，看他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这真是高明的做法。当然，在他的心底里，他还是看行动重于听语言。
仅仅靠语言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确实是不可靠的。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语言夸巧、虚假流行的时代，我们更要防范那些夸夸其谈、巧言令色的“伪君子”
大概所有的老师都是孔子的弟子，他们都在以自己的言行践行着孔子他老人家的教导。老师以书本上的理想，以先哲圣贤的言行来教育学生，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冒了被生活误解、被社会淘汰的风险的，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承担的这种误解和风险，但他们还是自觉地承担起了一种社会的责任，义无反顾地“传道”着“受业”着“解惑”着，正因为如此，才愈发显得难能可贵。而如果哪一天，连老师也都变得油腔滑调、巧言令色起来，那究竟还有什么药，可以治疗整个社会的疾病呢？
前几天，我们几位教师参加同事小王的婚礼。席间，小王的父母在小王堂兄的陪同下来向我们敬酒。
刚一进门，小王的堂兄便开口说：“这是我叔叔，小王的父亲，是当老师的，不会说话，请各位吃好。”
那位当老师的“叔父”在侄子的陪同下匆匆敬酒，很是拘谨地频频报拳致意，果然一言未发，敬酒之后退几步匆匆出门。
我疑惑地问周围的同事：“我们老师是教人说话的，怎么说‘当老师的不会说话’呢？”
同事说：“当老师的人不像当官的，不像经商的，不像舞台上电视里耍嘴皮子的，当老师的只会说真话，不会说欺瞒蒙骗的假话，不会说虚与应付的套话，不会说那种场面上惯用的虚情假意的客套话。”
也许小王的父亲只是一个“不会说话”的特例，一个特别不会说话的个案。但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不会说套话，不会说客套话，这在教师群体中确实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上就有许多人认为教师迂腐、古板、傻气。
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套话、客套话，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好吗？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种现象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当官经商的耍嘴皮子的说假话套话客套话败坏了社会风气，还是不良的社会风气促使当官的经商的耍嘴皮的都说假话套话客套话应付社会？究竟是老师应该学会说假话套话客套话以适应社会，还是应该坚持立场保持本色改造社会上存在的不良风气？
教师是以教书为业的。唐代文学家韩愈说：“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这“道”这“业”这“惑”也自然是书中的，或者以书中的居多。书本是纯洁的，而现实不可能是纯净的；书本是理想的，而现实则是功利的；书本中讲的是真理，而现实要求的则是实际——实际的生活，实际的利益。书本与社会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冲突，有时候甚至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读书人，尤其是教师，往往容易将书本等同于生活，等同于社会。因此，他们也最容易在生活中碰壁，在社会中受伤，这可能就是读书人往往容易脱离社会，甚至于“愤世嫉俗”的原因吧！
鲁枢元先生就说：“读书人往往能够从读书求知中获取一种关于宇宙人生的信仰，这种信仰又造成他对某些原则和立场的执著，而这种执著一旦用力太过，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免使自己的生命陷入困顿和迂阔。”
这不是说读书人和教师的行为错了，而是因为社会与书本，即社会与人类美好的理想之间的距离造成了这样的现实。读书人，曾经被誉为道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社会良心的化身。我向来非常尊重这类人，这是不受社会污染的一类人，这是有理想，有信仰，有节操，有独立人格的一类人。如果社会缺少了这类人，就等于人类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屈原无法理解现实的混乱无道，无法理解自己遭际的非道德因素“看不穿命运的把戏，不明白人生的荒谬”（鲍鹏山语），屈原是天真的、纯洁的，他怀抱着无法实现的“美政”理想，在郁闷中投江而终。庄子对生活冷眼旁观、冷嘲热讽，他算是看穿了命运的把戏，明白了人生的荒谬，却仍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播弄，仍然生活在一个无可奈何的世界中。还有“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陶渊明“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太白“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少陵“早生华发”“一尊还酹江月”的苏东坡“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放翁“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辛稼轩“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曹雪芹他们或对生活大彻大悟，或对人生失意失望，但他们都对人类的命运怀有一种大悲悯的情怀，对人生充满了挚爱，永远没有停止对理想的追寻和探索。这，也许就是他们永远活在后人心中的原因吧！
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也为实现理想而碰得焦头烂额“累累若丧家之犬”但仍然不改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情怀。孔子对于说话，尤其是“说话”和“行动”的关系，有着最为精彩的阐述。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学而）花言巧语、虚情假意，是没有仁爱之心的表现。“君子欲敏于行而讷于言。”（论语里仁）君子要说话迟钝，做事勤勉。“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强，坚韧，木讷，寡言，接近于仁了。孔子是那么地欣赏“木讷”反对“巧言”是因为他早就看到人的行为高于语言、超出语言、优于语言，只有在行动上体现出仁爱精神，才是真正的君子。“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饭背？开始我对人，是听他的语言而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人，是听他的语言，并观察他的行为。孔子对人的评价，当然不是完全否定其语言的，他要将其语言和行动放在一起来比较，看他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这真是高明的做法。当然，在他的心底里，他还是看行动重于听语言。
仅仅靠语言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确实是不可靠的。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语言夸巧、虚假流行的时代，我们更要防范那些夸夸其谈、巧言令色的“伪君子”
大概所有的老师都是孔子的弟子，他们都在以自己的言行践行着孔子他老人家的教导。老师以书本上的理想，以先哲圣贤的言行来教育学生，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冒了被生活误解、被社会淘汰的风险的，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承担的这种误解和风险，但他们还是自觉地承担起了一种社会的责任，义无反顾地“传道”着“受业”着“解惑”着，正因为如此，才愈发显得难能可贵。而如果哪一天，连老师也都变得油腔滑调、巧言令色起来，那究竟还有什么药，可以治疗整个社会的疾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