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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复杂了,不论对圣主还是对来护儿本人来说,局势都太复杂了。
强行发动二次东征的风险之大人所皆知,圣主和中枢对此也做了充分考虑并拟制了多套应急预案,其中最有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的危机有两个,一是叛乱军队断绝了南北大运河,一是激进保守势力乘机发动军事政变,圣主和中枢的对策是,把保护南北大运河的重任交给齐王杨喃和崔弘升,哪条运河断了就砍哪个的脑袋,而军事政变最终肯定会演变成皇统大战,单纯的军事政变掀不起风浪,所以圣主改变了皇统继承原则,亲自发动了新一轮皇统大战,试图以分裂保守势力来扼杀可能存在的军事政变,但事违人愿,越是担心害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军事政变还是爆发了,而且断绝了大运河,两个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失败的危机一起爆发了。
来护儿在去年的东都风暴中不但安然无恙,还加官晋爵,以右翊卫大将军的身份代表军方参与了二次东征的决策和相关应急预案的拟制,所以他对最高层的权力博弈了解甚多,比如李子雄和董纯先后复出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把坐镇黎阳督办粮草的重任交给杨玄感。这三位军政大佬的使用很不妥当,隐患很大,而当下局势突变恰恰就和这三位军政大佬有直接关系。
当时中枢决策层的争论非常激烈,但皇统之争始终是一把高悬的利剑,是中土政治的噩梦,让所有人都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畏惧,实际上自有记载以来历朝历代的皇统之争都直接影响到了国祚命运,而关陇在崛起的短短数十年里其国祚更迭和皇统之争尤为密切,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皇统大战史,而圣主和这一代的中枢大员们更是从残酷的皇统大战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幸存者,所以“皇统”就是他们灵魂中的梦魇,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面对这个“梦魇”,还在这个恐怖的“梦魇”中颤栗和呻吟,如此心态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当他们迫于政治理念上的不同而不得不抛弃齐王杨喃之后,他们就难以选择了,一拖再拖,拖不下去了,就拿出了一个“群王争储”之策,试图以分裂朝堂上的保守力量来达到继续拖延皇统大战爆发之目的,于是在李子雄和董纯的使用上,最终还是满足了齐王的要求,先安抚齐王,稳住他,并对其他诸王及其背后势力形成有效钳制,等到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了,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基本实现了,中外局势进入一个相对长的平稳期,圣主和中枢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内政务上,全力以赴解决皇统危机。
在杨玄感的使用上则代表性地体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博弈。
圣主对杨玄感还是信任的,与以杨玄感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联盟还是牢固的。当初圣主之所以能够赢得皇统大战,与当时的老越国公杨素的鼎力支持有直接关系,如果老越国公杨素未能“击败”先帝的第一辅臣高颍,太子杨勇就不会在皇统大战中一败涂地。问题就出在这里,太子杨勇和第一权臣高颍的联盟太强大了,老越国公杨素哪来的动力、勇气和信心誓死一搏？圣主用什么条件打动了杨素,换来杨素的支持？
迁都洛阳,圣主就是用迁都洛阳换来了老越国公杨素及以其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全力支持。
中土统一了,要进行大一统改革,权利和财富要再分配,利益格局要重新划分,而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若想在中土统一的“大蛋糕”上拿到最大的一块,最好的最便捷的且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把都城迁到洛阳,如此就能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地“击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从而遏制和削弱这个自关陇崛起以来就始终最大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着国祚命运的政治集团。
京师所在,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就是权力和财富集中之地,这个所在地域的豪门世家理所当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三足鼎立时期,割据称霸,生存危机大,需要“齐心协力”,这个“蛋糕”分配的矛盾尚在可控制范围内。统一了,大环境彻底改变了,这个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关陇贵族集团“胃口”大开,越吃越过瘾,越吃越多,但山东人、江左人不于了,这都统一了,大家都在一块田里耕作,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为何你吃两碗,我只能吃半碗？这不公平啊。不公平就要改革,先帝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多分一点,这样矛盾就小了。当时百废俱兴,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但很快,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蛋糕”再想做大就难了,这个办法就不行了,于是矛盾又激烈了。
这时候圣主的激进改革理念出现了,“蛋糕”做不大就只有大刀阔斧的重新制定利益分配格局,而第一步就是迁都。
迁都之议,在先帝时就有了,但当时迁都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国力大发展后,迁都洛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基本成熟,关键就是利益格局难以打破,而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既得利益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不加快改革步伐已经不行了,所以圣主的这一政治理念不但赢得了先帝的支持,赢得了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以弘农杨氏为核心... -->>
