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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觉得疼吗？比如头疼，那种摧毁整个人生意义的感觉。一早醒来，忽然就头疼了，可你昨晚睡前却毫无预感。也没着凉，也没做梦，你睡得好端端的，像落进了阴险的圈套。于是你一整天的计划全毁了，浑浑噩噩，熬着，只等着睡觉时间再度到来。
可是，比起牙疼，头疼又算得了什么？就好比跟一个饥饿的人谈灵魂归宿。
那种疼直接逮着你，逼你解决。我从小就牙疼，那是我妈的基因。现在才知道除车祸其他疾病都是基因惹的祸。可那时似乎连我妈自己也不心知肚明，她只相信预防，教育。她是一个小学教师，总是相信教育。我从三岁起就被教育要刷牙。她似乎对牙齿有特殊的敏感。“不要以后牙齿也像妈妈了！”妈妈说，用的是既哀叹现实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语气。他们那些人说起话来总是这样语气，弄得灵魂支离破碎。可是她女儿牙刷都拿不稳，左突右蹿。她还喊：“从上到下呈45度倾斜！先左边，后右边慢慢刷，一下，一下，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有恒心，有毅力！”后来九十年代初全国大抓学生军训，我恰上中学，站在军训场上，我每每想起我的刷牙训练。因为刷牙，我还挨了不少打。现在我对那些打居然毫无记忆了，也许当时就没多少痛感。我只记住：不能牙疼！不能牙疼！为了这，我什么都能承受。我还从小被禁止吃糖。什么甜的东西都被禁止了，包括甜橄榄。“六一”到了，小朋友们终于盼到了一年一度的儿童糖，抱在手里，连外包装塑料都那么好吃，可我一回到家，妈就伸过手来，我就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毫无商量余地。妈妈总是向你伸过来那毫无商量余地的手。妈妈的手指可真直真长哪！我从来没有吃过儿童糖，我的童年没有甜味。妈妈说，人可以不要甜味，但决不能不要牙齿，牙齿坏了，一切都完了。我成长的警世钟不是“狼来了”而是牙坏了。可是，牙还是坏了。
我不到五岁就患上了龋齿。我清楚记得当时我正在吃晚饭，我将一片猪肚塞进嘴里，忽然左边大牙一个疼。我脊梁上猛地沁出冷汗。其实那并不非常疼，但我被预感吓坏了。我张着嘴，直到我蓦然瞧见妈妈更为惊恐的目光。我赶忙闭上嘴巴若无其事地又吃起饭来。可是妈妈的眼睛像老鹰一般锐利。“张嘴！”她叫，那声音都变了调。我没有张嘴，仍然顽固地上下颌一张一合，做着机械的牙床操。“张嘴！”她又叫了一声，把筷子猛地举了起来。可是还没等我张开嘴，她就绝望地摔起筷子来，好像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我早就告诉过你要好好刷牙，好好刷牙！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可上帝知道，我并没有不听她的话。我从来都是很听话的，我自己也怕牙齿坏。后来我被接踵而来的牙疼折磨得生不如死时，我才明白，这其实是母亲她的推脱。这样的痛苦，是谁也承担不了的。我也承担不了。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我第一次躺在牙科手术椅上的情景。那医生的脸几乎全躲在大口罩后面了，只有两只滴溜溜的眼睛。我不知道他将要怎么做。我只能从那眼睛不安地揣度他的居心。我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金属器皿在铿铿碰响。
我瞧见一个形如钻头的东西旋转了起来，然后又停了，好像是要先让我瞧瞧它的厉害似的，然后，再伸到我的嘴里。
我大张着嘴。与其说是怕被那钻头触着，毋宁是为了讨好母亲。我从一开始就大张着嘴巴，好像要以此来向母亲谢罪。那钻头在我嘴里又旋转了起来，可是很奇怪，并不疼，只是发着夏天蝉鸣的声音，像搔痒，倒给我几分安逸。
终于有点疼了，却也并不那么疼，可以忍受。再疼了些时我就用指甲抠自己的手肉我忍着，像水中炖煮的青蛙，抽着腿，能忍则忍，直到彻底把我疼晕。
这感觉是那么的让我刻骨铭心。我一生都摆脱不了这梦魇一般的感觉。五岁起，我的牙齿一颗颗轮番动手术，又是车，又是填，又是拔，什么榔头铁锹都用上了，可是我却唯一只有这个感觉。后来语文课上鲁迅先生的文章，读到“麻木”一词，我总想到了它。
“只能杀神经了。”十岁，医生对着我的恒牙说。
