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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靠近山脚边是一条小河，小河边的坡地上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枝繁叶茂的树下面矮矮地立着一座泥墙黑瓦房。阿大就生在这个泥房里，阿大也长在这个泥房里。
阿大从小吃蕃薯六谷长大，阿大从小在泥地里滚大，狗啊猫啊鸡啊是阿大的玩伴，偏偏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他，到十五六岁时，竟也长成腰粗膀圆，人高马大，着实让村里人感叹一番。不过，随着阿大与村人交往的增多，大家觉察出了阿大的一副呆头呆脑相。二十岁的人了，有时挤在男女老少堆里聊天，他会冷不丁冒出一句：汽车为啥会开动？人为啥会死掉？这些让村里人从来也不会去想从来也懒得去想的问题。
“阿大呆子，阿大呆子”村里人就这样把他叫开了。阿大的真名很少有人知道。
阿大从小没娘。把他拉扯大的是他的老子。老子是个皮匠，在年轻的时候放石炮，一块飞石弹到了他的小腿上，一年后伤愈，留下很大一块疤，村人就叫他烂皮匠了。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烂皮匠的修鞋摊是摆在村里的一座石桥的桥头脚，那里搭了个茅棚，有时在午后，茅棚里会传来呯呯的修钉鞋的声音。
阿大常常拖着鼻涕到桥头去，同去的还有他们家的大黄狗。老子在修鞋的时候，阿大在一边呆呆的看，黄狗蹲在他脚边也在哈着舌头看。阿大的鼻涕偷偷的挂出很长时，他滋一声又把它给吸回去。老子一双鞋修好时，就从腰边的围裙袋里挖出几分钱，喊斜对面的小吃店：桂香嫂，油条拿根来！这个时候，阿大的嘴巴就拉开来笑了
后来，阿大变成大人后，就很少去皮匠摊了。阿大虽不是勤劳之人，但田里地里的农活还是要侍弄过去，以收获点粮食瓜果糊口。有时阿大兴致来了，顶了大太阳下到天目溪摸鱼，晚上打着油柴火把到田沟里照泥鳅黄鳝，把弄回的腥气东西剖好洗净，认认真真地放到锅里烘干。昏黄的灯光里，烂皮匠喝酒吃鱼，一边还哼几句歌。阿大在旁边看着，心生得意。
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到西山落下，寒来暑往，村庄依旧。阿大和他老子的日子过得平淡而顺心。
到了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这股风也刮进了我们山村。
省里有两个造反派：红暴派和省总联。两派争斗得很凶，从城里闹到了乡村。村子里几个不安分的人就跳出来，加入了造反派。烂皮匠和阿大竟也稀里糊涂卷了进去。老子和儿子不投一气，老子参加的是红暴派，儿子却参加了省总联。
老子不当他的烂皮匠了，儿子也不种他的地了。天天赶来赶去开会，天天集会喊口号。常常回到家里了，还要激动地喊。
“坚决拥护红暴会。”烂皮匠拉长脖子喊。
“坚决拥护省联总。”阿大也拉长脖子喊。
喊到后来，喉咙粗哑起来，脖子上青筋绽放。老子喊一句，儿子喊两句。老子就不喊了，把眼睛瞪圆，儿子也不喊了，也把眼睛瞪圆。老子儿子怒目对视
烂皮匠终于颤抖了，他抽出戴着红袖章的手，抡圆了巴掌朝儿子脸上甩过去老子儿子顿时打成一团，见碗摔碗，见瓢砸瓢，把一个家打得鸡飞狗跳。最后，儿子抄起一根木棍，朝老子腰间扫去，一下子，烂皮匠倒在地上了
