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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啊?”又是一个人问道。
“叫你送回去就送回去!问这么多干什么!”张主任提高了声音,板着脸,说道。
几个人慌忙离开了办公室。
看看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我们又坐了会,就和张主任告辞,张主任将我们送上车,并说着欢迎我们有空再来玩,下次一定要将酒喝好之类的话。
回到派出所后,我们和陈光辉队长简单地碰了下头,才知道,秦国涛还在继续抵抗,什么都不说。
“这样审查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我试试?”我问道。
“也好,也好。”陈队长忙说道。
几个人进了办公室,坐了下来。
“秦国涛!”我大声地说着。
秦国头抬头看了看,见是我在说话,马上回答了一句:“李队长,我在。”
我将红色木柄的起子放在桌子上,没有做声,眼睛则盯着他。
秦国涛看了看起子,马上低下了头。
不给他有更多思考的余地,我接着说道:
“认识这把起子吗?”
“这是我家的起子。”秦国涛回答着。
“知道我们拿你家的起子做什么的吗?”继续问道。
秦国头又低下了头。
我没有理睬他的态度,而是往下说道:
“秦国涛,我希望你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要认清形势。你做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你不说,我也知道,因为现场勘查都是我进行的,你在里面是怎么活动的,这从哪里进去的,又是从哪里出来的,是怎么作案的,我都明白,在这一点上,你说假话,不说话也没有用,我们有证据证实。叫你认清形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看你现在穿什么鞋?”
秦国涛顿了顿,才回答道:
“这是你们给我穿的鞋,我的鞋呢?”
“你说你的鞋在哪里呢?!你的鞋正被我们作为证据在使用!”我提高了声音。
“我的鞋怎么就是证据了?”秦国涛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这点,你自己清楚!”我毫不留情地说着。
“我真的不知道!”秦国涛语气里夹杂着强硬。
“你昨晚作案是穿这双鞋吧。”我不紧不慢的声音。
“你看见我昨晚穿了这双鞋?!”秦国涛的语气更是强硬。
我笑了笑,说道:
“我不但看见你穿了这双鞋,我还知道你右脚后跟外侧有一处被烟烧过的伤疤!”
“你在我家里看过我的鞋了,你当然知道那里有个伤疤。怎么了,这伤疤也犯法吗?法律规定鞋上不能有伤疤吗?!”秦国涛语气里充满了蔑视。
“鞋上有伤疤不犯法,但是,鞋上的伤疤却能证实你犯罪!证实你作案!证实你就是作案人!”我加强“犯罪”两字的语气。
秦国涛象泄气的皮球一样,无力地低垂着挺起的胸。
我将石膏模拿出来,放在桌面上,大声地说着:
“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不是你鞋印的模子,这里是不是和你鞋一样的有伤疤!你认识这个伤疤吗?!”
秦国涛看了看,将头低得更低了。
“你不说话,你就能过关吗?你不说话,我们就不能处理你吗?!你别打错了算盘!你可以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关你?!能不能判你的刑?!”我继续说着。
“我知道你虽然做了这样的事,然而,你不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现场还有不少钱,你都没有要,虽然你家里穷,虽然你家里非常需要钱,但是你却没有这么做,这证明你还没有坏到极点!你这么的做纯粹是一种泄愤的心理在作怪。你现在是泄愤了,同时你也将你自己和家毁了,你这么的做,真的的得不偿失啊!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而且孩子们都小,你还不争取一个好的态度,你真的想法律对你严惩吗?!你真的想法律从重判决你吗!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想想!”
秦国涛摇着头,开始用手抹擦着眼泪,并小声地哭了起来。
我停止了说话,抽着烟,看着秦国涛,我要给他思考和缓冲的时间。
一支烟抽完,我慢慢地说道:
“你家被扣的电视机、衣服、电扇都被送回去了。”
“什么?李队长,你刚才说什么?”秦国涛抬起了头,睁大眼睛看着我。
“李队长看你家孩子可怜,和张主任求情,将你家扣押的东西都还给你了!”阿安组长说道。
突然,秦国涛双脚一缩,跪在地上了,大声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李队长,你在我家看我鞋时,我就知道你已经认定了这事是我做的,我知道我是跑不了的了,我才跟着你们来的。我准备死也不承认的。
我恨计生办!我恨张主任!是他们将我家搞得这么的穷!搞得我不能安生!搞得我过不成年!搞得我和老婆吵架!我就是要烧他们,将他们烧干净!不然我这口气就无法出出来。
我人穷,我志不穷。我为什么要拿他们这些杂种的钱呢?!我怕弄脏了我的手!我只想烧,我想将他们烧得一干二净!
我几个可怜的孩子,都是我的错,让他们受苦受罪了,别人家过年是吃大鱼大肉,我们家是东借西借才过个年;她们跟着我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没有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我对不住她们,我对不住她们啊……”
秦国涛摇着头,抹着眼泪,无助地看着我,我一阵心酸,说道:
“站起来,坐着说吧,既然你事都做了,说清楚,争取个好态度,好好改造,早日回来和她们团聚,也早日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这次,秦国涛非常听话,站了起来,又坐下,继续抹眼泪。
我递上一支烟和一个火机,秦国涛接过去,打了几次火,才点燃了香烟,用力地抽着。
我们都等待着,一支烟抽完,秦国头又抹了抹眼泪,坚定地说道:
“李队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
我点了点头,说道:
“你和做笔录的人说吧。”
然后,我站了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案件情况,我都清楚,我没有必要再听,关键是我受不了他那无助的眼光!