“这样就不会疼了，”父亲说“疼，是神经的作用。”父亲也是一名医生。他所以对我说那些原理，也许是想用科学知识释放我的恐惧。可是却更增加了我的不安。我从此明白了人的身体上原来像电网一样密布着那个叫做“神经”的东西。还有数不清的血管，里面有血在穿走。想想吧，我的血管内壁总是被血磨蹭着；一不小心碰到了哪里，哪里的神经就会被电击一样迸出火花来，那该是怎样可怕的景象！我的脑袋里总是充满了这些怪念头，说起话来也古里怪气的。上体育课，跑步，跑得满脸通红，我就说，这是血在往头上冲；有人患了感冒，我就说现在他身上白细胞正在跟细菌激战。弄得大家浑身不舒服起来，都讨厌起了我。我从小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老师也不喜欢我。
“你总是讲怪话！”老师说。
“可是我疼！”我辩。
“就你娇气！”老师说“你瞧人家”初一时班主任总是指着我们班的班长这样对我说。班长也是一个女孩，非常不娇气，非常懂事。有一次她放学回家丢到路边一个没井盖的下水道里去了，砸得头上隆起一个大疱，手骨头也折了。有关部门都在推诿责任，她却在班会上大讲起自己如何战胜疼痛来了，还把头一昂一昂的。她额头上的疱也随之一闪一闪的，看了都难受。完了，还要把手举过头顶行队礼，被绷带牵住了，她却还坚持。她怎么就不疼？我都替她觉得疼。
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我无法回避。头疼、牙疼、肩疼、肌肉疼、跌打损伤疼，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我还想到了死，那是怎样一种极端的疼？那是一生疼痛的总复习。可是疼痛是不是有极限？超过了这极限，感觉疼的生命就不存在了，所以死又是一种解脱。我曾经苦苦寻思怎样死，怎样死法法才不疼，跳河？上吊？割脉？我想到了吃安眠药，那样睡死过去一定就不会疼了。我还一度真的积攒起安眠药片来了。我钻进我父亲所工作的医院的药房，装作玩，跟那些药房叔叔阿姨打得热火。我故意指东扯西，打探安眠药装在那个褐色瓶里，然后趁他们不备偷走几粒。我不敢多偷，怕被他们发现了。
我从小就深谋远虑。我不能不深谋远虑。我也不敢放在家里怕被父母抄出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塑料铅笔盒夹层内，每天随书包带走。那一阵，每天我背着书包连同安眠药上学走出家门，都会生出一丝跟家永别的感觉。我禁不住把我熟悉的一切包括每双拖鞋都扫视一遍，那感觉既怅惘又轻松，还有那么一点悲壮。
可是有一次，我从电视上瞧见一个中年妇女服安眠药自杀了，她的脸居然淤得发黑。“她服了安眠药怎么还会难受呀？”我脱口就问出来。
“你以为服了安眠药就不会难受了？”父亲道。
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人该怎么死才不难受呢？”
“哎呀这孩子怎么乱七八糟的！”母亲马上打断过来“什么死不死的，小小年纪”
2
十三岁，我来了月经，痛经也随之而来了。有一次，我甚至疼得滚到课桌下面去。当时正在上生理课，生理老师慌忙把我送到了楼下的校医务室。校医说，没什么，痛经而已。可是我还是疼得在检查床上打滚。同学们全从教室里跑出来了，我听到了楼梯噔噔响，整座楼好像都要震塌下来。我感觉到了他们在医务室窗外看。我知道自己很丢人，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甚至还听到几个男生起哄声。我听见生理老师在外面冲他们喊：“干什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嘛！”哄，他们跑了。
那以后我简直无脸面对同学们了。男生们总是用特异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就是生理实验室那个人体标本，他们已经破译了我的秘密。而女生们也怪起我来了，因为我连累她们也成了标本，暴露了她们的秘密。她们竭力避免人家把她们跟我联系在一起，排队，男女分队，她们就挤在一起，躲我远远的。好像她们并不跟我同样性别，有同样的生理构造，她们并没有月经，好像满电视的卫生巾广告都不是为她们做的。她们把卫生巾紧紧实实垫在内裤内（那小心翼翼藏着卫生巾的内裤多么假惺惺呀）。她们照样说呀，笑呀，体育课叫跑一千五百米就跑一千五百米，丝毫不说一个“不”字。可是我不行。虽然我也很想行，可是我坚持不了。我第二次出了丑，我跌倒在跑道上。学校赶紧通知我的家长。我被送进了我父亲所在的医院。
