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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九章 “一网打尽”
9月7号，学生开学的第七天，出国近两个月的田文建终于回来了。
如果他是一名中小学教师，无疑会因此而在他那漂亮的履历上留下一小小的污点。还好他执教的是大学，开学要比中小学晚一些。不仅不会影响到本职工作，甚至还有十来天的准备时间。
令苏校长、李***等校领导哭笑不得的是，田大教授似乎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不是那么上心。报了个到、露了个脸之后，又一下子没有了踪影。
万事开头难，田文建是真忙。
至于长江学者的待遇和荣誉，别说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就算不忙也不会放在心上。这并不意味着他淡泊名利，而是对现在的他而言，这些真没什么吸引力。毕竟连北大清华的博士和硕士，国际上都说承认就承认，说不承认就相当于一张废纸。这些学者教授的含金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纽约爱滋病联盟承诺提供六十七万美元的资助，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金龙博士我们也见着了，他愿意无偿捐赠价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大扶康。虽然不能治疗爱滋病，但对两种机会性感染—隐球菌性脑膜炎和食道念珠菌感染非常有效。
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愿意与我们合作，采用葛兰素史克先生研制的三联复方药物，给600名晚期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现‘我的朋友’基金会副主席乔纳森先生，将于半个月后来龙江实地考察。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也会提供一些资金或药品援助……”
高新区江天集团总部会议室济济一堂，总算没有空手而归的田文建和贺秉苏教授，正给天南海北赶过来的志愿者们介绍此行的收获。
看着众人兴奋不已的样子，田文建不禁暗自苦笑了起来。六百多万美元的善款和药品，咋一看的确很多。可这些点钱和药品，对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而言却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他还是强作欢笑道：
“其中很大一部分善款，都来自于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港澳华人的捐赠。由此可见，炎黄子孙同样具有慈善文化基因。只要我们能把善款和药品公开透明的用到实处，我想国内的成功人士也同样会慷慨解囊的。”
他的话音刚落，从京城天坛医院赶来的吴医生，忍不住地问道：“田教授，您是说我们除了向海外募款之外，今后也要像红会一样，接受国内企业和个人的捐赠？”
不等田文建开口，刚刚环游完世界，眼界大开的贺教授，呵呵笑道：“当然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给多少收多少，对于善款，咱们是来者不拒。”
向社会公开募集，可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相关部门对此的关注程度，比非法吸储还有之过而无不及。好在基金会注册在香港，可以取缔基金会的基本法23条也没有获得通过，只需要建立一条“洗钱”渠道，完全可以规避国内的法律法规。
对此，田大教授早有准备，甚至还请大洋彼岸的“专业人士”安晓彬出山，兼任香港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的财务总监，专门研究“洗钱”及“合理避税”的相关事宜。
做慈善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事情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田文建立即岔开了话题，冲正翻看着受捐记录的陈红军，若有所思地说道：“陈董，基金会他们一时半会是取缔不了，但在国内的分支机构仍然要受相关部门监管。另外我们的药品虽然不进入市场流通，可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同样不是一个小数字。在这些问题上，还需要你的大力配合啊。”
与全世界一样，缺医少药是中国艾滋病治疗最棘手的问题。2000年的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经过讨价还价，世界几大制药公司同意对向非洲出口的抗艾药物进行降价。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中国并没有被纳入受惠国。
对艾滋病的重视也是一个方面，总而言之，国内的艾滋病药品市场尚未启动。尽管国内有几家药厂，相继“研制”出去羟肌苷、奈韦拉平、茚地那韦等抗艾药品，但不是价格昂贵，就是尚未投产。
面对着国内医药公司那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国外的药价，出于成本考虑，田文建只能从国外或香港采购。
让海关、药监、税务和卫生部门为名不经正传的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专门开辟一条绿色通道，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陈红军还是重重的点了下头，凝重地说道：“好几百万呢，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你放心，我明天就去京城。”
“那我们呢，我们能做些什么？”从京城佑安医院传染病科赶来陈医师坐不住了，回头看了看身边的同行后，蓦地站了起来。
田文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朝对面的贺教授，呵呵笑道：“贺老，您是基金会第一任总干事，您看着安排吧。”
