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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苏城撰写的《三角债的危机》在《经济日报》发表。由于是热门事件，紧贴时政，又有大华实业的背景傍身。这篇文章出现在了二版。
紧接着，由笔杆子们撰写，苏城审阅的数篇文章，出现在了数家全国性报刊上，彻底引爆了“三角债”话题。
短短的几天里，关于三角债的稿件雪片般的投向各大媒体。
在国务院的摸底结束之前，三角债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没有人真的清楚。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处于不同的地区环境，就会有不同的认识。
越是面向企业，处在上游的工厂，债务状况就越糟糕，如煤炭、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不讨债就发不出工资，自然觉得三角债可恶糟糕至极。越是面向终端用户，处在下游的企业，债务问题就越轻松，如家电、外贸、交通、电力等企业，往往是他们拖欠供货单位的款子，不仅现金流充沛，还能获得不少的隐性收入，于是就很难感受到三角债的危险，甚至暗自欣喜。
着眼于局部地区，重工业和原料企业多的地方，三角债问题就严重，轻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地区，三角债问题就轻松。国家拨款的非生产部门人员，如军队和行政机关，倒是觉得手上现金的威力大增。
各方感受不同，也就有了媒体间的论战。
反对者并不止童大林和周市长，自觉轻松并觉得全国都轻松的高层不在少数。上至国务院，下至乡镇区县，不停的有人发表署名文章，抨击苏城和其他“危机论”者。
这些文章，或批驳、或宽慰，其中又以外经贸部的某领导的提法最有市场：“相信国家能够解决三角债问题”一度喧嚣直上云端。
就连秦筠私下里也觉得，三角债问题就算再严重，国家只要出面，就一定能处理好。
对此，苏城只能报以苦笑。任何政权，都有无法处理的经济问题。以中国现在的家底，要想处理三角债，就得由银行无限制的放贷，不仅再造通货膨胀，而且要承受更多的坏账和呆账。最糟糕的是，1990年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通缩的通道，等于说，要想和平解决三角债问题，就得承担重回1989年经济的恶果。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1989年近乎崩溃或者已经崩溃的经济，最终由全社会买单，而三角债问题再严重。也不过是由企业买单。
因此，和平解决三角债问题并非不可能，而是成本比爆发还要高。最终的结果，只会着眼于损失多少。
苏城觉得，提前两个月引发三角债的论战，也许能挽救一些有心人。至于泥足深陷者，就不是他所能影响的了。
3月刚过，天气乍暖还凉。
祁蒙等人风尘仆仆的回到了京城。连续走访了三个月之后，十数只调研组完成了摸底工作，集合在一个房间里，开始汇报工作，汇集结论。
这一汇集，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情况之严重，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每个人都调研一个省到两个省，分别到下面的区县地区，以及国营大厂深入调查，得出的报告也是本地区的。在信息没那么通畅的情况下，互相之间也不好通消息，因此，调研组即使得到了糟糕的结论，也会私下里安慰，我们调研的地区可能是最严重的。
如今，大家的报告都出笼了，简单的互相印证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我们调研的地方，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
或者说，每个地方的问题都是极严重的。
刚出差回来的人，本想报告一番就回去洗澡睡觉。可是把各地的数据一看，主任就发话了：“得，都别休息了，开会吧。”
连续两天，开了三场会。头天还是体改委的人，接着就包括了国务院和发改委，然后又增加了相关的部委。
信息很快报告到了上面，会议的规格也越开越高，时间越开越长，最后上了常委会。
这个时候，媒体间的讨论还在继续，参与的人数看似没有减少，但参与者的级别却降了一个层级。
先前还发表署名文章的外贸部、政策研究所、国务院的同志，再也没有出现过。即使是论点正确的人，也不再出言了。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论战已然尘埃落定，剩下的是如何处理实际情况了。这个时候，反对者不敢说话，赞成者也不想被卷入其中——若是被派遣治理三角债，说不定会好事变坏事。这可是火山口上的买卖。
中央的调子减弱了，并未立刻传导到地方上。... -->>
