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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便坐汽车去市区取票。而重藤博士幸免于难，在一个酿酒的朋友家里避难，喝了一些酒，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然后推着自行车——担心骑车危险——往家里走，没想到在街上碰见妻子。
重藤博士从郊区搭乘去广岛救援的卡车回去，那天就开始为原子弹轰炸受伤者治疗。由于通往广岛市中心区的道路被封锁，他就在市郊的练兵场上为受伤者治疗。作为医生，尽管只是给伤口——当时不知道扔下来的是什么炸弹——抹些烧伤油，对于无数的受伤者却是多大的精神安慰啊。
就在重藤博士尽心尽力为大家治疗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受伤的军人站在自己身边的草地上一直敬礼。问他为什么这样，那个军人回答说：这一场悲惨的战祸是自己造成的，而您，一个非军人，为战争的牺牲者这样奋不顾身地工作
当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里的重藤博士大概没有精力向夫人谈论这样的事吧。第二天，他又去广岛，之后连续几周一直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工作。一个月以后，他身体虚弱、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
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的时候，就在心里嘀咕他本人是否有原子病症状，但没有问他。这次问他的夫人，夫人微笑着回答说：他以前体质虚弱，带有神经质，自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性格发生很大变化，别人都说他变得宽容大量，身体非常健康。
在为治疗原子病患者和维持医院运营而日夜操劳的那几年里，重藤博士正步入中年，身心发生巨变，判若两人，也许这为他后来一生从事的活动打下了基础。我每次阅读有关埃里克森的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几篇评论和论文的时候，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重藤先生的面容，与文章里的描写重叠在一起。
重藤博士不正是通过向广岛这一场浩劫进行勇敢的斗争，进入超越“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的新的人生阶段了吗？原子弹轰炸后的考验难道不正是为新的重藤博士的诞生——也是为了许许多多原子弹受害者的光明——而“击中中心”吗？
我这么考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的长子出生时脑部不正常，那时我二十八岁。我虽然比一般人早工作，但从人生年龄来看却是晚熟，这个年龄对于我来说，也许正处在“青年的自我存在危机”或者已经进入危机即将结束的高潮期。在专家看来，我的见解也许大大偏离埃里克森的定义
就在我即将进入危机高潮的时候，残疾长子的出生一下子压在我身上。我感到非常痛苦，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儿子经过手术，终于可以留在家庭里生活，我以虚构的形式把整个过程写进小说，可以重新统和整体体验。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度过了“青春的自我存在危机”那些事情也如“击中中心”一样出现在我人生的重要时期里。
重藤博士曾几度对我说起一位年轻的眼科医生，心里一直非常难过痛心。那时正是盛夏，红十字医院里挤满原子弹轰炸的受伤者。不断有人死去，院子里火化尸体的烈焰终日熊熊燃烧。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对重藤博士诉苦，说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人类历史造成如此的悲惨愚昧，人类怎么还能精神正常地继续生存下去呢？对于这么多的受伤者、许许多多濒临死亡的人，我们束手无策，却还要努力救治他们，这不是徒劳无益吗？
重藤博士对这个牢骚不停的年轻医生说：既然我们面对这么多痛苦不堪的受伤者，只能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然而，就在他离开门诊室的一小会儿时间里，那位年轻的医生吊死在走廊被炸毁而裸露出来的钉子上。重藤博士指着如无数的荆棘扎穿坚固墙壁的窗玻璃——那一堵楼梯的墙壁至今依然保留——话语里充满苦涩。
夫人告诉我，重藤博士还对那位年轻的医生说，虽然现在整个广岛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是只要翻过一座山头，那边照样是碧绿的原野、美丽的树林，你去那儿休息几天，安定一下情绪。我在夫人的陪同下前去参拜重藤博士的坟墓，树木繁茂，新绿滴翠。当他对绝望的年轻医生说翻过一座山头就有碧绿的山野的时候，他的心里大概浮现出自己在原子弹轰炸的第二天早晨返回广岛时看见的，这祖祖辈辈生活的绿色土地以及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妻子和幼子吧
我在广岛会见的许多人如今都已去世。甚至可以说，健康生活的老年人实在是特殊的例外。我在原子病医院见过的那些住院患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吧？重藤博士对我说过：有的外国人来医院慰问原子病患者，当他们再次来访时，一定都要求和前一次见过的患者见面，但这样的幸运者至今一个也没有
但是，广岛、长崎的这些已经步入老年的原子弹受害者现在仍然顽强地坚持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的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要求国家基于补偿精神对原子弹受害者给予经济救援，同时要求政府与美国一道承担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发起废除核武器的活动。这些至今还饱受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灾难痛苦折磨的幸存者替死者发出的呐喊，他们开展的正确而极具人性的运动，不是博得许许多多人的支持和共鸣吗？
许多人已经死去，即使活着，也正步入老年。然而，我站在重藤博士故乡的土地上，望着满眼年年更新的绿色山野，回忆那些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死者，同时也感觉到，在这个世界的深处，死者们的生命也在不断地更新、再生，激励着人们一直记住他们。
