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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脚已踏进了大学的门，将来人会到哪儿都难说，再定个媳妇反是累赘，就婉言谢绝了。母亲给我说了以后，我就觉得奇怪：云不是正跟别人谈恋爱么，她家怎么会托人向我家提亲？不过我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此也没多想。
后来，我考入了外省一所重点大学，云却落榜了。后来听说云又补习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再后来，听说云找了个对象，是本地的一个万元户。
大三那年春节，我回到家，母亲告诉我，云要出嫁了，日子定在正月初六。
正月初六那天，我正在家里看书，忽听一阵管乐声由远及近传来。母亲说：“送亲的队伍过来了，外面热闹得很，你也去看看吧”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去看。
听管乐队正吹奏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天空不时传来震耳欲聋的冲天炮响，我心烦意乱，书一行也看不进去，脑子里不停地闪现出云骑在马上出嫁的模样。
后来有天夜里，我竟梦到云出嫁的情景，而骑在马上的新郎就是我。
娟娟
在我刚上学的那个年代，正是文革即将结束的时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学校经常会让我们排练一些文艺节目，或者到公社、大队参加汇演，或者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演出。
从上幼儿园开始，我在班里就算得上是一名文艺骨干。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大队文艺汇演，表演的节目是一个快板，其中有几句是：“我是小娃娃，从小爱庄稼，谁要来破坏，坚决斗争他”表演时配以文革味特浓的动作与表情，非常夸张，现在看了一定能把人笑死。后来我表演老头子的节目最多，因为小孩子演老头子，反差很大，让人觉得有趣。有次老师要排练一个节目，是白毛女中的一个片断，演的是喜儿坐在杨白劳面前，杨白劳一边充满慈爱地替喜儿扎红头绳，一边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家缺钱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为我喜儿扎起来”后面还有一大段喜儿的唱段及表现喜悦之情的独舞。
杨白劳的角色老师选择了我，喜儿的角色老师选择了娟娟——一个与我同桌时间最短但缘分却最长的小姑娘。
娟娟在家是老小，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娟娟父亲在西北一个大城市工作，母亲是农村户口，常年在家独自操劳，担负着养儿育女的重任。因为父亲在大城市的缘故，娟娟就显得与一般农村孩子不太一样，经常能穿到时髦的衣服，吃到农村很少见到的稀罕食品，这让我们煞是羡慕。
娟娟与我同岁，一同上的幼儿园。记忆中的娟娟瘦瘦的脸，瘦瘦的身子，大大的眼睛，头上总是扎着两个羊角小辫，喜欢穿粉红色上衣。娟娟舞跳得特别好，有一种天赋在里面。白毛女这个节目因为有一大段独舞，所以老师选中了她。
这个节目足足排练了近一个月，然后被学校选派到公社参加比赛。也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这个节目拿了个二等奖，算是为学校争了光，我俩一人得了一个带有彩色插页的塑料皮日记本，还有一个奖状。我们两人互相交换着欣赏日记本里的彩色插页，心里感到美滋滋的。
自此，我与娟娟就成了好朋友。放学后，我们常常在一起写作业，星期天会一起到地里给猪拔草。村里的大婶大妈见了，觉得我俩真像一对，就撺掇母亲向娟娟家提亲。当时我父亲是学校的公办教师，家里生活比一般人家要好些，两家也算门当户对，于是母亲就托人向娟娟妈提亲，没想到娟娟妈也有此意，两家一拍即合，娟娟便成了我未来的“媳妇”
那年，我俩刚满八岁。
自打与娟娟结了“娃娃亲”我俩的关系似乎应该更亲密、实际上开始疏远。因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周围人便会拿我俩开心一番。更何况一想到将来两人会住到一块、生儿育女，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发展到后来，两人路上碰见，都低着头匆匆走过，不打招呼。这种现象在农村其实是个普遍现象，与城市的谈恋爱绝对是两码子事。
