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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文学 www.bxwxx.com,巴奴文集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不穷,似乎总也挖不完。这些圜底罐后来堆成了小山,数以亿计。考古学家为此惊叹,考古学界为此惊叹。

    然而,中坝遗址圜底罐的大量出土,是陶器生产形成的堆积,还是盐业生产形成的堆积,却成了困扰我国考古界的一个难题。甚至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都说:“谁能解决中坝遗址的性质问题,谁就应该被评为院士。”可见在囿于以往考古从未得见的窖藏、柱洞、黏土坑、水槽类遗迹之前,在没有佐证、比对、参考的情况下,考古学者们要解决中坝遗址的性质问题确实犯难。

    实解虽难,虚解则易。“卤”字,殷墟甲骨上已有,当今众文字学家俱解为盛器之形。而圜底罐是盐业考古中发现的年代最久的器物。由此可容我们虚构这样一个故事:黄帝为君的时候,命仓颉造字。某一天他要造一个“卤”字,于是他照着盛满卤水的圜底罐简笔描了。应该说仓颉(其实他只是收集整理了中国早期的象形文字)是不错的简笔画家,他画得很像。没有他这一摹,鬼大爷才会产生“卤”与圜底罐的联想。汉字乃象形文字,几千年来涵义不变,古人和今人一看都能理解,里面的文史之据极其丰富。如此解释这个“卤”字,再解“临、盐”等字则易矣。

    对于“临”字,从臣、卤,最原始的写法象人的眼睛注视着三口装着卤水的锅,察其火候。应当可以确定此字是古人煮盐时所造的字。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历史上的的反面人物,饱览经史的一代大儒——王莽曾对“临”字作解。他认为临者,盐也。所以他当政时,曾将忠州原名“临江”改名为“盐江”这一史实,也是长江边上的郡县,唯独忠州古名临江,实乃因干、涂二溪盐利极大而得名的佐证(决不是因城临江而得名)。面临、临近的“临”到了后来只是煮盐察火的引申之义。

    从繁写的“盐”字可以看出,盐从皿,与臣、卤。臣字乃屈服之形,臣与奴,无二义。这说明古人最早取盐就是使奴取卤水于皿中煮之而成。到了近代,汉字改革的专家学者们也共识了这一点,将简写“盐”字从土、卜、皿,认为古代的盐,就是奴“仆”从“土”中取出,用皿煮之而成。

    “咸”字从戈,与人、口。表示盐之味对口舌有刺激性。加心,为感觉之感;加水,则味减。忠州方言念“含”解其音为尝味张嘴露舌,并以手指着所露之舌的形态下所发之声。南宋未年,度宗皇帝在登基之前曾被放逐到干井河口外的皇华岛上,一呆数年。他在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干井口的盐巴,咸味淳厚,没有海盐的腥气,没有湖盐的涩感。这也是解开皇华城为什么在那时怪怪地陡然以“咸淳”为名,升为府(相当于现在的省级)的合理之解。在古代,制盐提纯工艺不很先进的时候,盐之优劣以岩盐、井盐为好,其次湖盐,最次为海盐。这是因为岩盐、井盐在生成的过程中已经过土层的过滤。应当说,度宗皇帝对于这一感受极深,不然他不会将他的年号也改为“咸淳”

    关于干井口的“干”字之解,困扰了不少学者。然解此字,无须周折,土生土长的忠县人,不论男女老少无人不知。如果你在忠州乡间,见一妹子,随口问:“么妹,去做噻子?”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秧苗密了,我去干(分)稀些。”或者你见一老农,扛一锄头,问道:“老人家去做噻子?”他可能这样相答:“我去筑田干子(分隔田块的土坎)。”民族交融,土音寻宗。“干”实际上是古代巴人的“分、隔”之音。即便查新华字典,尚可知原有“涯岸,水边”的相近之意。笔者是干水利的,曾对干井河道作过多次实地调查。“干”在这里之解实质上是分隔河水与卤水的围堰。从中坝遗址的现状判断,中坝不是河道演变形成的江中小岛,而是由围堰的中下段、清理出的超标准洪水破堰后的淤积物(古代此地植被好,水土流失小,淤沙淤泥不多)、以及从事熬盐作业的废弃物等垒填而成。其垒填叠压,由古至今,自下而上(中间或有叠压错层)。由于现状此堰已破,唯存江中一岛,故围堰的具体大小已难确知。但据其形态,可初略判断,该围堰堰顶高程约145-147米,围堰呈长弧形,上接现羊子岩电站尾水,下至小溪溪口之上,总长600至700米;按现水文资料分析其防洪标准达50-100年一遇,围堰之内总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如此宏大的围堰工程,应当在古代是十分罕见的。此堰所围之地,若为制盐工场,其规模应为当时之最。从水利工程角度看,这恐怕也是中国最早的围堰工程之一。此堰之长度,不疑当时巴人简言为“长干(堰)”(这也为正解李白的长干行找到了佐证)。至于后人所造“三水合甘”之“”字,乃因俚语有音无字,故而造之。意指围堰所围卤泉泉眼数口,其泉咸味甘正不杂。(再注:恢复其围堰形态,其堰所围之地可建一古盐业博物馆。)

    综上所解,再结合中坝考古的已有成果,古代巴人的煮盐之状与卤、盐等字之造十分吻合。无疑我们可以这样去推测:在山川和河流还没有自己名字的时候,某年的一个秋冬枯水季节,在干井河河床上清澈的流水旁,卤泉出露。古代巴人在这里欣喜地发现了这些咸味纯正的汩汩流出的盐泉。他们双唇相合,尝卤之声喷口而出,其音为“巴”这一发现,使这里成了他们常来吸卤之地;同时为了不致迷失这块宝地,绘出了此地的“巴”字之形,以作日后寻迹之据。其后为了常取其卤,又想出了取土筑堰分隔河水之法(禹的父亲鲧就深喑此法,治洪总以造堤筑坝挡之)。到了隧人氏开始用火以后,为了多取易储,他们又逐渐掌握和提高了煮盐技术。于是古代巴人以圜底罐、尖底陶杯为取卤之皿,以深腹小平底缸为锅,于沙坎处掘灶(如同长江边小孩爱玩的“锅锅灶”游戏),燃火煮之,使之浓缩为块。一排排的盛满卤水的圜底罐、尖底陶杯插在沙地上,因底部之形而不倒。从此,一个古代极具规模的制盐工场在这里诞生。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大量使用奴隶,让一部分取卤熬盐,一部分上山伐木,使干井盐场(或称长干盐场)的规模不断扩大。正如诗经伐檀篇中描绘的:“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到了商周之时,这里成了商贾云集,人来人往,舟船穿行的鼎盛之地。巴人在这里唱着竹枝曲,摇着小蓬船,把盐巴运往荆、楚、蜀、陕等地。与此同时,古代巴人还将此地之法在峡江一带推广,于是巫山、云阳、万州等地盐业俱兴,盐业成了巴国最大的经济来源,并使当时的巴国称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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