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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总感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当时的文学杂志。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至今为止我仍旧经常地感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我们的文学杂志。不是好与坏的缘故，而是写作的基本追求。就像一个拼命往外冒往外鼓的，和一个死死往里挖、往底下钻的，本质上大相径庭。我的麻烦是：我既不身着前卫或先锋的外衣，又不是写现实生活敏感话题的那种。如果说我的小说难读，却又不是那种外表就让人望而生畏的难读，他们说，我把进入我小说的门都有意地给关闭了，只留了一扇视读者不同而不同的假门，让人兴致勃勃地进来，最后却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好像知道，但又不确定。是的，我想，这正是我盼望中的写作。我盼望中的写作，就是希望一种杜绝、关闭或者说斩断该作品生长环境的写作。凭空而起，在现实之中无所指证。在题材、结构、技术、语句等表象上，我的写作都是“无门”的。它所有成立的起因，不因为我这个作者的在普众意义上的现实生活所思，只因为它这个作品本身更微妙的、更神奇的、也许最初与该作品毫无关系的原因而成立。也就是说，在一个作者的艺术生涯尤其是他的作品中，作者没有目的，没有（批判、歌颂、反思、总结、迎合、反对）时代的目的，没有主题的目的，没有技术革新的目的，没有因现实问题所逼的目的，没有解决记忆的目的，更没有伤痛的目的，甚至没有语言革新、道德革新的目的，只有必须完成这件作品、或者说：别样的美，这唯一的、被迫的目的。也许“意象”是进入我小说的唯一重要的门，然而急切焦虑的当代中国如何会有耐心和精力关注“意象”呢？正如诗人西川在随笔我们的处境中说：“事实是，在大众读者与文学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距离，而一个作家若以读者为写作标尺，那么他只要为读者提供一种生活方式就行了，无论他提供的是人们渴望的生活方式，还是人们怀念的生活方式。凡包含着某种生活方式的作品都可以流行，而深邃的思想、高超的写作技巧似乎反倒可有可无。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方式更重要，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大于生活方式；人们对于一些与灵魂有关的基本问题，诸如信仰、怀疑、必然性、偶然性、惩罚、存在等，或闻所未闻，或漠然视之；”中国二十年来几乎所有能够流行的文学，可以说都在这个“生活方式”的规律之内。
7、正视与无视
一个试图完全做到脱离他的时代的人，是虚妄的，也是不应该的。时代如果存在，却不是因为我们试图脱离或者顺应它而存在。所谓“无门”也实在是针对时代而言，而并不是有意为之、必须如此。我们时代的时尚性、急切浮躁之风，也是我们时代的人口之多、物质过于贫乏、机会过于稀少所致。语句简单、情绪躁动、意义明了、中心思想明确、形式花哨、搞笑、调侃、以创造“大众流行语”为乐事、以及题材的刺激，或者正与这一切反其道而行：有意艰涩、刻意翻新，这一切，我想，正与耐心的缺乏成着正比。艺术的安静地深入人心已然不再存在；但是，我认为，这仍旧只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并不能说明艺术的标准已经跌价。因此，正视之后的无视，不是一件赌气的事，它只是：“必须如此”
8、早临的虚无
由于1995年上半年写得疯狂（状态上的，而不是数量），虚无也过早降临：早临的虚无令人窒息，无所事事却又斗志昂扬，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没有一个能在质量上回应你的声音。我盼望行动。我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自缚的茧，只有行动方能将之挣破。1995年的下半年，我着手筹办民间文学刊物黑蓝。黑蓝"创刊号"在96年初出刊后就因故中断，夏天，我又搬回了常州。由于依赖做黑蓝的行动打破我早临的虚无的愿望破灭，我带着巨大的、多方位的后遗症在常州开始了拓展性质的、不客气地说又是多少有些妥协性质的写作。最初的愿望非但没有实现，却带来了更多的后遗症；后遗症多一点倒也无妨，因为反正目的是为了挣破早临的虚无，麻烦的是这后遗症却是别样的性质，不仅对早临的虚无不起作用，更让人不得不面对更为广袤的虚无。这种后遗症写作、妥协性质的写作甚至延续至今，可见其麻烦之大。
9、妥协与均衡
