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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咤风云政治家
研究历史和人生的最大主题之一就是研究政治家和治国之术。政治家的生活比普通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意义。他们的个人生活细节能广泛影响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趋势。历史上很多动人心魄的篇章或柔和优雅的段落都与伟人有关，是伟人缔造了历史。有种奇怪的理论说，伟大的政治家是时代的产物，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历史要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寻找。这句话或许有点道理，可很多普通的历史学家都忽略掉了。全世界都承认伟人给时代刻上了自己的印记，影响了国家的命运，并且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约翰逊博士在歌德史密斯的《旅行者》中插入了这么一首诗，开头是这样的：
人的内心能承受的东西多么少啊！
国王和法律能造成悲哀也能治愈伤痛！
这两句诗里包含了一定的真理和错误，人们一般能体会到这些真理和错误。
乔治时代，英国大部分，除了一些偏远地区，很难说英国政治家造成了人民的苦难还是解除了人民的苦难。所有国家都会在一定历史阶段，颁布好的或坏的法律，对社会造成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有时，政治家的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国家。政治家经过一系列思考和观察采取某种实际行动避免了战争、缔结了合约，这一时刻成为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在雅典历史中最受人瞩目的是梭伦（注：古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宪法和克利斯提尼（注：西塞恩的希腊暴君，他曾领导此地区的居民反叛多利安人）宪法。阿诺德博士曾言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没有区别，只不过古代历史比现代历史更具现代感、更真实。阅读历史是很快乐的事，“用国人的眼光读历史就像往微笑的土地播撒大量的种子”。人们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什么是政治家，政治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治历史实际上是人民历史。任何时代的伟人都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谐发展自己的复杂个性。伟人总能将自己置身于和谐的发展环境中。他们不但能启发你的良知、平息你的痛苦，还能赐予你财富。伟人可以给你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使你具有自知之明和超凡的自控能力，使你能适应现代政治生活。一切革命的最大弊病是人们试图从政府那儿得到政府不能给予的东西，实际上人们可以从自己这儿得到。政治家的工作是有局限性的，政治组织形式相对也并不重要，政治家本身都非常聪明睿智、精神矍铄和纯洁高尚。在历史上闪耀最耀眼的光芒的政治家是那些使国家富裕和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人们对政治家的个人生活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个人生活影响了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国家继而影响了我们。我们探寻他们逐渐获得权力的脚步，对他们的故事很感兴趣，并从中受到极大鼓舞；我们细细阅读、慢慢品味他们曾经轰动和感染参议院的演讲。顺便说一下，这些政治家的演讲结束语一个比一个精彩，光就演讲结束语写一篇论文也是不错的题目。他们的演讲具有强大的启发和感召力，文字绚丽，但充满了不祥的预言。部长们想废除、修改和发布关于爱尔兰的法令时，每次都宣称只要采纳他的建议就会将国家建成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爱尔兰议员的演讲结束语感召力是最强的。议会的辩论舞台就更热闹了。代表军界的议员最容易得到议会的支持，他们长篇大论地庆祝自己派别的胜利。细细品味政治家的生活，也能感到很多令人失望的东西。“看，儿子，”奥克斯提耶那说，“我们有时多蠢啊！”伟人也有非常渺小的心态。惠灵顿公爵强烈反对俄罗斯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圣·彼得堡没有受到礼遇，后来还和利文斯一家大吵了一架。