院内阳光明媚,可感觉到阳光的温暖,一只小鸟正在枝头上欢快地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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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啊?”又是一个人问道。
“叫你送回去就送回去!问这么多干什么!”张主任提高了声音,板着脸,说道。
几个人慌忙离开了办公室。
看看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我们又坐了会,就和张主任告辞,张主任将我们送上车,并说着欢迎我们有空再来玩,下次一定要将酒喝好之类的话。
回到派出所后,我们和陈光辉队长简单地碰了下头,才知道,秦国涛还在继续抵抗,什么都不说。
“这样审查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我试试?”我问道。
“也好,也好。”陈队长忙说道。
几个人进了办公室,坐了下来。
“秦国涛!”我大声地说着。
秦国头抬头看了看,见是我在说话,马上回答了一句:“李队长,我在。”
我将红色木柄的起子放在桌子上,没有做声,眼睛则盯着他。
秦国涛看了看起子,马上低下了头。
不给他有更多思考的余地,我接着说道:
“认识这把起子吗?”
“这是我家的起子。”秦国涛回答着。
“知道我们拿你家的起子做什么的吗?”继续问道。
秦国头又低下了头。
我没有理睬他的态度,而是往下说道:
“秦国涛,我希望你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要认清形势。你做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你不说,我也知道,因为现场勘查都是我进行的,你在里面是怎么活动的,这从哪里进去的,又是从哪里出来的,是怎么作案的,我都明白,在这一点上,你说假话,不说话也没有用,我们有证据证实。叫你认清形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看你现在穿什么鞋?”
秦国涛顿了顿,才回答道:
“这是你们给我穿的鞋,我的鞋呢?”
“你说你的鞋在哪里呢?!你的鞋正被我们作为证据在使用!”我提高了声音。
“我的鞋怎么就是证据了?”秦国涛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这点,你自己清楚!”我毫不留情地说着。
“我真的不知道!”秦国涛语气里夹杂着强硬。
“你昨晚作案是穿这双鞋吧。”我不紧不慢的声音。
“你看见我昨晚穿了这双鞋?!”秦国涛的语气更是强硬。
我笑了笑,说道:
“我不但看见你穿了这双鞋,我还知道你右脚后跟外侧有一处被烟烧过的伤疤!”
“你在我家里看过我的鞋了,你当然知道那里有个伤疤。怎么了,这伤疤也犯法吗?法律规定鞋上不能有伤疤吗?!”秦国涛语气里充满了蔑视。
“鞋上有伤疤不犯法,但是,鞋上的伤疤却能证实你犯罪!证实你作案!证实你就是作案人!”我加强“犯罪”两字的语气。
秦国涛象泄气的皮球一样,无力地低垂着挺起的胸。
我将石膏模拿出来,放在桌面上,大声地说着:
“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不是你鞋印的模子,这里是不是和你鞋一样的有伤疤!你认识这个伤疤吗?!”
秦国涛看了看,将头低得更低了。
“你不说话,你就能过关吗?你不说话,我们就不能处理你吗?!你别打错了算盘!你可以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关你?!能不能判你的刑?!”我继续说着。
“我知道你虽然做了这样的事,然而,你不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现场还有不少钱,你都没有要,虽然你家里穷,虽然你家里非常需要钱,但是你却没有这么做,这证明你还没有坏到极点!你这么的做纯粹是一种泄愤的心理在作怪。你现在是泄愤了,同时你也将你自己和家毁了,你这么的做,真的的得不偿失啊!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而且孩子们都小,你还不争取一个好的态度,你真的想法律对你严惩吗?!你真的想法律从重判决你吗!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想想!”
秦国涛摇着头,开始用手抹擦着眼泪,并小声地哭了起来。
我停止了说话,抽着烟,看着秦国涛,我要给他思考和缓冲的时间。
一支烟抽完,我慢慢地说道:
“你家被扣的电视机、衣服、电扇都被送回去了。”
“什么?李队长,你刚才说什么?”秦国涛抬起了头,睁大眼睛看着我。
“李队长看你家孩子可怜,和张主任求情,将你家扣押的东西都还给你了!”阿安组长说道。
突然,秦国涛双脚一缩,跪在地上了,大声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李队长,你在我家看我鞋时,我就知道你已经认定了这事是我做的,我知道我是跑不了的了,我才跟着你们来的。我准备死也不承认的。
我恨计生办!我恨张主任!是他们将我家搞得这么的穷!搞得我不能安生!搞得我过不成年!搞得我和老婆吵架!我就是要烧他们,将他们烧干净!不然我这口气就无法出出来。
我人穷,我志不穷。我为什么要拿他们这些杂种的钱呢?!我怕弄脏了我的手!我只想烧,我想将他们烧得一干二净!
我几个可怜的孩子,都是我的错,让他们受苦受罪了,别人家过年是吃大鱼大肉,我们家是东借西借才过个年;她们跟着我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没有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我对不住她们,我对不住她们啊……”
秦国涛摇着头,抹着眼泪,无助地看着我,我一阵心酸,说道:
“站起来,坐着说吧,既然你事都做了,说清楚,争取个好态度,好好改造,早日回来和她们团聚,也早日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这次,秦国涛非常听话,站了起来,又坐下,继续抹眼泪。
我递上一支烟和一个火机,秦国涛接过去,打了几次火,才点燃了香烟,用力地抽着。
我们都等待着,一支烟抽完,秦国头又抹了抹眼泪,坚定地说道:
“李队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
我点了点头,说道:
“你和做笔录的人说吧。”
然后,我站了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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