出去了一圈，贺教授的精神似乎都跟着好了起来。田文建刚刚说完，便放下茶杯，眉飞色舞地说道：“各位，这次跟文建出去，跑了二十多家公益慈善组织，让我大开了眼界，也深受感触。国际同行们的运作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归纳下来，主要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公开透明，要让捐赠者看到每一分善款都实实在在的用到了实处；二是眼界要宽，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拘泥与治疗和救助。与之相比，宣传和关爱同样重要，比如组织一些活动，举办一些研讨会等等；
再就是培训，国内医疗不公是众所周知的。像省一院这样的医疗机构，一个月都收治不了几个艾滋病患者，而我们下乡后一天却要接诊几十甚至几百个病人。所以我想在基金会下，搞一个由职业医生组成的志愿医生组织，给那些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医生提供医疗技术支持。
最后就是合作，毕竟我们的力量和资源终归是有限的，为了把这项事业坚持下去，我们必须与疾控部门进行合作……”
贺教授抑扬顿挫的讲近半个小时，一幅巨大的蓝图展现在众人面前。长期致力于艾滋病防控的志愿者们，无不兴高采烈，一个个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去干，除了第一批正式会员之外，田文建并没有在基金会内担任具体职务。陈红军亦然，都心照不宣的退居幕后帮着运筹帷幄。
首次见面会，也是基金会成立大会，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介绍了。虽然会员还不足一百人，可几乎囊括了国内70%的民间艾滋病防治志愿者。分别担任基金会副总干事、高级顾问、“阳光医生”执行干事的高老前辈、桂老前辈和吴医生，更是享誉海内外，其影响力绝不可小视。
一切都在按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参加完见面会后，急着回去准备教案的田文建，这才跟众人一一道别。
回到江大已经是下午四点，刚走进哲学系教授办公室，就见苏校长和李***俨然在坐。在国外，大学校长可是比总统还要受尊重的人物，田文建不敢怠慢，连忙走上前去，恭恭敬敬的给二人打招呼。
一番客套之后，闻教授终于进入了正题，一边招呼田文建坐下，一边兴奋不已地说道：“文建，你的申请批下来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教育部长江学者，江大哲学系的特聘教授了。待遇倒没什么，关键是荣誉。为你的事，苏校长和李***操了不少心，还不感谢二位领导对你的抬爱？”
不记仇就万事大吉了，生怕影响到自己仕途的李***，不等田文建开口，便满面笑容地说道：“闻老，说这些就见外了。小田年轻有为，又为咱们江大争了光，推荐他参选是实至名归，用不着感谢。”
“是啊，是啊。都是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呢？”>
第二百七十九章 “一网打尽”
9月7号，学生开学的第七天，出国近两个月的田文建终于回来了。
如果他是一名中小学教师，无疑会因此而在他那漂亮的履历上留下一小小的污点。还好他执教的是大学，开学要比中小学晚一些。不仅不会影响到本职工作，甚至还有十来天的准备时间。
令苏校长、李***等校领导哭笑不得的是，田大教授似乎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不是那么上心。报了个到、露了个脸之后，又一下子没有了踪影。
万事开头难，田文建是真忙。
至于长江学者的待遇和荣誉，别说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就算不忙也不会放在心上。这并不意味着他淡泊名利，而是对现在的他而言，这些真没什么吸引力。毕竟连北大清华的博士和硕士，国际上都说承认就承认，说不承认就相当于一张废纸。这些学者教授的含金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纽约爱滋病联盟承诺提供六十七万美元的资助，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金龙博士我们也见着了，他愿意无偿捐赠价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大扶康。虽然不能治疗爱滋病，但对两种机会性感染—隐球菌性脑膜炎和食道念珠菌感染非常有效。
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愿意与我们合作，采用葛兰素史克先生研制的三联复方药物，给600名晚期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现‘我的朋友’基金会副主席乔纳森先生，将于半个月后来龙江实地考察。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也会提供一些资金或药品援助……”
高新区江天集团总部会议室济济一堂，总算没有空手而归的田文建和贺秉苏教授，正给天南海北赶过来的志愿者们介绍此行的收获。
看着众人兴奋不已的样子，田文建不禁暗自苦笑了起来。六百多万美元的善款和药品，咋一看的确很多。可这些点钱和药品，对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而言却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他还是强作欢笑道：
“其中很大一部分善款，都来自于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港澳华人的捐赠。由此可见，炎黄子孙同样具有慈善文化基因。只要我们能把善款和药品公开透明的用到实处，我想国内的成功人士也同样会慷慨解囊的。”
他的话音刚落，从京城天坛医院赶来的吴医生，忍不住地问道：“田教授，您是说我们除了向海外募款之外，今后也要像红会一样，接受国内企业和个人的捐赠？”