无独有偶，基佐特先生一直对英格兰持不友好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英格兰没有受到关注。政治家的感情和观点也有偏狭的时候。因为习惯于和群体打交道，往往忽略同情个人生活，满足于政治组合而不去关注国家的深层倾向。因此，由路易斯·菲利普领导的议会政府管理法国时发生了重大错误——他们每提出一个议案就绝对依赖议会的大多数，大多数同意就同意，不管对错。政治家还把宗教看成是政府管理方式，并不理解宗教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比其他问题都重要。如果说他们认识时代特征的速度慢，实际上是冤枉了他们。佛朗哥〔注：1892—1975，西班牙军人和政治领袖，领导民族主义政府在反对西班牙内战中（1936年至1939年）击退共和党员的武装力量。他在1939年至1975年期间以独裁者姿态统治直到死，其后波旁皇室君主政体复位〕同普鲁士战争还没打响，和邻国还很平静友好的时候，人们已经大张旗鼓地宣讲，庆祝议会推翻了王权。格兰维尔勋爵时任外交部长，人们对他说，他们从没有对欧洲事务如此漠不关心过。
了解政治家的人生转折点，既要从大处着手，又要从小处着眼。从大处看，这些转折点影响了政治家的思想，也影响了国家的命运。海德宣布和圆颅党（注：英国1642年至1652年内战期间的议会派分子，与保皇党相对）脱离关系，伯克宣布脱离雅各宾派（注：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民主分子）都是如此。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一点一点地接受了天主教，接着放弃了对清教的保护。从小处看，政治家的人生转折点决定了他和党派的关系和职位的晋升。坎宁先生和自由党站在了一边，他的学生格莱德斯通先生虽出身于托利党（注：创建于1689年，是辉格党的反对党，1832年以后托利党名为保守党）但最终与托利党决裂。当然两党之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界限。当然也不能说如果政治家推翻了一种体制，那么这种体制就是错误的，采取哪种政策应随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地方保护主义在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是正确的，如果换种情况，政府也许应该采取自由贸易制度。在某种社会，贵族政治也许是最好的；在另一种社会，人民代表制度也许是最好的。当民主智慧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就要广泛推行以全国投票为基础的代表制度。政治家无论是推翻一种制度还是建立一种制度都不应该无休止地歌功颂德或谴责批评。他们为所处的那个时代作出了最佳贡献。敌对派不过像摆来摆去的钟摆一样，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有时候需要创立制度，有时候需要摧毁制度，有时候需要重建制度。这是英国王室历史给我们上的一课。君权独裁的都铎王朝〔注：英格兰统治王朝（1485年至1603年），包括亨利七世及其后代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被推翻了，接着建立了还是君主制的斯图亚特王朝（注：英国王室，137年至160年统治苏格兰，1603年至1649年统治英格兰，1660年至1714年统治苏格兰〕，直到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政治家的争端让我们目睹了政治的实质。有人在平民院实实在在地争论过这个问题，但没人能说出政治的全部实质是什么。像英国议会这样的议会在争论时不要那么尖刻，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明白，所有党派的人都是朝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的。研究政治家的生活能更好地理解政治，这对一切国家都很重要。政治家具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痛苦和自以为是，他们的个人历史不知不觉地融入国家历史，个人意识反倒淡化了。
