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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三十而立,然而在现实中,不是所有的男人三十岁都会顺顺当当地成家立业。而我是幸运的:"而立"之前,就找到了如意的伴侣,结了婚;"而立"之时,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那个时候,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又小又旧。整座城市缩在山脚下,像一片褪了色的芭蕉叶,没有一栋高楼,没有一处商品房。在这样落后小城生活的人们大都很清苦。我们这些从学校毕业分到这里的农家后代,没根没底的,收入低,负担重,手头就更拮据了。作为机关的普通科员,我的工资是百来元,妻子更少些,没能突破百元大关。工资可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每个月必须付40元的保姆费(管吃饭)。妻子产假结束后要上班,孩子没人带,只好请了一个白天为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下班后我们自己带,要不然费用会更高。结婚时,我们还借了几百元,每月需要还一点。我们夫妻俩下面都有在校读书的弟弟妹妹,勒紧裤腰带省下几块钱接济他们也是必须的。七除八扣,能留作生活费用的已经是捉襟见肘了。于是,无师自通,学会了精打细算,比如,不吃刚上市的蔬菜、水果;比如,多吃公家粮店买的波纹面。拮据归拮据,但孩子的营养怎么都得想方设法保证,这一点我们毫不含糊。
我们一家三口挤住在妻子单位的一间大约十四、五平米的单身宿舍里。房间的一个角落支起一张廉价的折叠小桌,算是饭桌,同时兼作书桌。房间门口过道上,紧挨着墙壁安一只煤油炉,烧水、做饭、烧菜、炖米糊,全在此操作。由于火力小,用途又实在多,这个小小的煤油炉每天耗去了我们相当多的精力。
当时工作也特忙,总有干不完的活。没有双休日,一周只有周日放一天假,可是又因为值班或加班什么而休不成,这样就要连续上半个月的班。熬夜赶写材料也是家常便饭。值班不仅是接电话、发通知、取信函、分报纸什么,有两件是必干的,无论刮风下雨,一上班就要赶到大老远的食堂去提开水,每只手各提两大瓶,供全单位人用。第二件事就是倒痰盂,走道上五、六只脏兮兮的痰盂必须一个个收起来,徒手抱到楼下公共厕所去洗刷干净,然后再端放回原处。
虽然生活艰苦,工作辛苦,但与许多年轻人一样,心态却是出奇的好,因为内心总是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累并快乐着,用来描述那时的心态是再恰当不过的。这种心态让人感到充实,让日子过得飞快。可是,这样的日子在我的而立之年却一下子被打破了。女儿出生才刚刚满9个月,我却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病魔把我往死亡路上猛托,而我却蒙在鼓里。我得的是乙肝,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肝炎还会致人于死地。为了贪方便,决定就在妻子上班的医院住院。实际上,这样安排也是无奈:孩子还处在哺乳期,妻子没办法扔下孩子到其他医院专门照顾我。
可是,在这个中医院里,没有设传染科,也没有一位医治肝病的专科医生。院方安排一位内科老中医作我的主治医师。老中医人倒热情,至于医术我却不好作评价,也许看其他病在行,但看我的病很不对症,根本控制不住,到入院一个月那天,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腹水满肚、遍身枯黄、进食困难的危重病人。本地最大三家医院进行了会诊,确诊我得的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亚急性重症肝炎,情况危急,需要立即转院治疗。老中医试图还想留住我,要是当时被留下来,我的生命十有八九就留在了中医院。幸运的是由于妻子和多数医生的坚持,会诊后我立即被转到福州市传染病院接受治疗。
当时,去省城的路况相当差,加上路上要停下来让我呕吐和休息,救护车从出发到传染病院开了近5个小时。救护车开进医院一道门比较顺利,但妻子和同事抬单架过二道门却遇到一点麻烦。我们是午后一点多到达的,值班的是一个女的,不知道是我们的到来影响了她打盹休息还是什么原因,她显得很不耐烦,唠唠叨叨的,动作也是拖拖拉拉的,而且一边开门一边还朝单架白了一眼,扔过来一句话:"这么重了还抬来干什么?"言下之意相当明白:抬来也是死,不如死在家里,还要增加人家麻烦干什么!