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老师一般是不会让我俩同桌的。然而，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还是与娟娟同桌了几天。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在课堂上捣乱，被班主任揪着耳朵拉到讲台上站着。乘班主任不注意，我时不时在上面做个鬼脸，引得同学们在下面“咯咯咯”地笑个不停。班主任一气之下，抡起巴掌就向我头上扇来。急中生智，我用握有笔尖的右手在头上挡了一下。只听“哎哟”一声，笔尖扎进了班主任的手掌里，流出了鲜红的血，疼得他跳了一下。
由于搞不清我是有意还是下意识那么做，班主任气急败坏地让我滚回座位上去。
第二天，班主任就调整了我的座位，让娟娟与我同桌，我坐里面，娟娟坐外面，娟娟的主要任务就是看管我。
也许是班主任觉得这样不妥，没过几天，又把我俩分开了。
在我们升入小学三年级的那年夏天，娟娟父亲回来了，说这次要把全家都带到城里去住。至于是哪个城市，我当时也不清楚，只知道离我们村很远很远。
在娟娟全家离开的头天晚上，娟娟父母领着娟娟来我家告别。大人们在房间说话，我和娟娟在院子里玩。
那晚的月亮很圆，院子里不时传来蛐蛐的叫声。
我问娟娟：“过年你回来不？”
娟娟歪着头想了想说：“不知道，得问我爸。”
“那地方离咱村远不？”
“听我爸说，得坐两天两夜的火车。”
听了这话，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
娟娟也低下头，用手不停地搓衣角。
那天晚上，大人们一直谈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顾不得洗脸，抬腿便朝门外跑去，母亲叫住了我。
“我去送娟娟。”
“天没亮他们就走了。”母亲说。
我禁不住啜泣起来，只怪母亲没有早点叫醒我。
其后的十多年，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毛孩子到长大成人，我再也没有见过娟娟。然而，在我的记忆深处，娟娟总是能勾起我对那段渐行渐远的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
有一年，我出差到娟娟所在的那座城市。但我没有去找她，却在她住的附近特意逗留了几次，想着不定会碰见她，因为我挺相信“缘”但没有。也许已经碰见，只是已认不出，毕竟，在我的脑海里，娟娟永远是那个扎着羊角小辫、穿着粉红色上衣的活泼动人的小姑娘。
只脚已踏进了大学的门，将来人会到哪儿都难说，再定个媳妇反是累赘，就婉言谢绝了。母亲给我说了以后，我就觉得奇怪：云不是正跟别人谈恋爱么，她家怎么会托人向我家提亲？不过我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此也没多想。
后来，我考入了外省一所重点大学，云却落榜了。后来听说云又补习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再后来，听说云找了个对象，是本地的一个万元户。
大三那年春节，我回到家，母亲告诉我，云要出嫁了，日子定在正月初六。
正月初六那天，我正在家里看书，忽听一阵管乐声由远及近传来。母亲说：“送亲的队伍过来了，外面热闹得很，你也去看看吧”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去看。
听管乐队正吹奏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天空不时传来震耳欲聋的冲天炮响，我心烦意乱，书一行也看不进去，脑子里不停地闪现出云骑在马上出嫁的模样。
后来有天夜里，我竟梦到云出嫁的情景，而骑在马上的新郎就是我。
娟娟
在我刚上学的那个年代，正是文革即将结束的时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学校经常会让我们排练一些文艺节目，或者到公社、大队参加汇演，或者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演出。
从上幼儿园开始，我在班里就算得上是一名文艺骨干。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大队文艺汇演，表演的节目是一个快板，其中有几句是：“我是小娃娃，从小爱庄稼，谁要来破坏，坚决斗争他”表演时配以文革味特浓的动作与表情，非常夸张，现在看了一定能把人笑死。后来我表演老头子的节目最多，因为小孩子演老头子，反差很大，让人觉得有趣。有次老师要排练一个节目，是白毛女中的一个片断，演的是喜儿坐在杨白劳面前，杨白劳一边充满慈爱地替喜儿扎红头绳，一边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家缺钱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为我喜儿扎起来”后面还有一大段喜儿的唱段及表现喜悦之情的独舞。