火车票，便坐汽车去市区取票。而重藤博士幸免于难，在一个酿酒的朋友家里避难，喝了一些酒，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然后推着自行车——担心骑车危险——往家里走，没想到在街上碰见妻子。
重藤博士从郊区搭乘去广岛救援的卡车回去，那天就开始为原子弹轰炸受伤者治疗。由于通往广岛市中心区的道路被封锁，他就在市郊的练兵场上为受伤者治疗。作为医生，尽管只是给伤口——当时不知道扔下来的是什么炸弹——抹些烧伤油，对于无数的受伤者却是多大的精神安慰啊。
就在重藤博士尽心尽力为大家治疗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受伤的军人站在自己身边的草地上一直敬礼。问他为什么这样，那个军人回答说：这一场悲惨的战祸是自己造成的，而您，一个非军人，为战争的牺牲者这样奋不顾身地工作
当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里的重藤博士大概没有精力向夫人谈论这样的事吧。第二天，他又去广岛，之后连续几周一直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工作。一个月以后，他身体虚弱、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
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的时候，就在心里嘀咕他本人是否有原子病症状，但没有问他。这次问他的夫人，夫人微笑着回答说：他以前体质虚弱，带有神经质，自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性格发生很大变化，别人都说他变得宽容大量，身体非常健康。
在为治疗原子病患者和维持医院运营而日夜操劳的那几年里，重藤博士正步入中年，身心发生巨变，判若两人，也许这为他后来一生从事的活动打下了基础。我每次阅读有关埃里克森的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几篇评论和论文的时候，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重藤先生的面容，与文章里的描写重叠在一起。
重藤博士不正是通过向广岛这一场浩劫进行勇敢的斗争，进入超越“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的新的人生阶段了吗？原子弹轰炸后的考验难道不正是为新的重藤博士的诞生——也是为了许许多多原子弹受害者的光明——而“击中中心”吗？
我这么考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的长子出生时脑部不正常，那时我二十八岁。我虽然比一般人早工作，但从人生年龄来看却是晚熟，这个年龄对于我来说，也许正处在“青年的自我存在危机”或者已经进入危机即将结束的高潮期。在专家看来，我的见解也许大大偏离埃里克森的定义
就在我即将进入危机高潮的时候，残疾长子的出生一下子压在我身上。我感到非常痛苦，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儿子经过手术，终于可以留在家庭里生活，我以虚构的形式把整个过程写进小说，可以重新统和整体体验。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度过了“青春的自我存在危机”那些事情也如“击中中心”一样出现在我人生的重要时期里。
重藤博士曾几度对我说起一位年轻的眼科医生，心里一直非常难过痛心。那时正是盛夏，红十字医院里挤满原子弹轰炸的受伤者。不断有人死去，院子里火化尸体的烈焰终日熊熊燃烧。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对重藤博士诉苦，说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人类历史造成如此的悲惨愚昧，人类怎么还能精神正常地继续生存下去呢？对于这么多的受伤者、许许多多濒临死亡的人，我们束手无策，却还要努力救治他们，这不是徒劳无益吗？
重藤博士对这个牢骚不停的年轻医生说：既然我们面对这么多痛苦不堪的受伤者，只能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然而，就在他离开门诊室的一小会儿时间里，那位年轻的医生吊死在走廊被炸毁而裸露出来的钉子上。重藤博士指着如无数的荆棘扎穿坚固墙壁的窗玻璃——那一堵楼梯的墙壁至今依然保留——话语里充满苦涩。
夫人告诉我，重藤博士还对那位年轻的医生说，虽然现在整个广岛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是只要翻过一座山头，那边照样是碧绿的原野、美丽的树林，你去那儿休息几天，安定一下情绪。我在夫人的陪同下前去参拜重藤博士的坟墓，树木繁茂，新绿滴翠。当他对绝望的年轻医生说翻过一座山头就有碧绿的山野的时候，他的心里大概浮现出自己在原子弹轰炸的第二天早晨返回广岛时看见的，这祖祖辈辈生活的绿色土地以及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妻子和幼子吧
我在广岛会见的许多人如今都已去世。甚至可以说，健康生活的老年人实在是特殊的例外。我在原子病医院见过的那些住院患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吧？重藤博士对我说过：有的外国人来医院慰问原子病患者，当他们再次来访时，一定都要求和前一次见过的患者见面，但这样的幸运者至今一个也没有
但是，广岛、长崎的这些已经步入老年的原子弹受害者现在仍然顽强地坚持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的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要求国家基于补偿精神对原子弹受害者给予经济救援，同时要求政府与美国一道承担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发起废除核武器的活动。这些至今还饱受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灾难痛苦折磨的幸存者替死者发出的呐喊，他们开展的正确而极具人性的运动，不是博得许许多多人的支持和共鸣吗？
许多人已经死去，即使活着，也正步入老年。然而，我站在重藤博士故乡的土地上，望着满眼年年更新的绿色山野，回忆那些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死者，同时也感觉到，在这个世界的深处，死者们的生命也在不断地更新、再生，激励着人们一直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