妥协，在这里已经不是纯粹的贬义，它体现在我从此对“现实题材”的接受。但是，接受的仅仅是“题材的拓宽”“无门”的标准依然不变。所以我“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来“阐释”我的“虚幻”作品，它们仍然不具令人“兴奋”的“可读性”在“虚幻”、“现实”同步之后，我逐渐敏感于一个写作者的“均衡”：我想，一个人，是需要均衡的；一个人只有抵达均衡，他才能安全地站稳在地上。不仅是题材的拓宽，每种题材的各种写法，我都有必要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地一一尝试；自然，拓宽并不意味着混乱，自我选择的倾向依然散见其中。这直接导致了我的写作至今为止不仅没有一个单一的、尖锐的、长期关注的、一劳永逸的题材、观念、结构、技巧、语感乃至语速，也没有一种单一的、尖锐的、长期关注的、一劳永逸的语言和意象。“无门的写作”同时成为“百变写作”、“没有风格的写作”我逐渐发现自己另外有着盼望：盼望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有它自己不同的性格，但它们加在一起时却“没有性格”或者说：“另有一个共同的性格”我本能地抵制那种每一件作品的性格也正好是它们加在一起时那同一个性格的写作。嗓子虽然是一个人的，但它可以、也应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1998年之后，我几乎是写一篇“虚幻”的，接着就需要写一篇“现实”的，我就像挑着一副担子，不能有一头太重。但我心里更看重的，自然是“虚幻之作”我甚至感到我最重要的艺术理想只有依赖“虚幻”作品才能完成。在常州的两年，比较满意的作品有被迫接受2、你是野兽、喜玛拉雅山上的温暖，以“整理思想”为目的的两本手记虚无之后修学、末世情怀心迹同时尽最大可能地为我放着毒。1998年11月，我重新搬到南京，至今。
10、危险
无论怎样的谨慎，这样的文字终究不可能不落得一个“自我辩护”的形象，虽然谨慎并不因为当代而生。每当我听见别的写作朋友对自己“写作”这行为本身提出质疑时，我总是暗暗奇怪：我就像一只陀螺，从来都在它自个儿的世界里旋转，也许过程中确曾有过“重大事件”然而旋转是它最基本的需要，这是唯一无需怀疑的事。也正因为此，我常常感到自己从15岁开始就没有什么变化。我甚至没有感到这十数年的时间使我变大、变老。道路修远，甚至不是我们自己乃至我们时代的所有同行全部的一生就能将它走尽。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可以有限地、无数次说：“再见。”
2000.4.南京
。但是我总感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当时的文学杂志。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至今为止我仍旧经常地感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我们的文学杂志。不是好与坏的缘故，而是写作的基本追求。就像一个拼命往外冒往外鼓的，和一个死死往里挖、往底下钻的，本质上大相径庭。我的麻烦是：我既不身着前卫或先锋的外衣，又不是写现实生活敏感话题的那种。如果说我的小说难读，却又不是那种外表就让人望而生畏的难读，他们说，我把进入我小说的门都有意地给关闭了，只留了一扇视读者不同而不同的假门，让人兴致勃勃地进来，最后却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好像知道，但又不确定。是的，我想，这正是我盼望中的写作。我盼望中的写作，就是希望一种杜绝、关闭或者说斩断该作品生长环境的写作。凭空而起，在现实之中无所指证。在题材、结构、技术、语句等表象上，我的写作都是“无门”的。它所有成立的起因，不因为我这个作者的在普众意义上的现实生活所思，只因为它这个作品本身更微妙的、更神奇的、也许最初与该作品毫无关系的原因而成立。也就是说，在一个作者的艺术生涯尤其是他的作品中，作者没有目的，没有（批判、歌颂、反思、总结、迎合、反对）时代的目的，没有主题的目的，没有技术革新的目的，没有因现实问题所逼的目的，没有解决记忆的目的，更没有伤痛的目的，甚至没有语言革新、道德革新的目的，只有必须完成这件作品、或者说：别样的美，这唯一的、被迫的目的。也许“意象”是进入我小说的唯一重要的门，然而急切焦虑的当代中国如何会有耐心和精力关注“意象”呢？正如诗人西川在随笔我们的处境中说：“事实是，在大众读者与文学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距离，而一个作家若以读者为写作标尺，那么他只要为读者提供一种生活方式就行了，无论他提供的是人们渴望的生活方式，还是人们怀念的生活方式。凡包含着某种生活方式的作品都可以流行，而深邃的思想、高超的写作技巧似乎反倒可有可无。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方式更重要，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大于生活方式；人们对于一些与灵魂有关的基本问题，诸如信仰、怀疑、必然性、偶然性、惩罚、存在等，或闻所未闻，或漠然视之；”中国二十年来几乎所有能够流行的文学，可以说都在这个“生活方式”的规律之内。
