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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渠的安全的确重要,所以圣主才命令杨玄感坐镇黎阳,确保永济渠上游的安全,以崔弘升为河北讨捕大使,戍守永济渠的中段,任命段达为涿郡留守,确保永济渠下游的安全,三位重臣,三路军队,由南而北,全线护卫,永济渠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年初崔弘升剿贼得力,河北豆子岗、平原诸贼皆仓皇渡河南逃,河北形势因此好转,这显然也有助于永济渠的安全。当然了,河北贼还没有剿杀于净,一些胆大妄为的余孽依旧可能劫掠永济渠,但他们都是乌合之众,威胁不了永济渠,因此,樊子盖认为,东都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河北永济渠,而应该全神贯注于河南通济渠。
另外,樊子盖坚持认为,东都应该马上出兵通济渠,以对优势,给白发贼以致命打击。
白发贼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对钱粮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也是他四处游击以战养战的原因所在。不久前他在齐郡战场上遭遇重挫,本以为他要逃回蒙山休整一段时间,哪料到他突然西进中原,再一次杀到了通济渠。从表面上看,他的目的是劫掠通济渠,但真相当真如此简单？
樊子盖点到即止,说到这里就不说了,再说下去就触及到了政治上的敏感处,可能会犯了越王杨侗的忌讳。皇统之争的结局向来很残酷很血腥,父子相残兄弟阋墙,人伦悲剧一次次上演,鲜血和眼泪淹没了皇族,怎一个惨字了得,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禁忌区,一个不慎就会带来杀身之祸,樊子盖可不想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头颅。
实际上樊子盖很想直言不讳地告诉越王杨侗,这次通济渠危机的真相就是皇统之争,就是你叔父齐王杨喃试图以武力要挟圣主,重新夺回皇统继承权,所以这次通济渠危机非同小可,一旦处置失当,极有可能演变成兵变。如果齐王杨喃“疯狂”了,联合白发贼攻打东都,那就不是通济渠是否安全,东征能否能够取胜的问题了,而是要爆发一场席卷整个中土的大风暴,后果不堪设想。
为未雨绸缪,为防患于未然,乘着事态尚未失控,乘着齐王杨喃尚在齐鲁,乘着通济渠危机尚未扩大蔓延之前,于净利落的摧毁白发贼,把一场可能会爆发的大风暴扼杀在萌芽状态,肯定是正确的策略,退一步说,即便杀鸡用牛刀,搞得太夸张了,让政敌诟病,留下笑柄,但相比事态失控后可能会导致的恐怖后果,这个代价的付出完全值得。
樊子盖的理由很充分,分析推演都有说服力,表现得非常自信,但崔赜一句话就把他的信心摧毁了。
“卫府直接听命于圣主,不受越王的调遣,亦不受东都留守府的调遣。”
樊子盖哑口无言。
从律法上来说,军政分家,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掌握发兵权,十二卫府只有统兵权,所以除了皇帝,没人可以调遣十二卫府的军队,但特殊情况下,比如依据军兴之法（战时制度）,比如有皇帝的先期授权,大臣还是有特定的发兵权。现在圣主远征去了,而通济渠又爆发了危机,急需东都调兵遣将去剿贼,这就属于特殊情况,做为留守东都的越王有权实施军兴之法,但前提是,要征得留守中枢大臣和卫戍东都的十二卫府将军们的同意,因为剿贼不仅需要军队的支持,还需要财政上的支持。
樊子盖虽然是留守东都的第一大臣,但他的权力倍受掣肘和限制,他既代表不了留守中枢大臣们的意见,也无法直接指挥十二卫府,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越王杨侗,由越王出面扛“大旗”,在前方冲锋陷阵,摇旗呐喊,而他躲在幕后“遥控”,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圣主为了防备权臣利用越王牟取不当利益甚至耍阴谋,当然要保护越王,而这正是越王府长史崔赜的责任。
崔赜一眼就看穿了樊子盖的“阴谋”,毫不客气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不到万不得已,越王绝不会介入军方事务,更不会向十二卫府发号施令。对于拥有皇统继承权的亲王来说,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尤其不要与军方产生瓜葛。在皇统的争夺中,军队的支持虽然不可或缺,但军队支持与否,与你和军方保持密切关系,甚至直接介入军方事务,完全是两回事。
樊子盖郁愤不已,忍不住质问崔赜,“通济渠危机日益严重,东都却置若罔闻,任其恶化,若事态因此而失控,将来如何向圣主交代？”
