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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后都在与时俱进。
明初，对百姓不错的老朱为避免权势仗势独占盐利，严禁食禄之家行商卖盐。
洪武二十七年，老朱下令，禁止公候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员的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
景泰五年，规定官员每人支给盐三千余斤，吏每人支盐五百余斤，以防官吏干预盐政。
此法制定后，盐务井然有序，国家获利较大。
后来，随着战事的进行，推出开中法。
开中法是指开边报中，即由官府公布条例，召商输粮食等物与边境地区，以盐作为报偿。
实行开中法的目的，最初主要是为了增强边境的军事储备，充实军饷，之后扩展到为救济水旱饥馑，囤积粮草。
每当边境军饷发生不足，或发生水旱灾害时，由户部出榜，召商输纳。
或令商运粮于指定地点，户部编制勘合和底簿，一式二份，一份交给发粮机关，一份发给各转运提举司。
商人纳粮后，由收粮机关将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填给仓钞，商人持此仓钞赴各转运提举司。
转运提举司比对相符后，按商人所纳粮数给引，派场支盐。
商人得盐后自行运售。
以粮食换盐引，利用商人运粮纳米，充实边储，这就是大明代食盐开中法的主要内容。
开中法实行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
由于开中法效果显著，不仅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输纳中盐。
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等。
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可自宪宗成化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日趋紊乱。
成化末年，权要门宦仗势以廉价买进淮、浙盐贩卖，谋取大利，导致官盐卖不出去。
弘治十五年，奸商通过外戚张鹤龄请求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另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听其贩卖，竟得到了同意。
于是，大明中期盐法败坏，关键在弘治皇帝心太软，偏宠权贵。
官宦借权力寻租，转卖批条，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万历后期，实行纲盐法，即由万历前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改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
纲盐法是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制度。
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盐法道袁世振建议，将各个商人所领盐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新引。
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无名的不得加入。
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并得世袭。
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
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
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权钱交易，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
权贵垄断盐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频繁，使引价日增。
天启元年，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
商人纷纷贩卖私盐，再加上令盐课改折，灶户改纳盐为纳银，征非所产，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
到了崇祯年间，就更不用说了。
简直败坏到了极点了。
而这，也是温首辅决定改革盐法的初心。
当然，他是在这段时间看到崇祯皇帝的霹雳手段后，才动了心思的。
否则，他根本生不起这个念头。
没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支持，他一个首辅能干什么？
尤其是在朝廷摇摇欲坠的情况下。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只要能弄到银子，怎么搞都合适！”
温奸相刚说完，崇祯皇帝眼前一亮，立马开口说道。
不过，对于温奸相的第二个问题，有谁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资金，崇祯皇帝并没有什么主意。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
而且，这个资金，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时下大明，朝廷的盐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
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扬州附近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其次为天津长芦盐场。
两淮盐田包括大大小小三十个盐厂，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产盐量负责供应整个江南并且出口蒙古等地。
天启年间，大明军费因建奴入侵而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加额外收入。
可江南盐商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
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
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也就是徽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
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
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
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做出重大让步。
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
于是，朝廷的这次妥协，终于形成了垄断，二十四家徽商垄断了两淮盐场的销售。
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
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商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
可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
因为，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所以，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
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
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
说得好复杂的感觉，其实，这在崇祯皇帝心中，这分明就是后世的总代理制度。
这二十四个代理商，垄断了两淮盐场，取得定价权，然后再找二级、三级分销商，层层分包下去。
只不过，这些徽商实力确实他娘的雄厚，每年承包两淮盐场的资本高达八千万两白银。
他们利润有多少崇祯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肯定少不了。
因为他们还要四处打点各级官员。
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
为的，就是能继续承包两淮盐场。
试问，投资如此之高，没有高利润谁愿意干？
这不是傻逼吗？
而朝廷呢，这八千万两白银，要供应两淮盐场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工资，和处于扬州的盐运司运转外，一年上缴户部得银不足一百万两。
这他娘的是什么比例？
完全是替人打工啊！
而且，还是替一些孙子打工，这怎么行！