让我们看看两位著名政治家皮特和福克斯的人生转折点吧。两位都与现代历史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很奇怪，二人在早年就交好。霍兰夫人对她的丈夫说：“今天早上我和赫斯特·皮特夫人在一起，她有个儿子叫威廉·皮特，还不满八岁，但却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家教严格，举止得体。记着我的话，只要我们的儿子查尔斯活着，他就是查尔斯的眼中钉、肉中刺。”威廉·皮特第一次在议会演说就一举成名。汤姆莱主教说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能一进议会人们就寄予这么高的期望。每个人都以皮特为楷模、为动力走向成功。皮特演说完一坐下，福克斯就急忙热情地走过去，祝他演说成功，可皮特不屑一顾。“皮特不是一小块榆木脑袋”，伯克说，“他是一大块榆木脑袋。”后来皮特让福克斯给他弄一张谢尔本勋爵的邀请函，让他和朋友有机会能觐见国王，为国王效劳。汤姆莱主教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皮特和福克斯单独共处一室。从那时起两个人开始在政治上交恶一辈子。”
国王派人找来皮特委以重任，皮特是唯一能和福克斯抗衡的人。皮特接受了邮政大臣一职。“他丝毫没有犹豫，接受了委任。”就在皮特接受委任的同一天，年轻的佩珀·阿登闪亮登场，接受了阿普尔比教区的委任状。那时皮特已经是财政大臣了，就在他的房间里，人们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不是嘲笑，而是自己党派成功后的欢笑。皮特后来组织了自己的内阁，他的党员占议会绝大多数，而福克斯的影响力却减弱了。二十四岁，年纪轻轻的天才部长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
斯坦霍普勋爵描述了皮特的一段非常感人的人生经历。皮特向奥克兰勋爵发誓他爱他的女儿，奥克兰勋爵说很感激他的真情，但作为未来英伦的伟大公主，她不可以嫁给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那时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没钱所以不能娶到心仪的女子。因为如果万一男方不幸死去，女方作为一个穷寡妇就活不下去。皮特不具备娶他女儿的结婚条件。奥克兰勋爵大致了解皮特有债务、有财政困难。皮特自己完全承担了拒婚的耻辱。后来这件事就结束了。
在皮特的一生中，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而且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第一件事有些不大真实，是威尔伯福斯先生发难谴责梅尔维尔勋爵。威尔伯福斯先生非常正直，能影响很多摇摆不定的人。皮特看着他的朋友，知道这位约克郡的议员会造成轩然大波。“无人能抵御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的魅力。”马尔姆斯伯利勋爵说正反两方的票数相当，“阿博特·威尔伯福斯演讲时脸色苍白，停顿了足有十分钟，投了关键一张反对我方的票。皮特戴上那顶小高帽，压低了帽檐，他通常只在晚上参加晚宴时才戴那顶帽子。我看见他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莱加德上校在给威尔伯福斯勋爵写的信中说，“我相信梅尔维尔勋爵犯了罪，而皮特的老朋友又对他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导致了他英年早逝。”威尔伯福斯先生在信后面加了这么一句话，“这件事没有伤害到他的健康。”
他们迫害沃伦·黑斯廷斯遭了报应，所以皮特才会感到伤心，才会谴责梅尔维尔勋爵。两个人好像都特别妒忌沃伦·黑斯廷斯，担心他会在内阁获得席位，借国王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党羽。斯托勒先生对伊登先生也就是后来的奥克兰勋爵说：“那天邓达斯先生在好多人面前说过，他的性格就是那样有什么说什么。反对派已经帮他把事办好了，他们已经把黑斯廷斯干倒了，他进不了内阁了，并且他的根基也给摧毁了。”如果皮特和邓达斯出于政治私利干了这件事，他们也一定会遭到报应的，这也给政治家历史提供了航标灯和范例。”
但彻底毁掉皮特的是奥斯特利茨（注：捷克城镇。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附近决定性地击败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及弗朗西斯二世的俄国和奥地利联军）战役。斯坦霍普勋爵的父亲说：“这场战役是他的直接死因。”那时他的脸上始终带着忧心忡忡、郁郁寡欢的神情，威尔伯福斯管他那表情叫奥斯特利茨表情。那天，他从巴思（注：英格兰西南部的一座市镇，在布里斯托尔港的东南面。以其乔治王朝的建筑和温泉而著名。这些温泉是公元一世纪古罗马人开凿的，是颇受青睐的疗养胜地）回家，走过他在帕特尼别墅的长廊时，看见了欧洲地图，很难过地说：“收起来吧，十年都用不到它了。”想想两个月前在卡姆登勋爵家用餐时遇见阿瑟·韦尔斯利时，他怎能知道那位出类拔萃的在印度服役的军官，注定会挖出那只法国雄鹰的眼睛，把它串起来挂到石头上。