我被直接送到医生面前。因为我父亲在这医院，我拥有这个特权。我不需要排队挂号。我瞧见一个老人蹲在挂号窗口旁拼命呕吐，他的手还死死占在窗口铁栏上，那么的孤单无援。他家里人呢？可是他即使有家人是不是能拥有特权？可是我拥有特权又能怎么样？仍然要经受漫长的常规程序，量体温，血压这是不是一个病人必须承受的痛苦过程呢？即使你再有特权，你是中央首长。
医生叫我躺了下来，脱下裤子。医生是女的，可是我根本没有去想向我下这羞耻命令的是男是女。她突然撑开我的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一种奇特的被撕裂的疼痛。我全部的神经都痉挛了起来。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有这个器官。它就是疼。可是她那只残忍的手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好容易，饶了我了。她到边上洗手台洗手了。她说：“没关系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没关系？我明摆着还在疼。她又坐到了诊桌旁，说，开点中药吃吧。
什么？中药？我很知道中药药性慢。开了药，提回去，先浸，后煎，再沏茶一样细细沏出来我就常见到我妈这样。可我的疼就像一个毒蝎趴在我的身上，我巴不得早一秒钟扒了它！“我不吃中药！我要西药！”我叫。
她吃惊地瞧了瞧我，又瞧我爸，笑了。我爸也笑了起来。“真是耳濡目染呀，小小年纪也知医晓药的。”她说。
“吃中药少副作用。”爸也说。
“不，我不怕副作用！我要吃西药！”
她又笑了，还伸出手摸我的后脑勺。“没关系的”她又说了“没关系”！什么“没关系”？你当然没关系了！疼不是在你身上。我真想干脆钻到她的诊桌下打滚。“我不要中药！”我喊。
“好好好，”她又呵呵笑了起来。那笑充满了诡谲，像个妖婆。“要西药就西药。我就给你开西药”
可想而知，这妖婆给我开的仍然是中药。我于是又在第二天痛倒了，她才不得不开了西药。可是西药也不能解我的痛。下个月，我再一次痛到了地上。那是一个深夜，我在地上打滚，浑身粘乎乎的，我知道这是血。我在血中打滚。
满屋子被我搅得一片狼藉，床歪了，挂衣架倒了，被子拖到地上跟桌腿椅腿搅在了一起。妈慌了，央我爸去找主任。主任是我爸的好友，又是院长。爸一走，妈就赶紧大收拾起来，一边喝我起来。我起不来。妈拖我我也起不来。妈突然一甩手，火了。
“疼也没见你这么疼法的！一疼就往地上钻。地就能解你的疼了？”
这倒是真的，地也许真能解我的疼。在这时候，仿佛地、血、狼藉、肮脏特别有亲和力。我把脸贴着它，亲它。妈又来拽我，她好像忽然感觉到了什么，恐惧起来，我感觉到她的手在痉挛。好像我是要去赴死似的。她紧紧拽着我，可是我就是不起来。她忽然抽了我一巴掌。我脸上火辣辣的异常畅快。我嚎啕大哭了起来。主任来了。要不是实在无计可施，我肯定我妈是绝对不会让门打开的。主任挟着冷风进来了。我停住了哭。主任的脚就在我的额前，我瞧见了那是一只精瘦的脚，像一张干练的脸。我匍匐那脚前。只有将自己降低到他人脚下，我的希望才会高高升起。她君临而下。她戴上了听诊器，听了听我。她听到了什么？我忽然直希望她听出别的什么了，发现出别的什么病，别的病因。
我宁可自己还有别的病。我瞧着她的脸。她脸上毫无表情，就像她的脚。她一用劲立起身来，把听诊器连同手揣在上衣袋里，仍然毫无表情。她问我爸都吃了什么药了？她瞧着我吃的药。我忽然又希望她瞧出了什么问题，愤怒起来，大骂那个医生，庸医！甚至，用院长的权利把她解职了。可是她仍然没有。她说，这药可以继续吃。
我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主任？狗屁主任！到底会不会看病！是捡便宜当上主任的吧？我简直要叫。爸连忙把她请到了客厅，关上门。
“结了婚就会好起来的。”我听见她在外边说。
结了婚就会好起来？为什么？我不知道。结婚我只隐隐感觉到结婚是一种更大的疼，被蹭，被压，被屠戮然后，子宫被无情地胀大，肚皮被撑大，再yīn道撕破生育，就好像便泌。你抓哪里都没用，扯断自己的手也没有用，没有救命稻草，你只能后悔，后悔！后悔为什么要结婚，种下孽种！为什么她们对结婚、对生育、对活着如此欢天喜地充满了希望？莫非就是一种诓骗？妇科主任诓骗女病人，老女人诓骗年轻女人，熬成婆了的诓骗还在当小媳妇的，妇女诓骗处女，母亲诓骗女儿，孕妇自己诓骗自己，痛过就忘，又想第二胎，痛苦到底有没有记性？诓骗到底有没有穷尽？
3