PS:隆重推荐好友一本唐朝的小说《盛唐血刃》，已经两百万字了，赶快开宰！
，长久以后都在与时俱进。
明初，对百姓不错的老朱为避免权势仗势独占盐利，严禁食禄之家行商卖盐。
洪武二十七年，老朱下令，禁止公候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员的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
景泰五年，规定官员每人支给盐三千余斤，吏每人支盐五百余斤，以防官吏干预盐政。
此法制定后，盐务井然有序，国家获利较大。
后来，随着战事的进行，推出开中法。
开中法是指开边报中，即由官府公布条例，召商输粮食等物与边境地区，以盐作为报偿。
实行开中法的目的，最初主要是为了增强边境的军事储备，充实军饷，之后扩展到为救济水旱饥馑，囤积粮草。
每当边境军饷发生不足，或发生水旱灾害时，由户部出榜，召商输纳。
或令商运粮于指定地点，户部编制勘合和底簿，一式二份，一份交给发粮机关，一份发给各转运提举司。
商人纳粮后，由收粮机关将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填给仓钞，商人持此仓钞赴各转运提举司。
转运提举司比对相符后，按商人所纳粮数给引，派场支盐。
商人得盐后自行运售。
以粮食换盐引，利用商人运粮纳米，充实边储，这就是大明代食盐开中法的主要内容。
开中法实行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
由于开中法效果显著，不仅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输纳中盐。
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等。
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可自宪宗成化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日趋紊乱。
成化末年，权要门宦仗势以廉价买进淮、浙盐贩卖，谋取大利，导致官盐卖不出去。
弘治十五年，奸商通过外戚张鹤龄请求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另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听其贩卖，竟得到了同意。
于是，大明中期盐法败坏，关键在弘治皇帝心太软，偏宠权贵。
官宦借权力寻租，转卖批条，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万历后期，实行纲盐法，即由万历前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改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
纲盐法是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制度。
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盐法道袁世振建议，将各个商人所领盐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新引。
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无名的不得加入。
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并得世袭。
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
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
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权钱交易，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
权贵垄断盐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频繁，使引价日增。
天启元年，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
商人纷纷贩卖私盐，再加上令盐课改折，灶户改纳盐为纳银，征非所产，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
到了崇祯年间，就更不用说了。
简直败坏到了极点了。
而这，也是温首辅决定改革盐法的初心。
当然，他是在这段时间看到崇祯皇帝的霹雳手段后，才动了心思的。
否则，他根本生不起这个念头。
没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支持，他一个首辅能干什么？
尤其是在朝廷摇摇欲坠的情况下。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只要能弄到银子，怎么搞都合适！”
温奸相刚说完，崇祯皇帝眼前一亮，立马开口说道。
不过，对于温奸相的第二个问题，有谁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资金，崇祯皇帝并没有什么主意。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
而且，这个资金，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时下大明，朝廷的盐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
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扬州附近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其次为天津长芦盐场。
两淮盐田包括大大小小三十个盐厂，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产盐量负责供应整个江南并且出口蒙古等地。
天启年间，大明军费因建奴入侵而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加额外收入。
可江南盐商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
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
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也就是徽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
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
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
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做出重大让步。
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
于是，朝廷的这次妥协，终于形成了垄断，二十四家徽商垄断了两淮盐场的销售。
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
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商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
可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
因为，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所以，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
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
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
说得好复杂的感觉，其实，这在崇祯皇帝心中，这分明就是后世的总代理制度。
这二十四个代理商，垄断了两淮盐场，取得定价权，然后再找二级、三级分销商，层层分包下去。
只不过，这些徽商实力确实他娘的雄厚，每年承包两淮盐场的资本高达八千万两白银。
他们利润有多少崇祯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肯定少不了。
因为他们还要四处打点各级官员。
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
为的，就是能继续承包两淮盐场。
试问，投资如此之高，没有高利润谁愿意干？
这不是傻逼吗？
而朝廷呢，这八千万两白银，要供应两淮盐场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工资，和处于扬州的盐运司运转外，一年上缴户部得银不足一百万两。
这他娘的是什么比例？
完全是替人打工啊！
而且，还是替一些孙子打工，这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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