不等田文建开口，刚刚环游完世界，眼界大开的贺教授，呵呵笑道：“当然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给多少收多少，对于善款，咱们是来者不拒。”
向社会公开募集，可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相关部门对此的关注程度，比非法吸储还有之过而无不及。好在基金会注册在香港，可以取缔基金会的基本法23条也没有获得通过，只需要建立一条“洗钱”渠道，完全可以规避国内的法律法规。
对此，田大教授早有准备，甚至还请大洋彼岸的“专业人士”安晓彬出山，兼任香港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的财务总监，专门研究“洗钱”及“合理避税”的相关事宜。
做慈善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事情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田文建立即岔开了话题，冲正翻看着受捐记录的陈红军，若有所思地说道：“陈董，基金会他们一时半会是取缔不了，但在国内的分支机构仍然要受相关部门监管。另外我们的药品虽然不进入市场流通，可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同样不是一个小数字。在这些问题上，还需要你的大力配合啊。”
与全世界一样，缺医少药是中国艾滋病治疗最棘手的问题。2000年的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经过讨价还价，世界几大制药公司同意对向非洲出口的抗艾药物进行降价。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中国并没有被纳入受惠国。
对艾滋病的重视也是一个方面，总而言之，国内的艾滋病药品市场尚未启动。尽管国内有几家药厂，相继“研制”出去羟肌苷、奈韦拉平、茚地那韦等抗艾药品，但不是价格昂贵，就是尚未投产。
面对着国内医药公司那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国外的药价，出于成本考虑，田文建只能从国外或香港采购。
让海关、药监、税务和卫生部门为名不经正传的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专门开辟一条绿色通道，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陈红军还是重重的点了下头，凝重地说道：“好几百万呢，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你放心，我明天就去京城。”
“那我们呢，我们能做些什么？”从京城佑安医院传染病科赶来陈医师坐不住了，回头看了看身边的同行后，蓦地站了起来。
田文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朝对面的贺教授，呵呵笑道：“贺老，您是基金会第一任总干事，您看着安排吧。”
出去了一圈，贺教授的精神似乎都跟着好了起来。田文建刚刚说完，便放下茶杯，眉飞色舞地说道：“各位，这次跟文建出去，跑了二十多家公益慈善组织，让我大开了眼界，也深受感触。国际同行们的运作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归纳下来，主要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公开透明，要让捐赠者看到每一分善款都实实在在的用到了实处；二是眼界要宽，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拘泥与治疗和救助。与之相比，宣传和关爱同样重要，比如组织一些活动，举办一些研讨会等等；
再就是培训，国内医疗不公是众所周知的。像省一院这样的医疗机构，一个月都收治不了几个艾滋病患者，而我们下乡后一天却要接诊几十甚至几百个病人。所以我想在基金会下，搞一个由职业医生组成的志愿医生组织，给那些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医生提供医疗技术支持。
最后就是合作，毕竟我们的力量和资源终归是有限的，为了把这项事业坚持下去，我们必须与疾控部门进行合作……”
贺教授抑扬顿挫的讲近半个小时，一幅巨大的蓝图展现在众人面前。长期致力于艾滋病防控的志愿者们，无不兴高采烈，一个个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去干，除了第一批正式会员之外，田文建并没有在基金会内担任具体职务。陈红军亦然，都心照不宣的退居幕后帮着运筹帷幄。
首次见面会，也是基金会成立大会，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介绍了。虽然会员还不足一百人，可几乎囊括了国内70%的民间艾滋病防治志愿者。分别担任基金会副总干事、高级顾问、“阳光医生”执行干事的高老前辈、桂老前辈和吴医生，更是享誉海内外，其影响力绝不可小视。
一切都在按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参加完见面会后，急着回去准备教案的田文建，这才跟众人一一道别。
回到江大已经是下午四点，刚走进哲学系教授办公室，就见苏校长和李***俨然在坐。在国外，大学校长可是比总统还要受尊重的人物，田文建不敢怠慢，连忙走上前去，恭恭敬敬的给二人打招呼。
一番客套之后，闻教授终于进入了正题，一边招呼田文建坐下，一边兴奋不已地说道：“文建，你的申请批下来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教育部长江学者，江大哲学系的特聘教授了。待遇倒没什么，关键是荣誉。为你的事，苏校长和李***操了不少心，还不感谢二位领导对你的抬爱？”
不记仇就万事大吉了，生怕影响到自己仕途的李***，不等田文建开口，便满面笑容地说道：“闻老，说这些就见外了。小田年轻有为，又为咱们江大争了光，推荐他参选是实至名归，用不着感谢。”
“是啊，是啊。都是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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