2月21日。苏城撰写的《三角债的危机》在《经济日报》发表。由于是热门事件，紧贴时政，又有大华实业的背景傍身。这篇文章出现在了二版。
紧接着，由笔杆子们撰写，苏城审阅的数篇文章，出现在了数家全国性报刊上，彻底引爆了“三角债”话题。
短短的几天里，关于三角债的稿件雪片般的投向各大媒体。
在国务院的摸底结束之前，三角债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没有人真的清楚。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处于不同的地区环境，就会有不同的认识。
越是面向企业，处在上游的工厂，债务状况就越糟糕，如煤炭、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不讨债就发不出工资，自然觉得三角债可恶糟糕至极。越是面向终端用户，处在下游的企业，债务问题就越轻松，如家电、外贸、交通、电力等企业，往往是他们拖欠供货单位的款子，不仅现金流充沛，还能获得不少的隐性收入，于是就很难感受到三角债的危险，甚至暗自欣喜。
着眼于局部地区，重工业和原料企业多的地方，三角债问题就严重，轻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地区，三角债问题就轻松。国家拨款的非生产部门人员，如军队和行政机关，倒是觉得手上现金的威力大增。
各方感受不同，也就有了媒体间的论战。
反对者并不止童大林和周市长，自觉轻松并觉得全国都轻松的高层不在少数。上至国务院，下至乡镇区县，不停的有人发表署名文章，抨击苏城和其他“危机论”者。
这些文章，或批驳、或宽慰，其中又以外经贸部的某领导的提法最有市场：“相信国家能够解决三角债问题”一度喧嚣直上云端。
就连秦筠私下里也觉得，三角债问题就算再严重，国家只要出面，就一定能处理好。
对此，苏城只能报以苦笑。任何政权，都有无法处理的经济问题。以中国现在的家底，要想处理三角债，就得由银行无限制的放贷，不仅再造通货膨胀，而且要承受更多的坏账和呆账。最糟糕的是，1990年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通缩的通道，等于说，要想和平解决三角债问题，就得承担重回1989年经济的恶果。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1989年近乎崩溃或者已经崩溃的经济，最终由全社会买单，而三角债问题再严重。也不过是由企业买单。
因此，和平解决三角债问题并非不可能，而是成本比爆发还要高。最终的结果，只会着眼于损失多少。
苏城觉得，提前两个月引发三角债的论战，也许能挽救一些有心人。至于泥足深陷者，就不是他所能影响的了。
3月刚过，天气乍暖还凉。
祁蒙等人风尘仆仆的回到了京城。连续走访了三个月之后，十数只调研组完成了摸底工作，集合在一个房间里，开始汇报工作，汇集结论。
这一汇集，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情况之严重，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每个人都调研一个省到两个省，分别到下面的区县地区，以及国营大厂深入调查，得出的报告也是本地区的。在信息没那么通畅的情况下，互相之间也不好通消息，因此，调研组即使得到了糟糕的结论，也会私下里安慰，我们调研的地区可能是最严重的。
如今，大家的报告都出笼了，简单的互相印证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我们调研的地方，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
或者说，每个地方的问题都是极严重的。
刚出差回来的人，本想报告一番就回去洗澡睡觉。可是把各地的数据一看，主任就发话了：“得，都别休息了，开会吧。”
连续两天，开了三场会。头天还是体改委的人，接着就包括了国务院和发改委，然后又增加了相关的部委。
信息很快报告到了上面，会议的规格也越开越高，时间越开越长，最后上了常委会。
这个时候，媒体间的讨论还在继续，参与的人数看似没有减少，但参与者的级别却降了一个层级。
先前还发表署名文章的外贸部、政策研究所、国务院的同志，再也没有出现过。即使是论点正确的人，也不再出言了。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论战已然尘埃落定，剩下的是如何处理实际情况了。这个时候，反对者不敢说话，赞成者也不想被卷入其中——若是被派遣治理三角债，说不定会好事变坏事。这可是火山口上的买卖。
中央的调子减弱了，并未立刻传导到地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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