7、正视与无视
一个试图完全做到脱离他的时代的人，是虚妄的，也是不应该的。时代如果存在，却不是因为我们试图脱离或者顺应它而存在。所谓“无门”也实在是针对时代而言，而并不是有意为之、必须如此。我们时代的时尚性、急切浮躁之风，也是我们时代的人口之多、物质过于贫乏、机会过于稀少所致。语句简单、情绪躁动、意义明了、中心思想明确、形式花哨、搞笑、调侃、以创造“大众流行语”为乐事、以及题材的刺激，或者正与这一切反其道而行：有意艰涩、刻意翻新，这一切，我想，正与耐心的缺乏成着正比。艺术的安静地深入人心已然不再存在；但是，我认为，这仍旧只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并不能说明艺术的标准已经跌价。因此，正视之后的无视，不是一件赌气的事，它只是：“必须如此”
8、早临的虚无
由于1995年上半年写得疯狂（状态上的，而不是数量），虚无也过早降临：早临的虚无令人窒息，无所事事却又斗志昂扬，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没有一个能在质量上回应你的声音。我盼望行动。我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自缚的茧，只有行动方能将之挣破。1995年的下半年，我着手筹办民间文学刊物黑蓝。黑蓝"创刊号"在96年初出刊后就因故中断，夏天，我又搬回了常州。由于依赖做黑蓝的行动打破我早临的虚无的愿望破灭，我带着巨大的、多方位的后遗症在常州开始了拓展性质的、不客气地说又是多少有些妥协性质的写作。最初的愿望非但没有实现，却带来了更多的后遗症；后遗症多一点倒也无妨，因为反正目的是为了挣破早临的虚无，麻烦的是这后遗症却是别样的性质，不仅对早临的虚无不起作用，更让人不得不面对更为广袤的虚无。这种后遗症写作、妥协性质的写作甚至延续至今，可见其麻烦之大。
9、妥协与均衡
妥协，在这里已经不是纯粹的贬义，它体现在我从此对“现实题材”的接受。但是，接受的仅仅是“题材的拓宽”“无门”的标准依然不变。所以我“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来“阐释”我的“虚幻”作品，它们仍然不具令人“兴奋”的“可读性”在“虚幻”、“现实”同步之后，我逐渐敏感于一个写作者的“均衡”：我想，一个人，是需要均衡的；一个人只有抵达均衡，他才能安全地站稳在地上。不仅是题材的拓宽，每种题材的各种写法，我都有必要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地一一尝试；自然，拓宽并不意味着混乱，自我选择的倾向依然散见其中。这直接导致了我的写作至今为止不仅没有一个单一的、尖锐的、长期关注的、一劳永逸的题材、观念、结构、技巧、语感乃至语速，也没有一种单一的、尖锐的、长期关注的、一劳永逸的语言和意象。“无门的写作”同时成为“百变写作”、“没有风格的写作”我逐渐发现自己另外有着盼望：盼望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有它自己不同的性格，但它们加在一起时却“没有性格”或者说：“另有一个共同的性格”我本能地抵制那种每一件作品的性格也正好是它们加在一起时那同一个性格的写作。嗓子虽然是一个人的，但它可以、也应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1998年之后，我几乎是写一篇“虚幻”的，接着就需要写一篇“现实”的，我就像挑着一副担子，不能有一头太重。但我心里更看重的，自然是“虚幻之作”我甚至感到我最重要的艺术理想只有依赖“虚幻”作品才能完成。在常州的两年，比较满意的作品有被迫接受2、你是野兽、喜玛拉雅山上的温暖，以“整理思想”为目的的两本手记虚无之后修学、末世情怀心迹同时尽最大可能地为我放着毒。1998年11月，我重新搬到南京，至今。
10、危险
无论怎样的谨慎，这样的文字终究不可能不落得一个“自我辩护”的形象，虽然谨慎并不因为当代而生。每当我听见别的写作朋友对自己“写作”这行为本身提出质疑时，我总是暗暗奇怪：我就像一只陀螺，从来都在它自个儿的世界里旋转，也许过程中确曾有过“重大事件”然而旋转是它最基本的需要，这是唯一无需怀疑的事。也正因为此，我常常感到自己从15岁开始就没有什么变化。我甚至没有感到这十数年的时间使我变大、变老。道路修远，甚至不是我们自己乃至我们时代的所有同行全部的一生就能将它走尽。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可以有限地、无数次说：“再见。”
2000.4.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