福克斯还没到二十一岁就进了议会，发表了几次成功的演说，但没有一次能像皮特的第一次演讲那么成功。乔治国王刚开始并不喜欢他，“那个年轻人毫无一般人应有的荣誉和诚实，他一定会被人瞧不起，惹人讨厌的。”除去他担任海军上将一职的时间不算，他一共在军界任职不到二十个月。在英格兰搞政治薪水也少得可怜。福克斯人格低下、嗜酒好赌很难打动一个既看重人品又看重才智的国家。霍兰勋爵说沃波尔曾经给他讲过一个奇怪的故事，说一个冒牌的格雷夫夫人向他提亲，女方是西印度群岛的女继承人，资产八千英镑。福克斯最终还是和他的情人——阿米斯泰德夫人结婚了，但却没胆量公开承认。罗素勋爵说福克斯说得很难听：“他从青年时起就纵情享乐、荒谬沉沦。”劳德戴尔勋爵也发现了他的毛病。福克斯去了艰苦的切尔顿海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抱怨过。劳德戴尔勋爵的父亲在那儿得病后死于水肿，福克斯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他肿胀的双腿和日益衰竭的脖子和胸部，所以没人能确定福克斯看到这种情形是否会害怕。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认为有一件事是福克斯的转折点。“有理由相信福克斯决定摆脱谢尔本勋爵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对他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福克斯出于不忠摆脱了谢尔本勋爵，和诺斯勋爵结了盟，这是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迪斯雷利先生所说，“英格兰不喜欢结盟，因此他继续毫无胜利希望地和皮特作对。”
中年的福克斯，上了岁数也摆脱了坏习气，或者说是坏习气摆脱了他。他在圣·安山脉安享富贵，像所有英国政治家一样天生就喜欢希腊文学，这时他有充分的时间满足他的爱好了。福克斯死得很突然、很安详。“好好读读我吧，”他临死的时候说，“我是维吉尔的第八本书。”他的临终遗言是：“丽慈（注：他的妻子），我死得很快乐。”罗素勋爵用霍兰勋爵的话作为讲述福克斯篇章的结尾：“在死的时候，知道自己被爱，床边的人都喜欢自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人有充分理由在结束一生的时候说死得很快乐。”没有人比福克斯更配得上那样的安慰了。也许，我们期望的安慰比这还要更有内涵、更好。
我认为罗素伯爵对皮特的评判既不能说完全公正，也不能说有失偏颇。罗素伯爵在尝试着写传记或研究历史的时候从未丢掉政治家的天性。他完全反对皮特和法国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增加了毫无必要的大笔国债；他也没有公正地理解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不相信皮特打这场仗一点没有挑衅负气的意思。在亚眠谈判破裂后（注：福克斯时任外交部长），罗素伯爵支持打第二场战争。罗素伯爵对于拿破仑个性行为的观点前后也不一致。下面的两段话好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从经验来看，第一领事好像不会表露个人热爱和平的倾向。他是被敌人逼着才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
“他是无可争议的欧洲的统治者，可以率性改变各国政府的版图和形状。如果有人胆敢憎恨他的暴力行为和傲慢的言辞，他能让他们老老实实的。”
罗素伯爵认为乔治国王是帝王之术的大师。他没让福克斯在皮特死以前接任他的部长之职，在皮特死后才让福克斯当了部长，这是对皮特的嘲弄。斯图亚特国王审时度势，从不做不可能的事，是他和汉诺威国王们的最大区别。我们很瞧不起王室理解问题的方法，他们的水平比商人、乡绅和教区院长的水平高不出多少。商人、乡绅和教区院长占人口比重很大，他们的威力和国王在议会的威力一样大。“国家的心仍然忠于乔治三世。”萨克雷先生实事求是地说，“他是有很多毛病，脾气又倔，但他诚实、单纯、勇于承认错误、虔诚。感谢上帝，这些品质大多数英国人都欣赏。”
福克斯是寿终正寝了，可皮特却悲惨地死去。“同胞们，我要离开我的祖国了！”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由于奥斯特利茨惨败，他伤心过度而死。有个人到他在帕特尼的别墅看他，发现仆人们都跑光了，一个一个的房间空无一人，后来他来到皮特待的那个房间，看见他躺在那儿，奄奄一息。他病入膏肓、万念俱灰、伤心不已，他没有料到自己的结局竟会是这样。他的朋友林肯主教，本来能为他做圣礼，但皮特说他实在没有力气，不做了。他说他害怕和很多人一样，闲时不念经，临时抱佛脚。他在临死时再虔诚也没什么用。回顾一生，自己活得还算干净、还算满意，没必要热烈地忏悔。他说：“耶稣的美德教育了我，上帝会怜悯我的。”
很多政治家都将宗教看作社会组织、政府机器或大众观点，这实在是太不幸了。维吉尔抑扬顿挫的诗篇是无法安慰临死人的内心的。最后，至于皮特的例子，我们必须采纳已经检验过、证实过的理论加以分析，而不能用未经检验过的理论加以分析。我们不能希望烦扰不断、伤... -->>