凭心而论，我不该骂那妇科主任。她其实真是个好医生。这么好的医生对我的疼都无计可施，我瞧见了医学的穷途。
听说当年我就是在她抢救下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是倒产出来的。当时，医院问我爸，是保母亲还是保胎儿？我爸说，当然保母亲。也许当时真应该只保母亲，也许这正是我一直喜欢父亲胜过母亲的原因吧。可是，手术却成功了，于是有了个成功的范例，也有了我这个受尽苦难的肉身。也许这才是我忌恨那妇科主任的真正原因？
父亲也经常听诊器连同手揣在上衣袋上里，直直立在病人床前，瞧着病人苦苦挣扎、哀号，至多托一托鼻梁上的眼镜架。他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
他是医生，他只知道把守生命的最底线——能活，哪怕是植物人。
父亲一直这样直立着，终于有一天，他倒下了。得的是一种没有理由让他得上的（大家都这么说）病：肝癌。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腌制品，不吃油炸物，所有据说能导致癌的坏习惯他全没有。迷信的说，那是因为他老是跟阎王抢点名簿，被阎王忌恨了。我则猜想，那是他所见的痛苦太多而成疾了。医生职业不像那些演艺界，可以寻欢作乐，说大家爱听他自己也爱说的胡里花哨的大好话，什么“长命百岁”呀“恭喜发财”呀“喜逢盛世”呀“红红火火”呀，就是面对人家的下岗苦难也可以耍个滑头唱声“你该歇歇啦！”医生要面对无可逃避的人生的残酷。
脱下白大褂的父亲完全没有了医生的威严。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好像死神面前的一块屏障，比共产党员还特殊材料做成，别人会得病他不会得病，别人会传染他不会传染，别人会死他不会死。现在他要死了，他完全显出了凡胎俗骨。
那么的虚弱，无助，被人送进手术室，送去放疗，还有化疗。我有一次甚至也瞧见他抓住给他放疗的他同事的手，小孩般哀求道：“不要了！我不要了呀！”听说癌症患者晚期是非常痛苦的。可是没有人能救他。我们早已哭干了眼泪。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他身体一天天瘪下去，直到只剩下一片肉干。他原来可是那么高大啊，一米七八的块头，百六十斤重，那是他四十年积攒起来的能量。要扼杀掉这能量，该需要怎样强力的打压？就像把一只吹得大大的汽球压爆。
我总这样想。我问，爸，疼吗？疼！他说。他缓缓地抬高了嗓子：“人生是一个大圈套！我被套住了。”
我怀疑从最初起，父亲就不曾对康复抱有希望。他其实比我们谁都心知肚明。他自己就是医生，名医。可怜的却是我们还竭尽全力瞒骗他，一会儿说他脸色好看了，胖了，一会儿又说他精神好多了，一会儿又谎称他体内肿瘤缩小了，一会儿又告诉他年底前有望研究出一种抗癌新药、特效药。他总是笑笑的。只有那笑，才恢复了他原有的风度，有时反让我们天真地以为真的有了希望。到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他忽然对前来查房的一个他原来的助手说：
“给我杜冷丁！”
我清楚记得那助手好像突然被一把刀逼在脊梁上，缩了缩脖子。他似乎想说什么，但瞧见我父亲那近乎威严的目光。他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父亲死得很有尊严。平静地躺着，然后沉迷了下去。有一刻他好像叫了一声我，那音色是从来没有的安恬。我很吃惊一个人可以这样活着，可以这样死。
那是怎样的一样种让人迷恋的生与死啊！他怎么能这么死？
“杜冷丁”蓦地有谁在说。我回过头，窗前站着父亲几个同事在交头接耳。阳光从他们肩头和腋下炽烈地透射进来，他们的身影好像被光幻化了。
我瞧见一双惊慌掩饰的眼睛。我记住了那眼睛。
4
他总是像我爸腰上的钥匙串一样随我爸转来转去。 那时他还是我爸的助手。我和我妈去医院找我爸，见到他，要是坐着，他立刻就会站起来，把手贴在裤脊上；若我爸不在，他会殷勤地说：“啊，主任他在”现在我又去医院，又碰到了他，他居然慌慌张张还说：“啊，主任他在”说了一半，觉得不对，把脸胀得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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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疼吗？比如头疼，那种摧毁整个人生意义的感觉。一早醒来，忽然就头疼了，可你昨晚睡前却毫无预感。也没着凉，也没做梦，你睡得好端端的，像落进了阴险的圈套。于是你一整天的计划全毁了，浑浑噩噩，熬着，只等着睡觉时间再度到来。