杨白劳的角色老师选择了我，喜儿的角色老师选择了娟娟——一个与我同桌时间最短但缘分却最长的小姑娘。
娟娟在家是老小，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娟娟父亲在西北一个大城市工作，母亲是农村户口，常年在家独自操劳，担负着养儿育女的重任。因为父亲在大城市的缘故，娟娟就显得与一般农村孩子不太一样，经常能穿到时髦的衣服，吃到农村很少见到的稀罕食品，这让我们煞是羡慕。
娟娟与我同岁，一同上的幼儿园。记忆中的娟娟瘦瘦的脸，瘦瘦的身子，大大的眼睛，头上总是扎着两个羊角小辫，喜欢穿粉红色上衣。娟娟舞跳得特别好，有一种天赋在里面。白毛女这个节目因为有一大段独舞，所以老师选中了她。
这个节目足足排练了近一个月，然后被学校选派到公社参加比赛。也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这个节目拿了个二等奖，算是为学校争了光，我俩一人得了一个带有彩色插页的塑料皮日记本，还有一个奖状。我们两人互相交换着欣赏日记本里的彩色插页，心里感到美滋滋的。
自此，我与娟娟就成了好朋友。放学后，我们常常在一起写作业，星期天会一起到地里给猪拔草。村里的大婶大妈见了，觉得我俩真像一对，就撺掇母亲向娟娟家提亲。当时我父亲是学校的公办教师，家里生活比一般人家要好些，两家也算门当户对，于是母亲就托人向娟娟妈提亲，没想到娟娟妈也有此意，两家一拍即合，娟娟便成了我未来的“媳妇”
那年，我俩刚满八岁。
自打与娟娟结了“娃娃亲”我俩的关系似乎应该更亲密、实际上开始疏远。因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周围人便会拿我俩开心一番。更何况一想到将来两人会住到一块、生儿育女，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发展到后来，两人路上碰见，都低着头匆匆走过，不打招呼。这种现象在农村其实是个普遍现象，与城市的谈恋爱绝对是两码子事。
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老师一般是不会让我俩同桌的。然而，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还是与娟娟同桌了几天。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在课堂上捣乱，被班主任揪着耳朵拉到讲台上站着。乘班主任不注意，我时不时在上面做个鬼脸，引得同学们在下面“咯咯咯”地笑个不停。班主任一气之下，抡起巴掌就向我头上扇来。急中生智，我用握有笔尖的右手在头上挡了一下。只听“哎哟”一声，笔尖扎进了班主任的手掌里，流出了鲜红的血，疼得他跳了一下。
由于搞不清我是有意还是下意识那么做，班主任气急败坏地让我滚回座位上去。
第二天，班主任就调整了我的座位，让娟娟与我同桌，我坐里面，娟娟坐外面，娟娟的主要任务就是看管我。
也许是班主任觉得这样不妥，没过几天，又把我俩分开了。
在我们升入小学三年级的那年夏天，娟娟父亲回来了，说这次要把全家都带到城里去住。至于是哪个城市，我当时也不清楚，只知道离我们村很远很远。
在娟娟全家离开的头天晚上，娟娟父母领着娟娟来我家告别。大人们在房间说话，我和娟娟在院子里玩。
那晚的月亮很圆，院子里不时传来蛐蛐的叫声。
我问娟娟：“过年你回来不？”
娟娟歪着头想了想说：“不知道，得问我爸。”
“那地方离咱村远不？”
“听我爸说，得坐两天两夜的火车。”
听了这话，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
娟娟也低下头，用手不停地搓衣角。
那天晚上，大人们一直谈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顾不得洗脸，抬腿便朝门外跑去，母亲叫住了我。
“我去送娟娟。”
“天没亮他们就走了。”母亲说。
我禁不住啜泣起来，只怪母亲没有早点叫醒我。
其后的十多年，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毛孩子到长大成人，我再也没有见过娟娟。然而，在我的记忆深处，娟娟总是能勾起我对那段渐行渐远的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
有一年，我出差到娟娟所在的那座城市。但我没有去找她，却在她住的附近特意逗留了几次，想着不定会碰见她，因为我挺相信“缘”但没有。也许已经碰见，只是已认不出，毕竟，在我的脑海里，娟娟永远是那个扎着羊角小辫、穿着粉红色上衣的活泼动人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