叱咤风云政治家
研究历史和人生的最大主题之一就是研究政治家和治国之术。政治家的生活比普通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意义。他们的个人生活细节能广泛影响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趋势。历史上很多动人心魄的篇章或柔和优雅的段落都与伟人有关，是伟人缔造了历史。有种奇怪的理论说，伟大的政治家是时代的产物，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历史要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寻找。这句话或许有点道理，可很多普通的历史学家都忽略掉了。全世界都承认伟人给时代刻上了自己的印记，影响了国家的命运，并且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约翰逊博士在歌德史密斯的《旅行者》中插入了这么一首诗，开头是这样的：
人的内心能承受的东西多么少啊！
国王和法律能造成悲哀也能治愈伤痛！
这两句诗里包含了一定的真理和错误，人们一般能体会到这些真理和错误。
乔治时代，英国大部分，除了一些偏远地区，很难说英国政治家造成了人民的苦难还是解除了人民的苦难。所有国家都会在一定历史阶段，颁布好的或坏的法律，对社会造成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有时，政治家的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国家。政治家经过一系列思考和观察采取某种实际行动避免了战争、缔结了合约，这一时刻成为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在雅典历史中最受人瞩目的是梭伦（注：古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宪法和克利斯提尼（注：西塞恩的希腊暴君，他曾领导此地区的居民反叛多利安人）宪法。阿诺德博士曾言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没有区别，只不过古代历史比现代历史更具现代感、更真实。阅读历史是很快乐的事，“用国人的眼光读历史就像往微笑的土地播撒大量的种子”。人们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什么是政治家，政治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治历史实际上是人民历史。任何时代的伟人都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谐发展自己的复杂个性。伟人总能将自己置身于和谐的发展环境中。他们不但能启发你的良知、平息你的痛苦，还能赐予你财富。伟人可以给你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使你具有自知之明和超凡的自控能力，使你能适应现代政治生活。一切革命的最大弊病是人们试图从政府那儿得到政府不能给予的东西，实际上人们可以从自己这儿得到。政治家的工作是有局限性的，政治组织形式相对也并不重要，政治家本身都非常聪明睿智、精神矍铄和纯洁高尚。在历史上闪耀最耀眼的光芒的政治家是那些使国家富裕和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人们对政治家的个人生活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个人生活影响了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国家继而影响了我们。我们探寻他们逐渐获得权力的脚步，对他们的故事很感兴趣，并从中受到极大鼓舞；我们细细阅读、慢慢品味他们曾经轰动和感染参议院的演讲。顺便说一下，这些政治家的演讲结束语一个比一个精彩，光就演讲结束语写一篇论文也是不错的题目。他们的演讲具有强大的启发和感召力，文字绚丽，但充满了不祥的预言。部长们想废除、修改和发布关于爱尔兰的法令时，每次都宣称只要采纳他的建议就会将国家建成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爱尔兰议员的演讲结束语感召力是最强的。议会的辩论舞台就更热闹了。代表军界的议员最容易得到议会的支持，他们长篇大论地庆祝自己派别的胜利。细细品味政治家的生活，也能感到很多令人失望的东西。“看，儿子，”奥克斯提耶那说，“我们有时多蠢啊！”伟人也有非常渺小的心态。惠灵顿公爵强烈反对俄罗斯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圣·彼得堡没有受到礼遇，后来还和利文斯一家大吵了一架。无独有偶，基佐特先生一直对英格兰持不友好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英格兰没有受到关注。