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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法尚面色骤冷,“在荣公眼里,水师六万将士的性命就如草芥蚁蝼般无足轻重？平壤一战,关系到东征成败,中土兴衰,不能这么打,更不能白白葬送水师六万将士的性命。”
来护儿目露杀气,斩钉截铁,“某意已决,不可更改。”
周法尚顿时怒气上涌,杀气凛冽,“若荣公一意孤行,兵败平壤,致使东征失利,由此引起的一切恶果,你能否一力承当？”
来护儿夷然不惧,正想力压周法尚,崔君肃却站了起来,冲着两人连连摇手,“荣公,樵公,切莫动怒,更不要意气用事。关键时刻,决策不能有丝毫错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事在某看来,圣主之所以有此密诏,肯定是被迫无奈,否则绝无可能让水师行险一搏。”
崔君肃指了指铺在案几上的密诏,眉头紧皱,忧色重重,“圣主的诏令不可违抗,但正如樵公所说,仗不能这么打,不能因为要遵从圣主的诏令就置将士们的性命于不顾,让他们白白送死。某提议,两位应该冷静思考对策,看看能否找到一个既不违抗圣主诏令,又能最大程度保全水师实力,同时又能兼顾到东征大局的稳妥计策。”
来护儿稍加沉吟后,微微颔首,接受了崔君肃的提议。
从大局来说,他不得不向周法尚让步,如果他一意孤行,与周法尚对立,平壤一战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来氏做为江淮豪门,在中土三足鼎立期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谁占据了江淮,来氏就效命于谁,所以来氏并不真正属于江左贵族集团。关陇人统一了大河流域,占据了中土北方疆域,来氏遂效命于关陇,并帮助关陇人平定了江左。圣主镇戍江左期间,以扬州为治所,借助江淮人的力量,不但稳定和繁荣了江左,还增强了自身实力,而圣主的实力就源自以他为核心的、以江淮贵族和江左贵族为主要力量的新的江左贵族集团。
来护儿做为江淮豪门,在新的江左贵族集团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周法尚做为江左旧臣,则是以衣冠南渡而来的侨姓贵族和江南本土贵族为主的老江左贵族集团的鼎柱。由此可知,在新的江左贵族集团中,江淮人和江左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来护儿和周法尚代表着不同的贵族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中土水师是在江左水师的基础上扩建的,江淮人在水师中只占据一小部分。圣主在东征期间,之所以士周法尚负责水师日常事务,原因就在于此。周法尚在水师中的威信很高,水师中的江左人都尊奉周法尚,而对来护儿有相当的抵触情绪,原因无他,平定江左的时候来护儿冲锋在前,后来平定江左叛乱的时候,来护儿又是血腥杀戮,来护儿的大部分功勋都是建立在江左人的累累白骨上,试想如此仇怨,江左人岂会尊奉来护儿？
现在来护儿要遵从圣主诏令,要以水师的单薄力量去攻打平壤城,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决策、一句话而已,但对水师六万将士来说,付出的却是鲜血和生命,而他们的死亡,对江左人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是江左政治集团在军方利益的巨大损失,所以周法尚不可能支持来护儿的决策,即便来护儿确实是遵从圣主的诏令,但这个诏令根本无视军事常识,无视战场实际,无视水师将士的性命,无视江左人的利益,江左人岂肯乖乖就范？这可不是赔本赚吆喝,而是赔本了,还要承担东征失利之责,江左人哭都找不到地方。
来护儿是水师最高决策者,他已经决策了,要遵从圣主诏令攻打平壤,而水师长史崔君肃也支持了他,明确表示,圣主的诏令不可违抗,如此一来,执行这一决策的最大阻力就是周法尚,因此,崔君肃提出来的所谓的寻求稳妥之策,也就是暗示周法尚,在具体的攻打计策上可以向他让步,可以由他先行拿出一个攻打平壤的方案,先照顾他的利益,然后三个人再商量着办。
周法尚也不客气,他以强势手段逼迫来护儿让步,目的就在于此。
这一仗,仅靠水师力量肯定拿不下平壤,唯有与陆路大军联手,水陆夹击方有一线希望,但按照圣主的诏令,水师又必须抢先发动攻击,否则无法向圣主和中枢交待,然而,水师一旦抢攻失败,并遭遇了重大损失,那么也就丧失了实施水陆夹击之策的基本条件。
换句话说,如果今年东征失利,承担主要责任的是水师,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都要倒霉,重则掉脑袋,轻则除名为民。而三个人于情于理都不能把责任推给圣主和中枢,更不能把圣主密诏的事情说出来。圣主为什么下密诏？就是防患于未然,就是要水师主动承担失利的责任。要知道圣主密诏一旦大白于天下,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圣主和中枢的,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恶果,圣主和中枢肯定承受不起,所以这个责任必须由来护儿三个人来承担。当然了,圣主和中枢也不会亏待他们,迟早都会给他们丰厚的回报。
