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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上班的第一天，我拿着聘书找校长签字。校长室空无一人。我毕恭毕敬地向办公室的老师询问，知不知道校长在哪儿？他们看我拿着合同书，知道我是新调入的同事，便笑着招呼我，然后向学校小花园一指“你要找的人在那儿。”
“他就是贾校长？”
办公室所有人都哄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他是真校长。”
“姓甄？”
我知道校长叫贾功智，绰号“假公子”我想，这个正在花园修枝的园丁是管卫生的副校长吧，找他应该可以。
花园不大，花木品种繁多，开得正旺，姹紫嫣红。可是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哪儿有些不对劲。原来是花的枝桠过于旁逸，地上芳草萋萋，学生丢弃的纸飞机肆意地在上面翻飞，整个花园凌乱不堪。
此时“甄副校长”正一丝不苟地修枝，再把纸飞机丢进不远处的垃圾箱。走近这个小老头，我突然紧张起来，拿着聘书不知如何开口。我愣了一会儿，他还是自顾自地当他的园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任汗水模糊自己的眼睛也不愿抬头擦擦汗。
我只能上前搭讪：“甄校长，我是——”
“站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
这个小老头子，怎么这样啊？我好歹也是一个有几年教龄的老师，以后还是同事，这么大的官威，什么时代的领导？他一句话就把我塞得头晕脑胀透不过气来。
这时，此人直起腰看了我一眼，大嗓门地说：“我不是校长。我姓杨。你是新来的老师，怎么也和他们一样无聊，拿我这个小老头子开涮？叫我杨老师，你的聘书我倒可以代表学校给你签字盖章。走，到办公室去。”
我哭笑不得，不知该怨谁。
接下来，同事们凑过来问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样？”
我把刚才的遭遇说给他们听，他们又满足地笑了，然后郑重地告诉我：“这个老头子是学校的元老，党支部书记，兼行政办秘书。脾气怪异，我们都领教过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恨的人，没谁喜欢他。”
杨老师总是第一个到校签到，第一个参加升旗，第一个到会议室开会的人。没有谁授权，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校负责签到、升旗以及开会点名的人，几十年如一日。我知道，在大一点儿的学校，这三项工作都是最难做的事。要能以身作则，不怕得罪人才行。
我第一次参加升旗，正好站在杨老师的左侧，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升旗不迟到，你不像他们。”
这次升旗，有部分老师和学生在国歌响起时，依然窃窃私语，杨老师在升旗礼毕后，很愤怒地走到主席台上，环视一周，铿锵有力地训斥：“只要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应该尊重国旗！”
有一次，国旗升到一半被卡住了。老师们都回到了办公室，杨老师一人爬上了十米高的旗杆，修好了滑轮，再把国旗升了上去。我正好看见了这一幕，心里不是滋味，越发不理解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也正因为国旗，我被杨老师视为朋友——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学校门厅的墙上需要画一副图案，但不知画什么好，杨老师便在会上征询大家的意见。我头脑一热，便提议画一副国旗，庄严，醒目，并且和两侧墙画很协调。同事都笑开了，我沉默下来，心里不是滋味，但也不想辩解——其实我是学过几年美术的。不料，杨老师找到我说，就画国旗。我也高兴，便和他一起，用了三个下午完成了这副构图着色都极为标准的图案。望着鲜艳的国旗，我深深被感动：真是太漂亮了！杨老师没有夸奖我，却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和他们不一样。如果你觉得我不讨厌，以后咱们多探讨一下书画。既然是朋友，叫我老杨好了，亲切。”
我还不能适应和他做朋友，显得被动，甚至怯懦，可能是因为他第一次给我的“下马威”让我不能释怀，也可能是同事曾告诫于我“没人喜欢他”我便不能和他成为朋友。不过，老杨在人前从不讳言，说我是他的朋友。
我不知该不该怨他，我在学校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同事把我当间谍一样防着。
一次例会上，老杨点名时，很多人嗡嗡不停，我也一时忘形和别人说着话。老杨点我的名时，第三遍我才回答，他突然大声喝道：“你耳朵呢？”
我一下羞红了脸，无地自容。整个会场静得只有呼吸的声音。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没有一个人说闲话。这是老杨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杨老师。这时，我的朋友多了起来，便有幸了解到许多关于杨老师的怪癖。
杨老师是北京人，难怪普通话说得那么标准。可就是这一点，他得罪了很多人。每一个本地老师都知道杨老师有一大怪：谁和他用普通话交流，他跟谁急。顺他眼的，他便写信告诉你：他已经到咱们这奉献了三十年了，不用方言和他交流就是不接纳他，瞧不起他这个外地人。收到这种信的老师都先是惊讶，然后愤怒——咱用普通话才是尊重你是北京佬，而你不让咱们用普通话分明是你老杨自以为是，瞧不起我们本地人，以为咱不会说普通话。既然各执一词，便互不谅解，隔膜愈发地厚起来。受伤的自然是老杨。
同事问我收到这样的信没有，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其实我没有，但我不能这样说，那会让我很难做，我已经身处夹缝中了，不得不考虑好了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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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上班的第一天，我拿着聘书找校长签字。校长室空无一人。我毕恭毕敬地向办公室的老师询问，知不知道校长在哪儿？他们看我拿着合同书，知道我是新调入的同事，便笑着招呼我，然后向学校小花园一指“你要找的人在那儿。”
