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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抵触。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孔子的按照礼仪行事，以“杀身成仁”牺牲个人生命；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都是把个人的自我思想言行统统纳入一个无私的范围之内，让人达到一个无我的境界。“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所在”（黄仁宇语）。
孔子的“仁”与孟子的性善论，经汉朝的董仲舒第一次改造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而到了李贽生活的年代，它已经被朱熹的再次改造而成为一门“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法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者对孔孟之道的依赖程度也愈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个人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一个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真诚和真情，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否则，就会面临被砍伐灭茬的境地。
所以，李贽的这些“惑世诬民”的思想言论，不仅仅让道学家们胆战心惊，而且也被不少正人君子的同仁者不满。在他的那个时代，真是“与千百万人为敌”人人称李贽为妖，争相抨击。
李贽的言论更与“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的东林党人的思想主张是背道而驰的。这些以儒教为安身立命的招牌的东林党人，让李贽触及痛处，自然要找其清算。东林党人的领袖顾宪成，在其日记小心斋札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李贽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卓吾平日议论，往往能杀人，此语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废之。”于是，同为东林党人的张问达递上一份奏疏，其罗列的罪状之中，除了指责李贽妖言惑众的邪说外，还有一条是“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以道学名义整人的人，自然深知假道学的厉害，所以，制造“桃色新闻”也是以道德之名整人的一个常见手法。
其实万历皇帝尽管贪财好色，但有时头脑还算清楚，他认为，像李贽这样一个连正四品甚至更大的官都不愿意做的人，不可能生活放荡，何况李贽已是七十，可谓风烛残年了。
在李贽被捕之后，东林党人冯琦马上建议万历皇帝将李贽治罪，并发动清算李贽思想运动。而万历皇帝虽然对李贽的“生活作风”问题可以宽容，但绝不能容忍李贽思想言论上的“敢倡乱道”而心口不贰的李贽，只有义无反顾地走上荣死诏狱的道路，死在道德的名义之下，因为他的言论牵涉到了统治者治国之道德的根本。
李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在他的那个年代里“四书五经”一直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孔孟的“仁义道德”一直是个人行为的规范，这就是虚伪、欺诈、糜烂可以存在于众多官僚们生活之中，而不允许李贽言论张扬之的原因所在。即便是代表着当时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也不能容忍。
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制，一切都以道德为标尺，以正义之名、以道德之名杀人，是常例，而且理直气壮。而法律上的欠缺，道德的区隔消失，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了自为的空间，又为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普通人群提供了理由。李贽不得不死，所以自割。
”相抵触。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孔子的按照礼仪行事，以“杀身成仁”牺牲个人生命；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都是把个人的自我思想言行统统纳入一个无私的范围之内，让人达到一个无我的境界。“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所在”（黄仁宇语）。
孔子的“仁”与孟子的性善论，经汉朝的董仲舒第一次改造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而到了李贽生活的年代，它已经被朱熹的再次改造而成为一门“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法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者对孔孟之道的依赖程度也愈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个人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一个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真诚和真情，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否则，就会面临被砍伐灭茬的境地。
所以，李贽的这些“惑世诬民”的思想言论，不仅仅让道学家们胆战心惊，而且也被不少正人君子的同仁者不满。在他的那个时代，真是“与千百万人为敌”人人称李贽为妖，争相抨击。
李贽的言论更与“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的东林党人的思想主张是背道而驰的。这些以儒教为安身立命的招牌的东林党人，让李贽触及痛处，自然要找其清算。东林党人的领袖顾宪成，在其日记小心斋札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李贽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卓吾平日议论，往往能杀人，此语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废之。”于是，同为东林党人的张问达递上一份奏疏，其罗列的罪状之中，除了指责李贽妖言惑众的邪说外，还有一条是“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以道学名义整人的人，自然深知假道学的厉害，所以，制造“桃色新闻”也是以道德之名整人的一个常见手法。
其实万历皇帝尽管贪财好色，但有时头脑还算清楚，他认为，像李贽这样一个连正四品甚至更大的官都不愿意做的人，不可能生活放荡，何况李贽已是七十，可谓风烛残年了。
在李贽被捕之后，东林党人冯琦马上建议万历皇帝将李贽治罪，并发动清算李贽思想运动。而万历皇帝虽然对李贽的“生活作风”问题可以宽容，但绝不能容忍李贽思想言论上的“敢倡乱道”而心口不贰的李贽，只有义无反顾地走上荣死诏狱的道路，死在道德的名义之下，因为他的言论牵涉到了统治者治国之道德的根本。
李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在他的那个年代里“四书五经”一直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孔孟的“仁义道德”一直是个人行为的规范，这就是虚伪、欺诈、糜烂可以存在于众多官僚们生活之中，而不允许李贽言论张扬之的原因所在。即便是代表着当时进步倾向的东林党人，也不能容忍。
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制，一切都以道德为标尺，以正义之名、以道德之名杀人，是常例，而且理直气壮。而法律上的欠缺，道德的区隔消失，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了自为的空间，又为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普通人群提供了理由。李贽不得不死，所以自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