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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本书上看到，说美国某人身有50余种性格，但平时没有表现。有天她准备做晚饭，进到厨房却见一片狼藉，碗、碟子，餐具俱被摔得到处都是。她很生气，就把孩子们喊来质询，问是谁干的坏事，但孩子们个个都说没有。她大怒，在厨房里朝着孩子们又吼又叫。不多时，男主人回家，看见妻子举止奇怪，便把孩子拉开自己来问。结果孩子们的话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的人，正是他们的母亲！后来在医院就诊，才知道这为母亲在童年时，遭受过家人骚扰和虐待。
对于常人来说，大抵都有两种以上的性格，但一般不超出五个。比如家、社会、单位、朋友和自己的孤独静默，真多了，怕就有病。而且平常总看不见本性，俱是受着约束。我们每说人性复杂，总是利益攸关，只有这时，才是较可直接洞察的。近来看了一篇文章，说用经济学论点几可分析一切事物，用以论证它的合理。这有些像萨特的那种“存在就是合理”的话了。
人总是会变，特别是我们身处的环境发生变化以后。这种环境变化，就像是生存态势。所谓生存态势，就是看我们是被别人掌握，还是由我们掌握着别人。
记得有个奥斯卡的大奖影片，美丽人生，说一个父亲为安抚儿子的幼稚心灵，苦心编织出一套游戏模式，籍以消除儿子在集中营面临厄运的恐惧。即使面对死亡，这父亲依然做出一副滑稽场景，用以消解儿子的疑问。这故事不无悲酸，虽然未见得是真，但原著这么安排，也是一种向往，也是对人性惊心动魄的拷问，毕竟那些人类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
当我们高高在上，掌握着别人的自由和生命，比如亚历山大和彼得大帝，比如希特勒和袁世凯。身当此时，小的变化在所难免，但超出此前做人的原则，一切就行将改变。我常愚蠢的认为，一个人的本质若是好的，便不会发生那种逆转自己理想的变化。可是这个本质，也未必就真的那么可靠。
就像高岗，现在的年青人知道不多，此人原是继陕北红军领导谢子长刘志丹牺牲以后，被选拔出来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当时，中央是出于感谢陕北红军为中央红军保留的一块根据地而做出的决定，并将他派往东北。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借着天时地利人和，最后成了东北的主要负责人，更被提拔到中央，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以及那时在体制上和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平级的计划委员会主任。
高岗开始被选为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时，知道自己不能服众，还曾卑躬屈膝的拉拢关系，四处做诚恳谦虚的样子。几年后，高岗仗着东特殊北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和苏联上层往来密切，将很多人都不放在眼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生活更是腐化堕落。而后暗中撺掇，联络饶漱石，希图联合搬到周恩来和刘少奇以取而代之。
邓小平对此人言论很是警惕，把高岗前来拉拢和诋毁周恩来刘少奇的言辞报告毛泽东，引起毛的重视，最后将之打倒。然而，在此人倒台以前，一面是夜生活的高手，玩弄良家妇女，但一面却在党内，在国家机构，在主席台上道貌岸然。这方面的例子，近来看见的似非少数。
还有一种人，是被人掌握的，比如自由、生命，甚或意志，是人家的囊中之物，比如张学良先生。这里说的英雄后的处境，即他被囚多年，意志开始软化，在台湾禁地奉命写西安事变悔过书，皈依天主教，一再迁就老蒋用意。青春年华、英雄壮志，一并付做东流，当年的意气风发俱都往矣，甚至虎落平阳以致犬类欺辱，一心沉沉，便只想晚年的自由罢了。或也难怪，几十年的禁锢也非你我可以承受的。
相对来说，瞿秋白、方志敏却是不同，即使身在监狱，受严刑拷打依然不变初衷，理想之心念念忱忱，绝无更改，所谓临危不惧、大道昭然。不过他等也是变化了的，大约就是凤凰涅磐的意境。记得基督山伯爵有位老人，身怀宝藏，打通地道帮助唐赛斯成功越狱。
面对变化，有的人是逆来顺受，举手投降，再也无余力抵御周旋；有的人就消沉，万念俱灰，或也不甘不愿，但在困难和现实面前，却开始徘徊动摇；还有的人是俯首称臣，极竞阿谀献媚之能事，指望出卖精神的自由来获得身体的自由，他们是看不见希望，也不愿在黑暗中承受困扃的人；还有的就是人沉默，沉默，但并不是没有力量，他们似可积蓄、忍耐，也可升华，不知不觉的成为难河的中流砥柱，一心一意，理念忱忱。
老实说，未知将来，我并不知道自己属于那一种人。但到目前，尚是希望将来的变化，是岿然不惧的那种。但是谁说得清呢，事到临头，泰山压境，是否有那样的坚定和决绝，其实，我是不知。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就是这样。