可是，比起牙疼，头疼又算得了什么？就好比跟一个饥饿的人谈灵魂归宿。
那种疼直接逮着你，逼你解决。我从小就牙疼，那是我妈的基因。现在才知道除车祸其他疾病都是基因惹的祸。可那时似乎连我妈自己也不心知肚明，她只相信预防，教育。她是一个小学教师，总是相信教育。我从三岁起就被教育要刷牙。她似乎对牙齿有特殊的敏感。“不要以后牙齿也像妈妈了！”妈妈说，用的是既哀叹现实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语气。他们那些人说起话来总是这样语气，弄得灵魂支离破碎。可是她女儿牙刷都拿不稳，左突右蹿。她还喊：“从上到下呈45度倾斜！先左边，后右边慢慢刷，一下，一下，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有恒心，有毅力！”后来九十年代初全国大抓学生军训，我恰上中学，站在军训场上，我每每想起我的刷牙训练。因为刷牙，我还挨了不少打。现在我对那些打居然毫无记忆了，也许当时就没多少痛感。我只记住：不能牙疼！不能牙疼！为了这，我什么都能承受。我还从小被禁止吃糖。什么甜的东西都被禁止了，包括甜橄榄。“六一”到了，小朋友们终于盼到了一年一度的儿童糖，抱在手里，连外包装塑料都那么好吃，可我一回到家，妈就伸过手来，我就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毫无商量余地。妈妈总是向你伸过来那毫无商量余地的手。妈妈的手指可真直真长哪！我从来没有吃过儿童糖，我的童年没有甜味。妈妈说，人可以不要甜味，但决不能不要牙齿，牙齿坏了，一切都完了。我成长的警世钟不是“狼来了”而是牙坏了。可是，牙还是坏了。
我不到五岁就患上了龋齿。我清楚记得当时我正在吃晚饭，我将一片猪肚塞进嘴里，忽然左边大牙一个疼。我脊梁上猛地沁出冷汗。其实那并不非常疼，但我被预感吓坏了。我张着嘴，直到我蓦然瞧见妈妈更为惊恐的目光。我赶忙闭上嘴巴若无其事地又吃起饭来。可是妈妈的眼睛像老鹰一般锐利。“张嘴！”她叫，那声音都变了调。我没有张嘴，仍然顽固地上下颌一张一合，做着机械的牙床操。“张嘴！”她又叫了一声，把筷子猛地举了起来。可是还没等我张开嘴，她就绝望地摔起筷子来，好像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我早就告诉过你要好好刷牙，好好刷牙！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可上帝知道，我并没有不听她的话。我从来都是很听话的，我自己也怕牙齿坏。后来我被接踵而来的牙疼折磨得生不如死时，我才明白，这其实是母亲她的推脱。这样的痛苦，是谁也承担不了的。我也承担不了。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我第一次躺在牙科手术椅上的情景。那医生的脸几乎全躲在大口罩后面了，只有两只滴溜溜的眼睛。我不知道他将要怎么做。我只能从那眼睛不安地揣度他的居心。我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金属器皿在铿铿碰响。
我瞧见一个形如钻头的东西旋转了起来，然后又停了，好像是要先让我瞧瞧它的厉害似的，然后，再伸到我的嘴里。
我大张着嘴。与其说是怕被那钻头触着，毋宁是为了讨好母亲。我从一开始就大张着嘴巴，好像要以此来向母亲谢罪。那钻头在我嘴里又旋转了起来，可是很奇怪，并不疼，只是发着夏天蝉鸣的声音，像搔痒，倒给我几分安逸。
终于有点疼了，却也并不那么疼，可以忍受。再疼了些时我就用指甲抠自己的手肉我忍着，像水中炖煮的青蛙，抽着腿，能忍则忍，直到彻底把我疼晕。
这感觉是那么的让我刻骨铭心。我一生都摆脱不了这梦魇一般的感觉。五岁起，我的牙齿一颗颗轮番动手术，又是车，又是填，又是拔，什么榔头铁锹都用上了，可是我却唯一只有这个感觉。后来语文课上鲁迅先生的文章，读到“麻木”一词，我总想到了它。
“只能杀神经了。”十岁，医生对着我的恒牙说。
