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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作品，但主流之下那一股潜流从来就不曾停止过，并且不断纳入新的认识流，交汇，冲击，蜿蜒前进，丰富壮大着自身，终而在主流之侧形成一个个强有力的涡漩，裹挟着文学之舟驶入“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文学开始自觉地消解甚而颠覆着旧有的一切，大话西游就是最为成功的范例。这里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无名”时代的文学在进行一番破坏后，似乎都在建立着什么，但因其庞大与繁杂，互相之间又有抵触和消解，结果并未建立什么统一、稳固的新标准，道德因而也呈现出“无名”状态。
这就该说到刀口上的蜜汁对于“无名”道德的贡献了，也就是马鲁这个形象的意义。
马鲁是一个孤独者，曾经的躁动性犯罪决定了他在法律层面上的宿命，因而他只能把灵魂放逐。可是，如前文所言，真爱拯救了他，他的灵魂得以重生。这个时候，生命还是那个生命，但生命之袍的里子变了，在道德层面上，不再是善与恶共存中此消彼长的持续，而是一种彻底完全的摒弃，如同毛毛虫向蝴蝶的嬗变：蝴蝶已经是一个新的个体，我们不能不说蝴蝶曾经是毛毛虫，也不能不承认蝴蝶是美丽的超脱于毛毛虫的生灵。这就不同于以往那些仅仅以反面形象的闪光点来打动读者的作品——在这种作品里，我们可以以善恶各自占有的比例，三七开、四六开或五五开地进行道德确认，最终给以“是好人但有点坏”或“人性没有完全泯灭的坏人”等诸种评价。
“条条道路譬如今日生，种种是非譬如昨日死。”脱去旧日皮囊，证得“常乐我静”佛言涅槃，若不论灭除生死因果，但以俗世俗事入之，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境界了。自人类开化至今，我们所有的道德教义存在的理由，不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达成道德上的涅槃吗？可是，当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产生后，我们的社会规则却并不悦纳，反以法律条文予以终结。这一赫然的不合理性，导致了灵魂救赎的失败，或曰导致了世俗认可层面的失败。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对社会秩序的游戏规则没有制定权，但我们要维护我们神圣的评论权，至少在规则与道德的掣衡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马鲁为道德评判与规则制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是否应该更关注目前、当下、现时的灵魂？
如果赵大河与马鲁的分量还不够，那么请想想欧？亨利和警察与赞美诗吧！我们既然发现了“无名”道德中的“这一个”不去盛赞与宣扬也就罢了，最起码也施以援手，哪怕是施以关注，只求莫使方获救赎的灵魂重堕万丈深渊。度人即度己，拜托！
写作行走在刀锋上
毫无疑问，赵大河的写作正行走在刀锋上。不管是他自觉进入还是当下文学的普遍处境决定的，这种写作状态都很有代表性，很有研究与探求的价值。
从文本出发，这种刀锋状态的直接体现就是写作审美的两难。
其中，主题审美的两难最为明显。
四川作协的周冰心这样评刀口上的蜜汁：“带有‘叙事侦探式、怪诞的哥特罗曼史’特质嫁接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通俗、离奇元素，将小说可读性提高到‘视觉’媚人的层面。”的如是，这部小说以媚人为首义，强调眼球意识，将视角对准爱情，辅以神秘惊险，先是百年孤独的预言式开头，后对人物身份认知层层设疑，终而托出“纯情少女和嫌犯的旷世之恋”既曲折动人又浪漫迷人。
然而，正因为爱情主题的媚惑色彩过浓，结果淡化了一个本应很强大甚而具备长远意义的道德主题。孰轻孰重？是得是失？读者诸君，见仁见智。就我个人而言，比较认可奥地利作家布罗赫的小说定理：“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作为小说而没有发现存在中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部分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
主题审美的两难是决定性的，势必会影响到文本的方方面面，譬如语词审美。
这部小说的语言淡雅，紧凑，蕴藉，显示出作者的知识分子审美观，但又因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商业性，从而部分地舍弃了一些语词潜在的文化意味。譬如“蜜汁”一词，在当今网络时代频频出现，已携带上了新的意味，显然与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相去甚远，就像最常见的“红杏出墙”丧失了本来的诗词意蕴一般。
归根结底，我们的问题——或者应该说我们的文学的问题，只有一个：是该陷落于刀锋的某一边，或致力于维护前人所谓文章之大义，或完全适应现代节奏的受众阅读心理？还是就此不偏不倚或略有偏倚地走下去，既不失前者又迎合后者，并走出一条新路子，建立新的文学规则？
如何选择，恐怕就不单是赵大河一人之事了。
世界悲喜莫名，跟随一个阅读者的心