局势复杂了,不论对圣主还是对来护儿本人来说,局势都太复杂了。
强行发动二次东征的风险之大人所皆知,圣主和中枢对此也做了充分考虑并拟制了多套应急预案,其中最有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的危机有两个,一是叛乱军队断绝了南北大运河,一是激进保守势力乘机发动军事政变,圣主和中枢的对策是,把保护南北大运河的重任交给齐王杨喃和崔弘升,哪条运河断了就砍哪个的脑袋,而军事政变最终肯定会演变成皇统大战,单纯的军事政变掀不起风浪,所以圣主改变了皇统继承原则,亲自发动了新一轮皇统大战,试图以分裂保守势力来扼杀可能存在的军事政变,但事违人愿,越是担心害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军事政变还是爆发了,而且断绝了大运河,两个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失败的危机一起爆发了。
来护儿在去年的东都风暴中不但安然无恙,还加官晋爵,以右翊卫大将军的身份代表军方参与了二次东征的决策和相关应急预案的拟制,所以他对最高层的权力博弈了解甚多,比如李子雄和董纯先后复出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把坐镇黎阳督办粮草的重任交给杨玄感。这三位军政大佬的使用很不妥当,隐患很大,而当下局势突变恰恰就和这三位军政大佬有直接关系。
当时中枢决策层的争论非常激烈,但皇统之争始终是一把高悬的利剑,是中土政治的噩梦,让所有人都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畏惧,实际上自有记载以来历朝历代的皇统之争都直接影响到了国祚命运,而关陇在崛起的短短数十年里其国祚更迭和皇统之争尤为密切,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皇统大战史,而圣主和这一代的中枢大员们更是从残酷的皇统大战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幸存者,所以“皇统”就是他们灵魂中的梦魇,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面对这个“梦魇”,还在这个恐怖的“梦魇”中颤栗和呻吟,如此心态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当他们迫于政治理念上的不同而不得不抛弃齐王杨喃之后,他们就难以选择了,一拖再拖,拖不下去了,就拿出了一个“群王争储”之策,试图以分裂朝堂上的保守力量来达到继续拖延皇统大战爆发之目的,于是在李子雄和董纯的使用上,最终还是满足了齐王的要求,先安抚齐王,稳住他,并对其他诸王及其背后势力形成有效钳制,等到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了,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基本实现了,中外局势进入一个相对长的平稳期,圣主和中枢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内政务上,全力以赴解决皇统危机。
在杨玄感的使用上则代表性地体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博弈。
圣主对杨玄感还是信任的,与以杨玄感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联盟还是牢固的。当初圣主之所以能够赢得皇统大战,与当时的老越国公杨素的鼎力支持有直接关系,如果老越国公杨素未能“击败”先帝的第一辅臣高颍,太子杨勇就不会在皇统大战中一败涂地。问题就出在这里,太子杨勇和第一权臣高颍的联盟太强大了,老越国公杨素哪来的动力、勇气和信心誓死一搏？圣主用什么条件打动了杨素,换来杨素的支持？
迁都洛阳,圣主就是用迁都洛阳换来了老越国公杨素及以其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全力支持。
中土统一了,要进行大一统改革,权利和财富要再分配,利益格局要重新划分,而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若想在中土统一的“大蛋糕”上拿到最大的一块,最好的最便捷的且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把都城迁到洛阳,如此就能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地“击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从而遏制和削弱这个自关陇崛起以来就始终最大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着国祚命运的政治集团。
京师所在,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就是权力和财富集中之地,这个所在地域的豪门世家理所当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三足鼎立时期,割据称霸,生存危机大,需要“齐心协力”,这个“蛋糕”分配的矛盾尚在可控制范围内。统一了,大环境彻底改变了,这个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关陇贵族集团“胃口”大开,越吃越过瘾,越吃越多,但山东人、江左人不于了,这都统一了,大家都在一块田里耕作,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为何你吃两碗,我只能吃半碗？这不公平啊。不公平就要改革,先帝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多分一点,这样矛盾就小了。当时百废俱兴,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但很快,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蛋糕”再想做大就难了,这个办法就不行了,于是矛盾又激烈了。
这时候圣主的激进改革理念出现了,“蛋糕”做不大就只有大刀阔斧的重新制定利益分配格局,而第一步就是迁都。
迁都之议,在先帝时就有了,但当时迁都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国力大发展后,迁都洛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基本成熟,关键就是利益格局难以打破,而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既得利益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不加快改革步伐已经不行了,所以圣主的这一政治理念不但赢得了先帝的支持,赢得了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以弘农杨氏为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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