后来，风暴过去了。村庄又恢复了平静。
烂皮匠坐到了桥头的茅棚里重操旧业。阿大仍旧在田里地里忙农活。天黑下来的时候，老子儿子回到泥房里一张桌子吃饭。但是两个人却永远乌着脸不说一句话了。
烂皮匠的腰被儿子那一棍扫伤了，挺不直身子来，他驼了背，一天到晚吭吭吭咳嗽。修鞋的生意也差下去了。他挣来的钱就到小吃店去弄碗馄饨吃，也喝点黄酒，坐着，要呆个半天。
阿大三十岁的时候，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个媳妇。女的是安徽宁国人，都说是浙江这边好，见了两次面就嫁过来了。女人模样一般，皮肤黑油油，但屁股大，过来一年就给阿大生了个胖儿子。这泥房里的日子开始生气起来。
儿子长到四岁，就会一个人跑到爷爷的皮匠摊去，看爷爷躬着个背笨手笨脚的补鞋。爷爷吃馄饨时，每次要分拨一小碗给孙子。见孙子吃得津津有味，烂皮匠就咳嗽着笑了。
有一日，烂皮匠在补鞋子，补着补着，手就僵硬了，头一歪倒在地上。一旁的孙子哭得惊恐万状。
烂皮匠死了。
大树下的泥房里头一次这么热闹，村干部村里人过来相帮着办理烂皮匠的后事。一些老头老太围在一起一边烧着纸一边回忆烂皮匠的生前往事，说到激动处还抹起了泪。一大早，锣鼓紧敲起来，烂皮匠要落棺了，安徽媳妇哭得眼泪鼻涕，哭得披头散发。但是阿大没有哭，没有掉一滴泪。
按照风俗，人死后七天要“做七”家里操持好之后，要到坟头上加土。阿大挑起锄头畚箕，跨过门槛时，把小儿也唤着一起去。
山路弯弯，雀声脆脆。小儿子跟在父亲后面，拖着双大头皮鞋，走着啪嗒啪嗒响。小儿子拖两道长长的鼻涕，忽啦忽啦鼻子里吸进吸出。
“阿爸，阿公呢？”小儿子问。
“阿公种在地里了。”
“那阿公几时生出来？”小儿子仰起头，认真的看着父亲。
阿大忽然感到手脚无力了，锄头畚箕掉下地来。
阿大的眼里滚出两颗泪珠。
村里靠近山脚边是一条小河，小河边的坡地上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枝繁叶茂的树下面矮矮地立着一座泥墙黑瓦房。阿大就生在这个泥房里，阿大也长在这个泥房里。
阿大从小吃蕃薯六谷长大，阿大从小在泥地里滚大，狗啊猫啊鸡啊是阿大的玩伴，偏偏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他，到十五六岁时，竟也长成腰粗膀圆，人高马大，着实让村里人感叹一番。不过，随着阿大与村人交往的增多，大家觉察出了阿大的一副呆头呆脑相。二十岁的人了，有时挤在男女老少堆里聊天，他会冷不丁冒出一句：汽车为啥会开动？人为啥会死掉？这些让村里人从来也不会去想从来也懒得去想的问题。
“阿大呆子，阿大呆子”村里人就这样把他叫开了。阿大的真名很少有人知道。
阿大从小没娘。把他拉扯大的是他的老子。老子是个皮匠，在年轻的时候放石炮，一块飞石弹到了他的小腿上，一年后伤愈，留下很大一块疤，村人就叫他烂皮匠了。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烂皮匠的修鞋摊是摆在村里的一座石桥的桥头脚，那里搭了个茅棚，有时在午后，茅棚里会传来呯呯的修钉鞋的声音。
阿大常常拖着鼻涕到桥头去，同去的还有他们家的大黄狗。老子在修鞋的时候，阿大在一边呆呆的看，黄狗蹲在他脚边也在哈着舌头看。阿大的鼻涕偷偷的挂出很长时，他滋一声又把它给吸回去。老子一双鞋修好时，就从腰边的围裙袋里挖出几分钱，喊斜对面的小吃店：桂香嫂，油条拿根来！这个时候，阿大的嘴巴就拉开来笑了