政治家的感情和观点也有偏狭的时候。因为习惯于和群体打交道，往往忽略同情个人生活，满足于政治组合而不去关注国家的深层倾向。因此，由路易斯·菲利普领导的议会政府管理法国时发生了重大错误——他们每提出一个议案就绝对依赖议会的大多数，大多数同意就同意，不管对错。政治家还把宗教看成是政府管理方式，并不理解宗教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比其他问题都重要。如果说他们认识时代特征的速度慢，实际上是冤枉了他们。佛朗哥〔注：1892—1975，西班牙军人和政治领袖，领导民族主义政府在反对西班牙内战中（1936年至1939年）击退共和党员的武装力量。他在1939年至1975年期间以独裁者姿态统治直到死，其后波旁皇室君主政体复位〕同普鲁士战争还没打响，和邻国还很平静友好的时候，人们已经大张旗鼓地宣讲，庆祝议会推翻了王权。格兰维尔勋爵时任外交部长，人们对他说，他们从没有对欧洲事务如此漠不关心过。
了解政治家的人生转折点，既要从大处着手，又要从小处着眼。从大处看，这些转折点影响了政治家的思想，也影响了国家的命运。海德宣布和圆颅党（注：英国1642年至1652年内战期间的议会派分子，与保皇党相对）脱离关系，伯克宣布脱离雅各宾派（注：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民主分子）都是如此。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一点一点地接受了天主教，接着放弃了对清教的保护。从小处看，政治家的人生转折点决定了他和党派的关系和职位的晋升。坎宁先生和自由党站在了一边，他的学生格莱德斯通先生虽出身于托利党（注：创建于1689年，是辉格党的反对党，1832年以后托利党名为保守党）但最终与托利党决裂。当然两党之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界限。当然也不能说如果政治家推翻了一种体制，那么这种体制就是错误的，采取哪种政策应随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地方保护主义在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是正确的，如果换种情况，政府也许应该采取自由贸易制度。在某种社会，贵族政治也许是最好的；在另一种社会，人民代表制度也许是最好的。当民主智慧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就要广泛推行以全国投票为基础的代表制度。政治家无论是推翻一种制度还是建立一种制度都不应该无休止地歌功颂德或谴责批评。他们为所处的那个时代作出了最佳贡献。敌对派不过像摆来摆去的钟摆一样，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有时候需要创立制度，有时候需要摧毁制度，有时候需要重建制度。这是英国王室历史给我们上的一课。君权独裁的都铎王朝〔注：英格兰统治王朝（1485年至1603年），包括亨利七世及其后代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被推翻了，接着建立了还是君主制的斯图亚特王朝（注：英国王室，137年至160年统治苏格兰，1603年至1649年统治英格兰，1660年至1714年统治苏格兰〕，直到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政治家的争端让我们目睹了政治的实质。有人在平民院实实在在地争论过这个问题，但没人能说出政治的全部实质是什么。像英国议会这样的议会在争论时不要那么尖刻，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明白，所有党派的人都是朝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的。研究政治家的生活能更好地理解政治，这对一切国家都很重要。政治家具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痛苦和自以为是，他们的个人历史不知不觉地融入国家历史，个人意识反倒淡化了。
让我们看看两位著名政治家皮特和福克斯的人生转折点吧。两位都与现代历史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很奇怪，二人在早年就交好。霍兰夫人对她的丈夫说：“今天早上我和赫斯特·皮特夫人在一起，她有个儿子叫威廉·皮特，还不满八岁，但却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家教严格，举止得体。记着我的话，只要我们的儿子查尔斯活着，他就是查尔斯的眼中钉、肉中刺。”威廉·皮特第一次在议会演说就一举成名。汤姆莱主教说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能一进议会人们就寄予这么高的期望。每个人都以皮特为楷模、为动力走向成功。皮特演说完一坐下，福克斯就急忙热情地走过去，祝他演说成功，可皮特不屑一顾。“皮特不是一小块榆木脑袋”，伯克说，“他是一大块榆木脑袋。”后来皮特让福克斯给他弄一张谢尔本勋爵的邀请函，让他和朋友有机会能觐见国王，为国王效劳。汤姆莱主教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皮特和福克斯单独共处一室。从那时起两个人开始在政治上交恶一辈子。”