这时候,周法尚就必须问一句了,为什么圣主和中枢要改变攻击决策,让水师抢攻平壤,行险一搏？无疑,圣主和中枢已经对陆路大军不抱希望了,不指望他们会不惜代价拿下平壤了,而原因肯定是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为什么矛盾会激化到如此地步？看看东征策略导致的后果就知道了,圣主和政界大佬们为了以外交手段解决远东危机,置军方意见于不顾,非要与高句丽人谈判,结果三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在辽东城下。这证明圣主和中枢的东征策略是错误的,但他们为了挽救危局,又不顾军方的反对,强行实施段文振遗策,这实际上是用可以预见的更大的错误来弥补之前所犯下的小错误,而由此导致的后果必然由军方来承担,军方当然不于了,当然要阳奉阴违了,甚至会故意制造不可克服的困难,迫使圣主和中枢下诏撤军。如此一来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圣主和中枢的,他们在政治上必然面临空前危机,而政治上的失败必将给圣主和中枢以沉重一击,后果之严重难以想像。
周法尚的质问,让来护儿和崔君肃“清醒”了一点,而正是这点“清醒”,让两人惊悸不安。
很显然,这是圣主和中枢的一个政治手段,一个政治上的预防措施。
平壤一战,如果水师按照预定计划,与陆路大军联手,水陆夹击,攻陷平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圣主和中枢根本没办法给平壤前线几十万大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在没有奇迹发生的情况下,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高句丽人应该能坚持下来,中土的陆路大军最多打个十天半月就会后撤。
陆路大军一撤,也就意味着今年的东征失利了,而失利的责任都是圣主和中枢的。面对这一最有可能变成事实的推演,圣主和中枢不得不使用政治手段来预防万一,而办法就是牺牲水师,让水师抢攻平壤,行险一搏,水师若创造了奇迹,功劳是圣主和中枢的,反之,若水师失败了,水陆夹击之策无法实施,陆路大军不得不后撤,也就巧妙掩盖了圣主和中枢根本无法给陆路大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掩盖,也就把圣主和中枢强行实施段文振遗策的... -->>
周法尚面色骤冷,“在荣公眼里,水师六万将士的性命就如草芥蚁蝼般无足轻重？平壤一战,关系到东征成败,中土兴衰,不能这么打,更不能白白葬送水师六万将士的性命。”
来护儿目露杀气,斩钉截铁,“某意已决,不可更改。”
周法尚顿时怒气上涌,杀气凛冽,“若荣公一意孤行,兵败平壤,致使东征失利,由此引起的一切恶果,你能否一力承当？”
来护儿夷然不惧,正想力压周法尚,崔君肃却站了起来,冲着两人连连摇手,“荣公,樵公,切莫动怒,更不要意气用事。关键时刻,决策不能有丝毫错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事在某看来,圣主之所以有此密诏,肯定是被迫无奈,否则绝无可能让水师行险一搏。”
崔君肃指了指铺在案几上的密诏,眉头紧皱,忧色重重,“圣主的诏令不可违抗,但正如樵公所说,仗不能这么打,不能因为要遵从圣主的诏令就置将士们的性命于不顾,让他们白白送死。某提议,两位应该冷静思考对策,看看能否找到一个既不违抗圣主诏令,又能最大程度保全水师实力,同时又能兼顾到东征大局的稳妥计策。”
来护儿稍加沉吟后,微微颔首,接受了崔君肃的提议。
从大局来说,他不得不向周法尚让步,如果他一意孤行,与周法尚对立,平壤一战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来氏做为江淮豪门,在中土三足鼎立期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谁占据了江淮,来氏就效命于谁,所以来氏并不真正属于江左贵族集团。关陇人统一了大河流域,占据了中土北方疆域,来氏遂效命于关陇,并帮助关陇人平定了江左。圣主镇戍江左期间,以扬州为治所,借助江淮人的力量,不但稳定和繁荣了江左,还增强了自身实力,而圣主的实力就源自以他为核心的、以江淮贵族和江左贵族为主要力量的新的江左贵族集团。
来护儿做为江淮豪门,在新的江左贵族集团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周法尚做为江左旧臣,则是以衣冠南渡而来的侨姓贵族和江南本土贵族为主的老江左贵族集团的鼎柱。由此可知,在新的江左贵族集团中,江淮人和江左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来护儿和周法尚代表着不同的贵族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中土水师是在江左水师的基础上扩建的,江淮人在水师中只占据一小部分。圣主在东征期间,之所以士周法尚负责水师日常事务,原因就在于此。周法尚在水师中的威信很高,水师中的江左人都尊奉周法尚,而对来护儿有相当的抵触情绪,原因无他,平定江左的时候来护儿冲锋在前,后来平定江左叛乱的时候,来护儿又是血腥杀戮,来护儿的大部分功勋都是建立在江左人的累累白骨上,试想如此仇怨,江左人岂会尊奉来护儿？