“这样就不会疼了，”父亲说“疼，是神经的作用。”父亲也是一名医生。他所以对我说那些原理，也许是想用科学知识释放我的恐惧。可是却更增加了我的不安。我从此明白了人的身体上原来像电网一样密布着那个叫做“神经”的东西。还有数不清的血管，里面有血在穿走。想想吧，我的血管内壁总是被血磨蹭着；一不小心碰到了哪里，哪里的神经就会被电击一样迸出火花来，那该是怎样可怕的景象！我的脑袋里总是充满了这些怪念头，说起话来也古里怪气的。上体育课，跑步，跑得满脸通红，我就说，这是血在往头上冲；有人患了感冒，我就说现在他身上白细胞正在跟细菌激战。弄得大家浑身不舒服起来，都讨厌起了我。我从小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老师也不喜欢我。
“你总是讲怪话！”老师说。
“可是我疼！”我辩。
“就你娇气！”老师说“你瞧人家”初一时班主任总是指着我们班的班长这样对我说。班长也是一个女孩，非常不娇气，非常懂事。有一次她放学回家丢到路边一个没井盖的下水道里去了，砸得头上隆起一个大疱，手骨头也折了。有关部门都在推诿责任，她却在班会上大讲起自己如何战胜疼痛来了，还把头一昂一昂的。她额头上的疱也随之一闪一闪的，看了都难受。完了，还要把手举过头顶行队礼，被绷带牵住了，她却还坚持。她怎么就不疼？我都替她觉得疼。
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我无法回避。头疼、牙疼、肩疼、肌肉疼、跌打损伤疼，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我还想到了死，那是怎样一种极端的疼？那是一生疼痛的总复习。可是疼痛是不是有极限？超过了这极限，感觉疼的生命就不存在了，所以死又是一种解脱。我曾经苦苦寻思怎样死，怎样死法法才不疼，跳河？上吊？割脉？我想到了吃安眠药，那样睡死过去一定就不会疼了。我还一度真的积攒起安眠药片来了。我钻进我父亲所工作的医院的药房，装作玩，跟那些药房叔叔阿姨打得热火。我故意指东扯西，打探安眠药装在那个褐色瓶里，然后趁他们不备偷走几粒。我不敢多偷，怕被他们发现了。
我从小就深谋远虑。我不能不深谋远虑。我也不敢放在家里怕被父母抄出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塑料铅笔盒夹层内，每天随书包带走。那一阵，每天我背着书包连同安眠药上学走出家门，都会生出一丝跟家永别的感觉。我禁不住把我熟悉的一切包括每双拖鞋都扫视一遍，那感觉既怅惘又轻松，还有那么一点悲壮。
可是有一次，我从电视上瞧见一个中年妇女服安眠药自杀了，她的脸居然淤得发黑。“她服了安眠药怎么还会难受呀？”我脱口就问出来。
“你以为服了安眠药就不会难受了？”父亲道。
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人该怎么死才不难受呢？”
“哎呀这孩子怎么乱七八糟的！”母亲马上打断过来“什么死不死的，小小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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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我来了月经，痛经也随之而来了。有一次，我甚至疼得滚到课桌下面去。当时正在上生理课，生理老师慌忙把我送到了楼下的校医务室。校医说，没什么，痛经而已。可是我还是疼得在检查床上打滚。同学们全从教室里跑出来了，我听到了楼梯噔噔响，整座楼好像都要震塌下来。我感觉到了他们在医务室窗外看。我知道自己很丢人，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甚至还听到几个男生起哄声。我听见生理老师在外面冲他们喊：“干什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嘛！”哄，他们跑了。
那以后我简直无脸面对同学们了。男生们总是用特异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就是生理实验室那个人体标本，他们已经破译了我的秘密。而女生们也怪起我来了，因为我连累她们也成了标本，暴露了她们的秘密。她们竭力避免人家把她们跟我联系在一起，排队，男女分队，她们就挤在一起，躲我远远的。好像她们并不跟我同样性别，有同样的生理构造，她们并没有月经，好像满电视的卫生巾广告都不是为她们做的。她们把卫生巾紧紧实实垫在内裤内（那小心翼翼藏着卫生巾的内裤多么假惺惺呀）。她们照样说呀，笑呀，体育课叫跑一千五百米就跑一千五百米，丝毫不说一个“不”字。可是我不行。虽然我也很想行，可是我坚持不了。我第二次出了丑，我跌倒在跑道上。学校赶紧通知我的家长。我被送进了我父亲所在的医院。