记得一本书上看到，说美国某人身有50余种性格，但平时没有表现。有天她准备做晚饭，进到厨房却见一片狼藉，碗、碟子，餐具俱被摔得到处都是。她很生气，就把孩子们喊来质询，问是谁干的坏事，但孩子们个个都说没有。她大怒，在厨房里朝着孩子们又吼又叫。不多时，男主人回家，看见妻子举止奇怪，便把孩子拉开自己来问。结果孩子们的话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的人，正是他们的母亲！后来在医院就诊，才知道这为母亲在童年时，遭受过家人骚扰和虐待。
对于常人来说，大抵都有两种以上的性格，但一般不超出五个。比如家、社会、单位、朋友和自己的孤独静默，真多了，怕就有病。而且平常总看不见本性，俱是受着约束。我们每说人性复杂，总是利益攸关，只有这时，才是较可直接洞察的。近来看了一篇文章，说用经济学论点几可分析一切事物，用以论证它的合理。这有些像萨特的那种“存在就是合理”的话了。
人总是会变，特别是我们身处的环境发生变化以后。这种环境变化，就像是生存态势。所谓生存态势，就是看我们是被别人掌握，还是由我们掌握着别人。
记得有个奥斯卡的大奖影片，美丽人生，说一个父亲为安抚儿子的幼稚心灵，苦心编织出一套游戏模式，籍以消除儿子在集中营面临厄运的恐惧。即使面对死亡，这父亲依然做出一副滑稽场景，用以消解儿子的疑问。这故事不无悲酸，虽然未见得是真，但原著这么安排，也是一种向往，也是对人性惊心动魄的拷问，毕竟那些人类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
当我们高高在上，掌握着别人的自由和生命，比如亚历山大和彼得大帝，比如希特勒和袁世凯。身当此时，小的变化在所难免，但超出此前做人的原则，一切就行将改变。我常愚蠢的认为，一个人的本质若是好的，便不会发生那种逆转自己理想的变化。可是这个本质，也未必就真的那么可靠。
就像高岗，现在的年青人知道不多，此人原是继陕北红军领导谢子长刘志丹牺牲以后，被选拔出来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当时，中央是出于感谢陕北红军为中央红军保留的一块根据地而做出的决定，并将他派往东北。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借着天时地利人和，最后成了东北的主要负责人，更被提拔到中央，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以及那时在体制上和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平级的计划委员会主任。
高岗开始被选为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时，知道自己不能服众，还曾卑躬屈膝的拉拢关系，四处做诚恳谦虚的样子。几年后，高岗仗着东特殊北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和苏联上层往来密切，将很多人都不放在眼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生活更是腐化堕落。而后暗中撺掇，联络饶漱石，希图联合搬到周恩来和刘少奇以取而代之。
邓小平对此人言论很是警惕，把高岗前来拉拢和诋毁周恩来刘少奇的言辞报告毛泽东，引起毛的重视，最后将之打倒。然而，在此人倒台以前，一面是夜生活的高手，玩弄良家妇女，但一面却在党内，在国家机构，在主席台上道貌岸然。这方面的例子，近来看见的似非少数。
还有一种人，是被人掌握的，比如自由、生命，甚或意志，是人家的囊中之物，比如张学良先生。这里说的英雄后的处境，即他被囚多年，意志开始软化，在台湾禁地奉命写西安事变悔过书，皈依天主教，一再迁就老蒋用意。青春年华、英雄壮志，一并付做东流，当年的意气风发俱都往矣，甚至虎落平阳以致犬类欺辱，一心沉沉，便只想晚年的自由罢了。或也难怪，几十年的禁锢也非你我可以承受的。
相对来说，瞿秋白、方志敏却是不同，即使身在监狱，受严刑拷打依然不变初衷，理想之心念念忱忱，绝无更改，所谓临危不惧、大道昭然。不过他等也是变化了的，大约就是凤凰涅磐的意境。记得基督山伯爵有位老人，身怀宝藏，打通地道帮助唐赛斯成功越狱。
面对变化，有的人是逆来顺受，举手投降，再也无余力抵御周旋；有的人就消沉，万念俱灰，或也不甘不愿，但在困难和现实面前，却开始徘徊动摇；还有的人是俯首称臣，极竞阿谀献媚之能事，指望出卖精神的自由来获得身体的自由，他们是看不见希望，也不愿在黑暗中承受困扃的人；还有的就是人沉默，沉默，但并不是没有力量，他们似可积蓄、忍耐，也可升华，不知不觉的成为难河的中流砥柱，一心一意，理念忱忱。
老实说，未知将来，我并不知道自己属于那一种人。但到目前，尚是希望将来的变化，是岿然不惧的那种。但是谁说得清呢，事到临头，泰山压境，是否有那样的坚定和决绝，其实，我是不知。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