现在来护儿要遵从圣主诏令,要以水师的单薄力量去攻打平壤城,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决策、一句话而已,但对水师六万将士来说,付出的却是鲜血和生命,而他们的死亡,对江左人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是江左政治集团在军方利益的巨大损失,所以周法尚不可能支持来护儿的决策,即便来护儿确实是遵从圣主的诏令,但这个诏令根本无视军事常识,无视战场实际,无视水师将士的性命,无视江左人的利益,江左人岂肯乖乖就范？这可不是赔本赚吆喝,而是赔本了,还要承担东征失利之责,江左人哭都找不到地方。
来护儿是水师最高决策者,他已经决策了,要遵从圣主诏令攻打平壤,而水师长史崔君肃也支持了他,明确表示,圣主的诏令不可违抗,如此一来,执行这一决策的最大阻力就是周法尚,因此,崔君肃提出来的所谓的寻求稳妥之策,也就是暗示周法尚,在具体的攻打计策上可以向他让步,可以由他先行拿出一个攻打平壤的方案,先照顾他的利益,然后三个人再商量着办。
周法尚也不客气,他以强势手段逼迫来护儿让步,目的就在于此。
这一仗,仅靠水师力量肯定拿不下平壤,唯有与陆路大军联手,水陆夹击方有一线希望,但按照圣主的诏令,水师又必须抢先发动攻击,否则无法向圣主和中枢交待,然而,水师一旦抢攻失败,并遭遇了重大损失,那么也就丧失了实施水陆夹击之策的基本条件。
换句话说,如果今年东征失利,承担主要责任的是水师,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都要倒霉,重则掉脑袋,轻则除名为民。而三个人于情于理都不能把责任推给圣主和中枢,更不能把圣主密诏的事情说出来。圣主为什么下密诏？就是防患于未然,就是要水师主动承担失利的责任。要知道圣主密诏一旦大白于天下,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圣主和中枢的,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恶果,圣主和中枢肯定承受不起,所以这个责任必须由来护儿三个人来承担。当然了,圣主和中枢也不会亏待他们,迟早都会给他们丰厚的回报。
这时候,周法尚就必须问一句了,为什么圣主和中枢要改变攻击决策,让水师抢攻平壤,行险一搏？无疑,圣主和中枢已经对陆路大军不抱希望了,不指望他们会不惜代价拿下平壤了,而原因肯定是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为什么矛盾会激化到如此地步？看看东征策略导致的后果就知道了,圣主和政界大佬们为了以外交手段解决远东危机,置军方意见于不顾,非要与高句丽人谈判,结果三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在辽东城下。这证明圣主和中枢的东征策略是错误的,但他们为了挽救危局,又不顾军方的反对,强行实施段文振遗策,这实际上是用可以预见的更大的错误来弥补之前所犯下的小错误,而由此导致的后果必然由军方来承担,军方当然不于了,当然要阳奉阴违了,甚至会故意制造不可克服的困难,迫使圣主和中枢下诏撤军。如此一来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圣主和中枢的,他们在政治上必然面临空前危机,而政治上的失败必将给圣主和中枢以沉重一击,后果之严重难以想像。
周法尚的质问,让来护儿和崔君肃“清醒”了一点,而正是这点“清醒”,让两人惊悸不安。
很显然,这是圣主和中枢的一个政治手段,一个政治上的预防措施。
平壤一战,如果水师按照预定计划,与陆路大军联手,水陆夹击,攻陷平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圣主和中枢根本没办法给平壤前线几十万大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在没有奇迹发生的情况下,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高句丽人应该能坚持下来,中土的陆路大军最多打个十天半月就会后撤。
陆路大军一撤,也就意味着今年的东征失利了,而失利的责任都是圣主和中枢的。面对这一最有可能变成事实的推演,圣主和中枢不得不使用政治手段来预防万一,而办法就是牺牲水师,让水师抢攻平壤,行险一搏,水师若创造了奇迹,功劳是圣主和中枢的,反之,若水师失败了,水陆夹击之策无法实施,陆路大军不得不后撤,也就巧妙掩盖了圣主和中枢根本无法给陆路大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掩盖,也就把圣主和中枢强行实施段文振遗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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