我被直接送到医生面前。因为我父亲在这医院，我拥有这个特权。我不需要排队挂号。我瞧见一个老人蹲在挂号窗口旁拼命呕吐，他的手还死死占在窗口铁栏上，那么的孤单无援。他家里人呢？可是他即使有家人是不是能拥有特权？可是我拥有特权又能怎么样？仍然要经受漫长的常规程序，量体温，血压这是不是一个病人必须承受的痛苦过程呢？即使你再有特权，你是中央首长。
医生叫我躺了下来，脱下裤子。医生是女的，可是我根本没有去想向我下这羞耻命令的是男是女。她突然撑开我的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一种奇特的被撕裂的疼痛。我全部的神经都痉挛了起来。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有这个器官。它就是疼。可是她那只残忍的手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好容易，饶了我了。她到边上洗手台洗手了。她说：“没关系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没关系？我明摆着还在疼。她又坐到了诊桌旁，说，开点中药吃吧。
什么？中药？我很知道中药药性慢。开了药，提回去，先浸，后煎，再沏茶一样细细沏出来我就常见到我妈这样。可我的疼就像一个毒蝎趴在我的身上，我巴不得早一秒钟扒了它！“我不吃中药！我要西药！”我叫。
她吃惊地瞧了瞧我，又瞧我爸，笑了。我爸也笑了起来。“真是耳濡目染呀，小小年纪也知医晓药的。”她说。
“吃中药少副作用。”爸也说。
“不，我不怕副作用！我要吃西药！”
她又笑了，还伸出手摸我的后脑勺。“没关系的”她又说了“没关系”！什么“没关系”？你当然没关系了！疼不是在你身上。我真想干脆钻到她的诊桌下打滚。“我不要中药！”我喊。
“好好好，”她又呵呵笑了起来。那笑充满了诡谲，像个妖婆。“要西药就西药。我就给你开西药”
可想而知，这妖婆给我开的仍然是中药。我于是又在第二天痛倒了，她才不得不开了西药。可是西药也不能解我的痛。下个月，我再一次痛到了地上。那是一个深夜，我在地上打滚，浑身粘乎乎的，我知道这是血。我在血中打滚。
满屋子被我搅得一片狼藉，床歪了，挂衣架倒了，被子拖到地上跟桌腿椅腿搅在了一起。妈慌了，央我爸去找主任。主任是我爸的好友，又是院长。爸一走，妈就赶紧大收拾起来，一边喝我起来。我起不来。妈拖我我也起不来。妈突然一甩手，火了。
“疼也没见你这么疼法的！一疼就往地上钻。地就能解你的疼了？”
这倒是真的，地也许真能解我的疼。在这时候，仿佛地、血、狼藉、肮脏特别有亲和力。我把脸贴着它，亲它。妈又来拽我，她好像忽然感觉到了什么，恐惧起来，我感觉到她的手在痉挛。好像我是要去赴死似的。她紧紧拽着我，可是我就是不起来。她忽然抽了我一巴掌。我脸上火辣辣的异常畅快。我嚎啕大哭了起来。主任来了。要不是实在无计可施，我肯定我妈是绝对不会让门打开的。主任挟着冷风进来了。我停住了哭。主任的脚就在我的额前，我瞧见了那是一只精瘦的脚，像一张干练的脸。我匍匐那脚前。只有将自己降低到他人脚下，我的希望才会高高升起。她君临而下。她戴上了听诊器，听了听我。她听到了什么？我忽然直希望她听出别的什么了，发现出别的什么病，别的病因。
我宁可自己还有别的病。我瞧着她的脸。她脸上毫无表情，就像她的脚。她一用劲立起身来，把听诊器连同手揣在上衣袋里，仍然毫无表情。她问我爸都吃了什么药了？她瞧着我吃的药。我忽然又希望她瞧出了什么问题，愤怒起来，大骂那个医生，庸医！甚至，用院长的权利把她解职了。可是她仍然没有。她说，这药可以继续吃。
我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主任？狗屁主任！到底会不会看病！是捡便宜当上主任的吧？我简直要叫。爸连忙把她请到了客厅，关上门。
“结了婚就会好起来的。”我听见她在外边说。
结了婚就会好起来？为什么？我不知道。结婚我只隐隐感觉到结婚是一种更大的疼，被蹭，被压，被屠戮然后，子宫被无情地胀大，肚皮被撑大，再yīn道撕破生育，就好像便泌。你抓哪里都没用，扯断自己的手也没有用，没有救命稻草，你只能后悔，后悔！后悔为什么要结婚，种下孽种！为什么她们对结婚、对生育、对活着如此欢天喜地充满了希望？莫非就是一种诓骗？妇科主任诓骗女病人，老女人诓骗年轻女人，熬成婆了的诓骗还在当小媳妇的，妇女诓骗处女，母亲诓骗女儿，孕妇自己诓骗自己，痛过就忘，又想第二胎，痛苦到底有没有记性？诓骗到底有没有穷尽？