国王派人找来皮特委以重任，皮特是唯一能和福克斯抗衡的人。皮特接受了邮政大臣一职。“他丝毫没有犹豫，接受了委任。”就在皮特接受委任的同一天，年轻的佩珀·阿登闪亮登场，接受了阿普尔比教区的委任状。那时皮特已经是财政大臣了，就在他的房间里，人们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不是嘲笑，而是自己党派成功后的欢笑。皮特后来组织了自己的内阁，他的党员占议会绝大多数，而福克斯的影响力却减弱了。二十四岁，年纪轻轻的天才部长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
斯坦霍普勋爵描述了皮特的一段非常感人的人生经历。皮特向奥克兰勋爵发誓他爱他的女儿，奥克兰勋爵说很感激他的真情，但作为未来英伦的伟大公主，她不可以嫁给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那时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没钱所以不能娶到心仪的女子。因为如果万一男方不幸死去，女方作为一个穷寡妇就活不下去。皮特不具备娶他女儿的结婚条件。奥克兰勋爵大致了解皮特有债务、有财政困难。皮特自己完全承担了拒婚的耻辱。后来这件事就结束了。
在皮特的一生中，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而且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第一件事有些不大真实，是威尔伯福斯先生发难谴责梅尔维尔勋爵。威尔伯福斯先生非常正直，能影响很多摇摆不定的人。皮特看着他的朋友，知道这位约克郡的议员会造成轩然大波。“无人能抵御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的魅力。”马尔姆斯伯利勋爵说正反两方的票数相当，“阿博特·威尔伯福斯演讲时脸色苍白，停顿了足有十分钟，投了关键一张反对我方的票。皮特戴上那顶小高帽，压低了帽檐，他通常只在晚上参加晚宴时才戴那顶帽子。我看见他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莱加德上校在给威尔伯福斯勋爵写的信中说，“我相信梅尔维尔勋爵犯了罪，而皮特的老朋友又对他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导致了他英年早逝。”威尔伯福斯先生在信后面加了这么一句话，“这件事没有伤害到他的健康。”
他们迫害沃伦·黑斯廷斯遭了报应，所以皮特才会感到伤心，才会谴责梅尔维尔勋爵。两个人好像都特别妒忌沃伦·黑斯廷斯，担心他会在内阁获得席位，借国王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党羽。斯托勒先生对伊登先生也就是后来的奥克兰勋爵说：“那天邓达斯先生在好多人面前说过，他的性格就是那样有什么说什么。反对派已经帮他把事办好了，他们已经把黑斯廷斯干倒了，他进不了内阁了，并且他的根基也给摧毁了。”如果皮特和邓达斯出于政治私利干了这件事，他们也一定会遭到报应的，这也给政治家历史提供了航标灯和范例。”
但彻底毁掉皮特的是奥斯特利茨（注：捷克城镇。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附近决定性地击败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及弗朗西斯二世的俄国和奥地利联军）战役。斯坦霍普勋爵的父亲说：“这场战役是他的直接死因。”那时他的脸上始终带着忧心忡忡、郁郁寡欢的神情，威尔伯福斯管他那表情叫奥斯特利茨表情。那天，他从巴思（注：英格兰西南部的一座市镇，在布里斯托尔港的东南面。以其乔治王朝的建筑和温泉而著名。这些温泉是公元一世纪古罗马人开凿的，是颇受青睐的疗养胜地）回家，走过他在帕特尼别墅的长廊时，看见了欧洲地图，很难过地说：“收起来吧，十年都用不到它了。”想想两个月前在卡姆登勋爵家用餐时遇见阿瑟·韦尔斯利时，他怎能知道那位出类拔萃的在印度服役的军官，注定会挖出那只法国雄鹰的眼睛，把它串起来挂到石头上。
