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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近几年最痛心的是越来越找不到授课的感觉和乐趣。铺天盖地的教辅用书越来越切入课堂的主流。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不是在讲教材而是在讲教辅。讲一些固定的模式和千篇一律的思路。教材反而成了教辅的原料库,放在案板上任教辅编写者零刀碎割,成了补缀“教辅百衲衣”的粗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真正的教材其实是教辅。这一点,我相信语文老师们会彼此心照不宣。
学习语文多用教辅其实是不符合语文的学习规律的,语文学习是一种系统的学习,不见森林,即不知树叶;不知树叶,又无以见森林。所以学习语文时,不可妄求学一课即能理解,掌握其中所有的语言现象。你想知道什么是马,就需要知道有个东西叫牛,而它为什么叫牛,还需要知道另有一种东西叫骡子再简单的课文,若想透彻的理解,把握其中的语言现象也需要对这一门语言的全部有所了解。所以除了基本的训练,如识字、写字、识词、造句等之外,大可不必采用教辅来一课一练。
语文作为一种语言科目,主要是培养语言的得体,而得体感往往产生于长时间的“熟悉”与“体味”即我们常说的多读、多写、多思。要培养出心理的感觉,即所谓的语感。但语文教辅恰恰是把课文中的“七宝楼台”拆了个七零八碎,语感也随之枯竭萎缩。
教辅在学校和课堂上如此有市场是因为教辅可以训练学生的应试能力,可收高分之效。但学生却因此付出高昂而沉重的代价,即语感的枯竭萎缩,亦即学生读书写作能力的枯竭萎缩。据说教辅是为适应语文试题的标准化而产生的。如果不按教辅去练习,你再精通汉语也休想得高分。报载著名作家王蒙老先生做完小学语文试卷后都没有及格,这岂非怪事。所以说,语文试题的“标准化”根本不是为了考察学生对汉语习惯的语感而设的,它是汉语的新立法,是逆习惯而行的立法,是暴政的立法。而教辅则在其中充当了治安的昏官和行刑的酷吏。
我若一朝大权在握,一定会砍掉语文学习中所有的教辅,但假如我真的一朝大权在握,我也许就下不得刀了:据说全国教辅的营业额,每年在百亿以上,这样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谁敢小觑!孩子们固然也有利益所在,但又换不成钱,故可忽略不计,不必理会。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近几年最痛心的是越来越找不到授课的感觉和乐趣。铺天盖地的教辅用书越来越切入课堂的主流。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不是在讲教材而是在讲教辅。讲一些固定的模式和千篇一律的思路。教材反而成了教辅的原料库,放在案板上任教辅编写者零刀碎割,成了补缀“教辅百衲衣”的粗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真正的教材其实是教辅。这一点,我相信语文老师们会彼此心照不宣。
学习语文多用教辅其实是不符合语文的学习规律的,语文学习是一种系统的学习,不见森林,即不知树叶;不知树叶,又无以见森林。所以学习语文时,不可妄求学一课即能理解,掌握其中所有的语言现象。你想知道什么是马,就需要知道有个东西叫牛,而它为什么叫牛,还需要知道另有一种东西叫骡子再简单的课文,若想透彻的理解,把握其中的语言现象也需要对这一门语言的全部有所了解。所以除了基本的训练,如识字、写字、识词、造句等之外,大可不必采用教辅来一课一练。
语文作为一种语言科目,主要是培养语言的得体,而得体感往往产生于长时间的“熟悉”与“体味”即我们常说的多读、多写、多思。要培养出心理的感觉,即所谓的语感。但语文教辅恰恰是把课文中的“七宝楼台”拆了个七零八碎,语感也随之枯竭萎缩。
教辅在学校和课堂上如此有市场是因为教辅可以训练学生的应试能力,可收高分之效。但学生却因此付出高昂而沉重的代价,即语感的枯竭萎缩,亦即学生读书写作能力的枯竭萎缩。据说教辅是为适应语文试题的标准化而产生的。如果不按教辅去练习,你再精通汉语也休想得高分。报载著名作家王蒙老先生做完小学语文试卷后都没有及格,这岂非怪事。所以说,语文试题的“标准化”根本不是为了考察学生对汉语习惯的语感而设的,它是汉语的新立法,是逆习惯而行的立法,是暴政的立法。而教辅则在其中充当了治安的昏官和行刑的酷吏。
我若一朝大权在握,一定会砍掉语文学习中所有的教辅,但假如我真的一朝大权在握,我也许就下不得刀了:据说全国教辅的营业额,每年在百亿以上,这样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谁敢小觑!孩子们固然也有利益所在,但又换不成钱,故可忽略不计,不必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