3
凭心而论，我不该骂那妇科主任。她其实真是个好医生。这么好的医生对我的疼都无计可施，我瞧见了医学的穷途。
听说当年我就是在她抢救下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是倒产出来的。当时，医院问我爸，是保母亲还是保胎儿？我爸说，当然保母亲。也许当时真应该只保母亲，也许这正是我一直喜欢父亲胜过母亲的原因吧。可是，手术却成功了，于是有了个成功的范例，也有了我这个受尽苦难的肉身。也许这才是我忌恨那妇科主任的真正原因？
父亲也经常听诊器连同手揣在上衣袋上里，直直立在病人床前，瞧着病人苦苦挣扎、哀号，至多托一托鼻梁上的眼镜架。他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
他是医生，他只知道把守生命的最底线——能活，哪怕是植物人。
父亲一直这样直立着，终于有一天，他倒下了。得的是一种没有理由让他得上的（大家都这么说）病：肝癌。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腌制品，不吃油炸物，所有据说能导致癌的坏习惯他全没有。迷信的说，那是因为他老是跟阎王抢点名簿，被阎王忌恨了。我则猜想，那是他所见的痛苦太多而成疾了。医生职业不像那些演艺界，可以寻欢作乐，说大家爱听他自己也爱说的胡里花哨的大好话，什么“长命百岁”呀“恭喜发财”呀“喜逢盛世”呀“红红火火”呀，就是面对人家的下岗苦难也可以耍个滑头唱声“你该歇歇啦！”医生要面对无可逃避的人生的残酷。
脱下白大褂的父亲完全没有了医生的威严。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好像死神面前的一块屏障，比共产党员还特殊材料做成，别人会得病他不会得病，别人会传染他不会传染，别人会死他不会死。现在他要死了，他完全显出了凡胎俗骨。
那么的虚弱，无助，被人送进手术室，送去放疗，还有化疗。我有一次甚至也瞧见他抓住给他放疗的他同事的手，小孩般哀求道：“不要了！我不要了呀！”听说癌症患者晚期是非常痛苦的。可是没有人能救他。我们早已哭干了眼泪。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他身体一天天瘪下去，直到只剩下一片肉干。他原来可是那么高大啊，一米七八的块头，百六十斤重，那是他四十年积攒起来的能量。要扼杀掉这能量，该需要怎样强力的打压？就像把一只吹得大大的汽球压爆。
我总这样想。我问，爸，疼吗？疼！他说。他缓缓地抬高了嗓子：“人生是一个大圈套！我被套住了。”
我怀疑从最初起，父亲就不曾对康复抱有希望。他其实比我们谁都心知肚明。他自己就是医生，名医。可怜的却是我们还竭尽全力瞒骗他，一会儿说他脸色好看了，胖了，一会儿又说他精神好多了，一会儿又谎称他体内肿瘤缩小了，一会儿又告诉他年底前有望研究出一种抗癌新药、特效药。他总是笑笑的。只有那笑，才恢复了他原有的风度，有时反让我们天真地以为真的有了希望。到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他忽然对前来查房的一个他原来的助手说：
“给我杜冷丁！”
我清楚记得那助手好像突然被一把刀逼在脊梁上，缩了缩脖子。他似乎想说什么，但瞧见我父亲那近乎威严的目光。他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父亲死得很有尊严。平静地躺着，然后沉迷了下去。有一刻他好像叫了一声我，那音色是从来没有的安恬。我很吃惊一个人可以这样活着，可以这样死。
那是怎样的一样种让人迷恋的生与死啊！他怎么能这么死？
“杜冷丁”蓦地有谁在说。我回过头，窗前站着父亲几个同事在交头接耳。阳光从他们肩头和腋下炽烈地透射进来，他们的身影好像被光幻化了。
我瞧见一双惊慌掩饰的眼睛。我记住了那眼睛。
4
他总是像我爸腰上的钥匙串一样随我爸转来转去。 那时他还是我爸的助手。我和我妈去医院找我爸，见到他，要是坐着，他立刻就会站起来，把手贴在裤脊上；若我爸不在，他会殷勤地说：“啊，主任他在”现在我又去医院，又碰到了他，他居然慌慌张张还说：“啊，主任他在”说了一半，觉得不对，把脸胀得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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