“他就是贾校长？”
办公室所有人都哄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他是真校长。”
“姓甄？”
我知道校长叫贾功智，绰号“假公子”我想，这个正在花园修枝的园丁是管卫生的副校长吧，找他应该可以。
花园不大，花木品种繁多，开得正旺，姹紫嫣红。可是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哪儿有些不对劲。原来是花的枝桠过于旁逸，地上芳草萋萋，学生丢弃的纸飞机肆意地在上面翻飞，整个花园凌乱不堪。
此时“甄副校长”正一丝不苟地修枝，再把纸飞机丢进不远处的垃圾箱。走近这个小老头，我突然紧张起来，拿着聘书不知如何开口。我愣了一会儿，他还是自顾自地当他的园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任汗水模糊自己的眼睛也不愿抬头擦擦汗。
我只能上前搭讪：“甄校长，我是——”
“站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
这个小老头子，怎么这样啊？我好歹也是一个有几年教龄的老师，以后还是同事，这么大的官威，什么时代的领导？他一句话就把我塞得头晕脑胀透不过气来。
这时，此人直起腰看了我一眼，大嗓门地说：“我不是校长。我姓杨。你是新来的老师，怎么也和他们一样无聊，拿我这个小老头子开涮？叫我杨老师，你的聘书我倒可以代表学校给你签字盖章。走，到办公室去。”
我哭笑不得，不知该怨谁。
接下来，同事们凑过来问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样？”
我把刚才的遭遇说给他们听，他们又满足地笑了，然后郑重地告诉我：“这个老头子是学校的元老，党支部书记，兼行政办秘书。脾气怪异，我们都领教过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恨的人，没谁喜欢他。”
杨老师总是第一个到校签到，第一个参加升旗，第一个到会议室开会的人。没有谁授权，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校负责签到、升旗以及开会点名的人，几十年如一日。我知道，在大一点儿的学校，这三项工作都是最难做的事。要能以身作则，不怕得罪人才行。
我第一次参加升旗，正好站在杨老师的左侧，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升旗不迟到，你不像他们。”
这次升旗，有部分老师和学生在国歌响起时，依然窃窃私语，杨老师在升旗礼毕后，很愤怒地走到主席台上，环视一周，铿锵有力地训斥：“只要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应该尊重国旗！”
有一次，国旗升到一半被卡住了。老师们都回到了办公室，杨老师一人爬上了十米高的旗杆，修好了滑轮，再把国旗升了上去。我正好看见了这一幕，心里不是滋味，越发不理解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也正因为国旗，我被杨老师视为朋友——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学校门厅的墙上需要画一副图案，但不知画什么好，杨老师便在会上征询大家的意见。我头脑一热，便提议画一副国旗，庄严，醒目，并且和两侧墙画很协调。同事都笑开了，我沉默下来，心里不是滋味，但也不想辩解——其实我是学过几年美术的。不料，杨老师找到我说，就画国旗。我也高兴，便和他一起，用了三个下午完成了这副构图着色都极为标准的图案。望着鲜艳的国旗，我深深被感动：真是太漂亮了！杨老师没有夸奖我，却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和他们不一样。如果你觉得我不讨厌，以后咱们多探讨一下书画。既然是朋友，叫我老杨好了，亲切。”
我还不能适应和他做朋友，显得被动，甚至怯懦，可能是因为他第一次给我的“下马威”让我不能释怀，也可能是同事曾告诫于我“没人喜欢他”我便不能和他成为朋友。不过，老杨在人前从不讳言，说我是他的朋友。
我不知该不该怨他，我在学校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同事把我当间谍一样防着。
一次例会上，老杨点名时，很多人嗡嗡不停，我也一时忘形和别人说着话。老杨点我的名时，第三遍我才回答，他突然大声喝道：“你耳朵呢？”
我一下羞红了脸，无地自容。整个会场静得只有呼吸的声音。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没有一个人说闲话。这是老杨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杨老师。这时，我的朋友多了起来，便有幸了解到许多关于杨老师的怪癖。
杨老师是北京人，难怪普通话说得那么标准。可就是这一点，他得罪了很多人。每一个本地老师都知道杨老师有一大怪：谁和他用普通话交流，他跟谁急。顺他眼的，他便写信告诉你：他已经到咱们这奉献了三十年了，不用方言和他交流就是不接纳他，瞧不起他这个外地人。收到这种信的老师都先是惊讶，然后愤怒——咱用普通话才是尊重你是北京佬，而你不让咱们用普通话分明是你老杨自以为是，瞧不起我们本地人，以为咱不会说普通话。既然各执一词，便互不谅解，隔膜愈发地厚起来。受伤的自然是老杨。
同事问我收到这样的信没有，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其实我没有，但我不能这样说，那会让我很难做，我已经身处夹缝中了，不得不考虑好了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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