福克斯还没到二十一岁就进了议会，发表了几次成功的演说，但没有一次能像皮特的第一次演讲那么成功。乔治国王刚开始并不喜欢他，“那个年轻人毫无一般人应有的荣誉和诚实，他一定会被人瞧不起，惹人讨厌的。”除去他担任海军上将一职的时间不算，他一共在军界任职不到二十个月。在英格兰搞政治薪水也少得可怜。福克斯人格低下、嗜酒好赌很难打动一个既看重人品又看重才智的国家。霍兰勋爵说沃波尔曾经给他讲过一个奇怪的故事，说一个冒牌的格雷夫夫人向他提亲，女方是西印度群岛的女继承人，资产八千英镑。福克斯最终还是和他的情人——阿米斯泰德夫人结婚了，但却没胆量公开承认。罗素勋爵说福克斯说得很难听：“他从青年时起就纵情享乐、荒谬沉沦。”劳德戴尔勋爵也发现了他的毛病。福克斯去了艰苦的切尔顿海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抱怨过。劳德戴尔勋爵的父亲在那儿得病后死于水肿，福克斯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他肿胀的双腿和日益衰竭的脖子和胸部，所以没人能确定福克斯看到这种情形是否会害怕。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认为有一件事是福克斯的转折点。“有理由相信福克斯决定摆脱谢尔本勋爵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对他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福克斯出于不忠摆脱了谢尔本勋爵，和诺斯勋爵结了盟，这是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迪斯雷利先生所说，“英格兰不喜欢结盟，因此他继续毫无胜利希望地和皮特作对。”
中年的福克斯，上了岁数也摆脱了坏习气，或者说是坏习气摆脱了他。他在圣·安山脉安享富贵，像所有英国政治家一样天生就喜欢希腊文学，这时他有充分的时间满足他的爱好了。福克斯死得很突然、很安详。“好好读读我吧，”他临死的时候说，“我是维吉尔的第八本书。”他的临终遗言是：“丽慈（注：他的妻子），我死得很快乐。”罗素勋爵用霍兰勋爵的话作为讲述福克斯篇章的结尾：“在死的时候，知道自己被爱，床边的人都喜欢自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人有充分理由在结束一生的时候说死得很快乐。”没有人比福克斯更配得上那样的安慰了。也许，我们期望的安慰比这还要更有内涵、更好。
我认为罗素伯爵对皮特的评判既不能说完全公正，也不能说有失偏颇。罗素伯爵在尝试着写传记或研究历史的时候从未丢掉政治家的天性。他完全反对皮特和法国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增加了毫无必要的大笔国债；他也没有公正地理解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不相信皮特打这场仗一点没有挑衅负气的意思。在亚眠谈判破裂后（注：福克斯时任外交部长），罗素伯爵支持打第二场战争。罗素伯爵对于拿破仑个性行为的观点前后也不一致。下面的两段话好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从经验来看，第一领事好像不会表露个人热爱和平的倾向。他是被敌人逼着才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
“他是无可争议的欧洲的统治者，可以率性改变各国政府的版图和形状。如果有人胆敢憎恨他的暴力行为和傲慢的言辞，他能让他们老老实实的。”
罗素伯爵认为乔治国王是帝王之术的大师。他没让福克斯在皮特死以前接任他的部长之职，在皮特死后才让福克斯当了部长，这是对皮特的嘲弄。斯图亚特国王审时度势，从不做不可能的事，是他和汉诺威国王们的最大区别。我们很瞧不起王室理解问题的方法，他们的水平比商人、乡绅和教区院长的水平高不出多少。商人、乡绅和教区院长占人口比重很大，他们的威力和国王在议会的威力一样大。“国家的心仍然忠于乔治三世。”萨克雷先生实事求是地说，“他是有很多毛病，脾气又倔，但他诚实、单纯、勇于承认错误、虔诚。感谢上帝，这些品质大多数英国人都欣赏。”
福克斯是寿终正寝了，可皮特却悲惨地死去。“同胞们，我要离开我的祖国了！”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由于奥斯特利茨惨败，他伤心过度而死。有个人到他在帕特尼的别墅看他，发现仆人们都跑光了，一个一个的房间空无一人，后来他来到皮特待的那个房间，看见他躺在那儿，奄奄一息。他病入膏肓、万念俱灰、伤心不已，他没有料到自己的结局竟会是这样。他的朋友林肯主教，本来能为他做圣礼，但皮特说他实在没有力气，不做了。他说他害怕和很多人一样，闲时不念经，临时抱佛脚。他在临死时再虔诚也没什么用。回顾一生，自己活得还算干净、还算满意，没必要热烈地忏悔。他说：“耶稣的美德教育了我，上帝会怜悯我的。”
很多政治家都将宗教看作社会组织、政府机器或大众观点，这实在是太不幸了。维吉尔抑扬顿挫的诗篇是无法安慰临死人的内心的。最后，至于皮特的例子，我们必须采纳已经检验过、证实过的理论加以分析，而不能用未经检验过的理论加以分析。我们不能希望烦扰不断、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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