“你是东都留守,不是河南留守,更不是通济渠留守。”崔赜揶揄道,“通济渠危机,与你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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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渠的安全的确重要,所以圣主才命令杨玄感坐镇黎阳,确保永济渠上游的安全,以崔弘升为河北讨捕大使,戍守永济渠的中段,任命段达为涿郡留守,确保永济渠下游的安全,三位重臣,三路军队,由南而北,全线护卫,永济渠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年初崔弘升剿贼得力,河北豆子岗、平原诸贼皆仓皇渡河南逃,河北形势因此好转,这显然也有助于永济渠的安全。当然了,河北贼还没有剿杀于净,一些胆大妄为的余孽依旧可能劫掠永济渠,但他们都是乌合之众,威胁不了永济渠,因此,樊子盖认为,东都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河北永济渠,而应该全神贯注于河南通济渠。
另外,樊子盖坚持认为,东都应该马上出兵通济渠,以对优势,给白发贼以致命打击。
白发贼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对钱粮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也是他四处游击以战养战的原因所在。不久前他在齐郡战场上遭遇重挫,本以为他要逃回蒙山休整一段时间,哪料到他突然西进中原,再一次杀到了通济渠。从表面上看,他的目的是劫掠通济渠,但真相当真如此简单？
樊子盖点到即止,说到这里就不说了,再说下去就触及到了政治上的敏感处,可能会犯了越王杨侗的忌讳。皇统之争的结局向来很残酷很血腥,父子相残兄弟阋墙,人伦悲剧一次次上演,鲜血和眼泪淹没了皇族,怎一个惨字了得,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禁忌区,一个不慎就会带来杀身之祸,樊子盖可不想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头颅。
实际上樊子盖很想直言不讳地告诉越王杨侗,这次通济渠危机的真相就是皇统之争,就是你叔父齐王杨喃试图以武力要挟圣主,重新夺回皇统继承权,所以这次通济渠危机非同小可,一旦处置失当,极有可能演变成兵变。如果齐王杨喃“疯狂”了,联合白发贼攻打东都,那就不是通济渠是否安全,东征能否能够取胜的问题了,而是要爆发一场席卷整个中土的大风暴,后果不堪设想。
为未雨绸缪,为防患于未然,乘着事态尚未失控,乘着齐王杨喃尚在齐鲁,乘着通济渠危机尚未扩大蔓延之前,于净利落的摧毁白发贼,把一场可能会爆发的大风暴扼杀在萌芽状态,肯定是正确的策略,退一步说,即便杀鸡用牛刀,搞得太夸张了,让政敌诟病,留下笑柄,但相比事态失控后可能会导致的恐怖后果,这个代价的付出完全值得。
樊子盖的理由很充分,分析推演都有说服力,表现得非常自信,但崔赜一句话就把他的信心摧毁了。
“卫府直接听命于圣主,不受越王的调遣,亦不受东都留守府的调遣。”
樊子盖哑口无言。
从律法上来说,军政分家,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掌握发兵权,十二卫府只有统兵权,所以除了皇帝,没人可以调遣十二卫府的军队,但特殊情况下,比如依据军兴之法（战时制度）,比如有皇帝的先期授权,大臣还是有特定的发兵权。现在圣主远征去了,而通济渠又爆发了危机,急需东都调兵遣将去剿贼,这就属于特殊情况,做为留守东都的越王有权实施军兴之法,但前提是,要征得留守中枢大臣和卫戍东都的十二卫府将军们的同意,因为剿贼不仅需要军队的支持,还需要财政上的支持。
樊子盖虽然是留守东都的第一大臣,但他的权力倍受掣肘和限制,他既代表不了留守中枢大臣们的意见,也无法直接指挥十二卫府,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越王杨侗,由越王出面扛“大旗”,在前方冲锋陷阵,摇旗呐喊,而他躲在幕后“遥控”,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圣主为了防备权臣利用越王牟取不当利益甚至耍阴谋,当然要保护越王,而这正是越王府长史崔赜的责任。
崔赜一眼就看穿了樊子盖的“阴谋”,毫不客气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不到万不得已,越王绝不会介入军方事务,更不会向十二卫府发号施令。对于拥有皇统继承权的亲王来说,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尤其不要与军方产生瓜葛。在皇统的争夺中,军队的支持虽然不可或缺,但军队支持与否,与你和军方保持密切关系,甚至直接介入军方事务,完全是两回事。
樊子盖郁愤不已,忍不住质问崔赜,“通济渠危机日益严重,东都却置若罔闻,任其恶化,若事态因此而失控,将来如何向圣主交代？”
“你是东都留守,不是河南留守,更不是通济渠留守。”崔赜揶揄道,“通济渠危机,与你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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