还没进病房看过医生,门房已经判我死刑了,真是有点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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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三十而立,然而在现实中,不是所有的男人三十岁都会顺顺当当地成家立业。而我是幸运的:"而立"之前,就找到了如意的伴侣,结了婚;"而立"之时,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那个时候,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又小又旧。整座城市缩在山脚下,像一片褪了色的芭蕉叶,没有一栋高楼,没有一处商品房。在这样落后小城生活的人们大都很清苦。我们这些从学校毕业分到这里的农家后代,没根没底的,收入低,负担重,手头就更拮据了。作为机关的普通科员,我的工资是百来元,妻子更少些,没能突破百元大关。工资可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每个月必须付40元的保姆费(管吃饭)。妻子产假结束后要上班,孩子没人带,只好请了一个白天为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下班后我们自己带,要不然费用会更高。结婚时,我们还借了几百元,每月需要还一点。我们夫妻俩下面都有在校读书的弟弟妹妹,勒紧裤腰带省下几块钱接济他们也是必须的。七除八扣,能留作生活费用的已经是捉襟见肘了。于是,无师自通,学会了精打细算,比如,不吃刚上市的蔬菜、水果;比如,多吃公家粮店买的波纹面。拮据归拮据,但孩子的营养怎么都得想方设法保证,这一点我们毫不含糊。
我们一家三口挤住在妻子单位的一间大约十四、五平米的单身宿舍里。房间的一个角落支起一张廉价的折叠小桌,算是饭桌,同时兼作书桌。房间门口过道上,紧挨着墙壁安一只煤油炉,烧水、做饭、烧菜、炖米糊,全在此操作。由于火力小,用途又实在多,这个小小的煤油炉每天耗去了我们相当多的精力。
当时工作也特忙,总有干不完的活。没有双休日,一周只有周日放一天假,可是又因为值班或加班什么而休不成,这样就要连续上半个月的班。熬夜赶写材料也是家常便饭。值班不仅是接电话、发通知、取信函、分报纸什么,有两件是必干的,无论刮风下雨,一上班就要赶到大老远的食堂去提开水,每只手各提两大瓶,供全单位人用。第二件事就是倒痰盂,走道上五、六只脏兮兮的痰盂必须一个个收起来,徒手抱到楼下公共厕所去洗刷干净,然后再端放回原处。
虽然生活艰苦,工作辛苦,但与许多年轻人一样,心态却是出奇的好,因为内心总是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累并快乐着,用来描述那时的心态是再恰当不过的。这种心态让人感到充实,让日子过得飞快。可是,这样的日子在我的而立之年却一下子被打破了。女儿出生才刚刚满9个月,我却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病魔把我往死亡路上猛托,而我却蒙在鼓里。我得的是乙肝,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肝炎还会致人于死地。为了贪方便,决定就在妻子上班的医院住院。实际上,这样安排也是无奈:孩子还处在哺乳期,妻子没办法扔下孩子到其他医院专门照顾我。
可是,在这个中医院里,没有设传染科,也没有一位医治肝病的专科医生。院方安排一位内科老中医作我的主治医师。老中医人倒热情,至于医术我却不好作评价,也许看其他病在行,但看我的病很不对症,根本控制不住,到入院一个月那天,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腹水满肚、遍身枯黄、进食困难的危重病人。本地最大三家医院进行了会诊,确诊我得的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亚急性重症肝炎,情况危急,需要立即转院治疗。老中医试图还想留住我,要是当时被留下来,我的生命十有八九就留在了中医院。幸运的是由于妻子和多数医生的坚持,会诊后我立即被转到福州市传染病院接受治疗。
当时,去省城的路况相当差,加上路上要停下来让我呕吐和休息,救护车从出发到传染病院开了近5个小时。救护车开进医院一道门比较顺利,但妻子和同事抬单架过二道门却遇到一点麻烦。我们是午后一点多到达的,值班的是一个女的,不知道是我们的到来影响了她打盹休息还是什么原因,她显得很不耐烦,唠唠叨叨的,动作也是拖拖拉拉的,而且一边开门一边还朝单架白了一眼,扔过来一句话:"这么重了还抬来干什么?"言下之意相当明白:抬来也是死,不如死在家里,还要增加人家麻烦干什么!还没进病房看过医生,门房已经判我死刑了,真是有点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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