后来，阿大变成大人后，就很少去皮匠摊了。阿大虽不是勤劳之人，但田里地里的农活还是要侍弄过去，以收获点粮食瓜果糊口。有时阿大兴致来了，顶了大太阳下到天目溪摸鱼，晚上打着油柴火把到田沟里照泥鳅黄鳝，把弄回的腥气东西剖好洗净，认认真真地放到锅里烘干。昏黄的灯光里，烂皮匠喝酒吃鱼，一边还哼几句歌。阿大在旁边看着，心生得意。
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到西山落下，寒来暑往，村庄依旧。阿大和他老子的日子过得平淡而顺心。
到了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这股风也刮进了我们山村。
省里有两个造反派：红暴派和省总联。两派争斗得很凶，从城里闹到了乡村。村子里几个不安分的人就跳出来，加入了造反派。烂皮匠和阿大竟也稀里糊涂卷了进去。老子和儿子不投一气，老子参加的是红暴派，儿子却参加了省总联。
老子不当他的烂皮匠了，儿子也不种他的地了。天天赶来赶去开会，天天集会喊口号。常常回到家里了，还要激动地喊。
“坚决拥护红暴会。”烂皮匠拉长脖子喊。
“坚决拥护省联总。”阿大也拉长脖子喊。
喊到后来，喉咙粗哑起来，脖子上青筋绽放。老子喊一句，儿子喊两句。老子就不喊了，把眼睛瞪圆，儿子也不喊了，也把眼睛瞪圆。老子儿子怒目对视
烂皮匠终于颤抖了，他抽出戴着红袖章的手，抡圆了巴掌朝儿子脸上甩过去老子儿子顿时打成一团，见碗摔碗，见瓢砸瓢，把一个家打得鸡飞狗跳。最后，儿子抄起一根木棍，朝老子腰间扫去，一下子，烂皮匠倒在地上了
后来，风暴过去了。村庄又恢复了平静。
烂皮匠坐到了桥头的茅棚里重操旧业。阿大仍旧在田里地里忙农活。天黑下来的时候，老子儿子回到泥房里一张桌子吃饭。但是两个人却永远乌着脸不说一句话了。
烂皮匠的腰被儿子那一棍扫伤了，挺不直身子来，他驼了背，一天到晚吭吭吭咳嗽。修鞋的生意也差下去了。他挣来的钱就到小吃店去弄碗馄饨吃，也喝点黄酒，坐着，要呆个半天。
阿大三十岁的时候，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个媳妇。女的是安徽宁国人，都说是浙江这边好，见了两次面就嫁过来了。女人模样一般，皮肤黑油油，但屁股大，过来一年就给阿大生了个胖儿子。这泥房里的日子开始生气起来。
儿子长到四岁，就会一个人跑到爷爷的皮匠摊去，看爷爷躬着个背笨手笨脚的补鞋。爷爷吃馄饨时，每次要分拨一小碗给孙子。见孙子吃得津津有味，烂皮匠就咳嗽着笑了。
有一日，烂皮匠在补鞋子，补着补着，手就僵硬了，头一歪倒在地上。一旁的孙子哭得惊恐万状。
烂皮匠死了。
大树下的泥房里头一次这么热闹，村干部村里人过来相帮着办理烂皮匠的后事。一些老头老太围在一起一边烧着纸一边回忆烂皮匠的生前往事，说到激动处还抹起了泪。一大早，锣鼓紧敲起来，烂皮匠要落棺了，安徽媳妇哭得眼泪鼻涕，哭得披头散发。但是阿大没有哭，没有掉一滴泪。
按照风俗，人死后七天要“做七”家里操持好之后，要到坟头上加土。阿大挑起锄头畚箕，跨过门槛时，把小儿也唤着一起去。
山路弯弯，雀声脆脆。小儿子跟在父亲后面，拖着双大头皮鞋，走着啪嗒啪嗒响。小儿子拖两道长长的鼻涕，忽啦忽啦鼻子里吸进吸出。
“阿爸，阿公呢？”小儿子问。
“阿公种在地里了。”
“那阿公几时生出来？”小儿子仰起头，认真的看着父亲。
阿大忽然感到手脚无力了，锄头畚箕掉下地来。
阿大的眼里滚出两颗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