、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作品，但主流之下那一股潜流从来就不曾停止过，并且不断纳入新的认识流，交汇，冲击，蜿蜒前进，丰富壮大着自身，终而在主流之侧形成一个个强有力的涡漩，裹挟着文学之舟驶入“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文学开始自觉地消解甚而颠覆着旧有的一切，大话西游就是最为成功的范例。这里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无名”时代的文学在进行一番破坏后，似乎都在建立着什么，但因其庞大与繁杂，互相之间又有抵触和消解，结果并未建立什么统一、稳固的新标准，道德因而也呈现出“无名”状态。
这就该说到刀口上的蜜汁对于“无名”道德的贡献了，也就是马鲁这个形象的意义。
马鲁是一个孤独者，曾经的躁动性犯罪决定了他在法律层面上的宿命，因而他只能把灵魂放逐。可是，如前文所言，真爱拯救了他，他的灵魂得以重生。这个时候，生命还是那个生命，但生命之袍的里子变了，在道德层面上，不再是善与恶共存中此消彼长的持续，而是一种彻底完全的摒弃，如同毛毛虫向蝴蝶的嬗变：蝴蝶已经是一个新的个体，我们不能不说蝴蝶曾经是毛毛虫，也不能不承认蝴蝶是美丽的超脱于毛毛虫的生灵。这就不同于以往那些仅仅以反面形象的闪光点来打动读者的作品——在这种作品里，我们可以以善恶各自占有的比例，三七开、四六开或五五开地进行道德确认，最终给以“是好人但有点坏”或“人性没有完全泯灭的坏人”等诸种评价。
“条条道路譬如今日生，种种是非譬如昨日死。”脱去旧日皮囊，证得“常乐我静”佛言涅槃，若不论灭除生死因果，但以俗世俗事入之，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境界了。自人类开化至今，我们所有的道德教义存在的理由，不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达成道德上的涅槃吗？可是，当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产生后，我们的社会规则却并不悦纳，反以法律条文予以终结。这一赫然的不合理性，导致了灵魂救赎的失败，或曰导致了世俗认可层面的失败。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对社会秩序的游戏规则没有制定权，但我们要维护我们神圣的评论权，至少在规则与道德的掣衡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马鲁为道德评判与规则制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是否应该更关注目前、当下、现时的灵魂？
如果赵大河与马鲁的分量还不够，那么请想想欧？亨利和警察与赞美诗吧！我们既然发现了“无名”道德中的“这一个”不去盛赞与宣扬也就罢了，最起码也施以援手，哪怕是施以关注，只求莫使方获救赎的灵魂重堕万丈深渊。度人即度己，拜托！
写作行走在刀锋上
毫无疑问，赵大河的写作正行走在刀锋上。不管是他自觉进入还是当下文学的普遍处境决定的，这种写作状态都很有代表性，很有研究与探求的价值。
从文本出发，这种刀锋状态的直接体现就是写作审美的两难。
其中，主题审美的两难最为明显。
四川作协的周冰心这样评刀口上的蜜汁：“带有‘叙事侦探式、怪诞的哥特罗曼史’特质嫁接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通俗、离奇元素，将小说可读性提高到‘视觉’媚人的层面。”的如是，这部小说以媚人为首义，强调眼球意识，将视角对准爱情，辅以神秘惊险，先是百年孤独的预言式开头，后对人物身份认知层层设疑，终而托出“纯情少女和嫌犯的旷世之恋”既曲折动人又浪漫迷人。
然而，正因为爱情主题的媚惑色彩过浓，结果淡化了一个本应很强大甚而具备长远意义的道德主题。孰轻孰重？是得是失？读者诸君，见仁见智。就我个人而言，比较认可奥地利作家布罗赫的小说定理：“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作为小说而没有发现存在中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部分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
主题审美的两难是决定性的，势必会影响到文本的方方面面，譬如语词审美。
这部小说的语言淡雅，紧凑，蕴藉，显示出作者的知识分子审美观，但又因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商业性，从而部分地舍弃了一些语词潜在的文化意味。譬如“蜜汁”一词，在当今网络时代频频出现，已携带上了新的意味，显然与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相去甚远，就像最常见的“红杏出墙”丧失了本来的诗词意蕴一般。
归根结底，我们的问题——或者应该说我们的文学的问题，只有一个：是该陷落于刀锋的某一边，或致力于维护前人所谓文章之大义，或完全适应现代节奏的受众阅读心理？还是就此不偏不倚或略有偏倚地走下去，既不失前者又迎合后者，并走出一条新路子，建立新的文学规则？
如何选择，恐怕就不单是赵大河一人之事了。
世界悲喜莫名，跟随一个阅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