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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单价在咱们看来可能是有点贵，但是人家要是真的降价的话，那收回成本的周期可就加长了。我认为，人家说的是实话，要是学习成绩够好，能够找到好工作，谁愿意干这个？”
“人家总是明里暗里夸咱们学校好，那只是为了让我们多买他的衣服，你还真信了哈！”魏林冷笑道，接着继续问道：“你说，存不存在这种可能，他俩收了咱们的钱之后，今天晚上连夜就卷铺盖走了？”
“这才几个钱啊？”蒋文睿问道：“至于吗？”
“我就想问，到底存不存在这种可能？”魏林还在追问。
“好吧，你赢了，哥！”肖肃很无奈地答道。
“你们接着分析，我洗耳恭听！”陶宇说着，打开了电脑。
“咱们顺着这条思路往下想，”魏林接着说道：“凡是我们决定相信别人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把自己置于了一种有风险的境地，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我们只能选择相信对方，而我们的这种信任都给对方的欺骗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所以，如果他们要收的钱不是三千，而是三千万，我们真的还敢这么放心地把钱给他们吗？”
“那些商人们总是有一套极其复杂的游戏规则，看起来可能是浪费了时间，但却可能是保护各相关方的不得已选择，无法同时兼顾效率。”魏林突然打开了话匣子：“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在说自己会相信别人的时候，总是反过来千方百计地监视别人，这恐怕并不是口是心非和出尔反尔这么简单和笼统。”魏林想了想：“比如，当我说我会相信某个人时，其实是在那一刹那，假设了他会和我自己一样思维，因而在面对复杂的信息时会和自己得出一样的结论，并按照我的行为方式行事；但是，连几岁的孩童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所以，要想让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一样，那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偏好和侧重点，这是一个已经存在、无法改变并必须接受的事实；因而，我说过我会信任对方，却总是千方百计的监视对方，并不是因为我言而无信，而是因为我察觉到每个人的思维都不可能相同这样的事实。我说我信任对方，是因为我相信对方没有害我的本心，但是监视行为则是用我的思维方式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一次解析。”
陶宇很感慨：“大哥，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魏林来了精神：“我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比如我们总是认为那些社会上层必然贪得无厌，并且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事实把他们钉死在道德的耻辱柱上，骂他们利欲熏心，以获得一种优越感。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假设我们哪一天祖坟上冒青烟，成为了社会上层，每天都生活在一种自己无法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中，任何一次错误的决定都可能让我们一夕回到解放前，所以，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都不得不好好斟酌，尽可能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压缩别人对自己不利的可操作空间，信任给别人提供的可操作空间，给别人一种欺骗的自由，别人可以欺骗，也可以不欺骗，人性在这里常常经不起考验；因而，你应该就会发现，不管你怎么思考，利己才是最避险的选择，对于现金流表现得贪婪、苛刻才是你唯一的选项，和道德无关。只是这样一种选择，会被不在其位的局外人习惯性地误读为贪婪和自私。而对于社会上层人物而言，这种舆论的误伤似乎是他们不得不承受的一种压力，因为他们百口莫辩。”
“你说，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呢？”魏林问陶宇。
“额……”陶宇头也不回，对着电脑说：“我正在打*oss！”
“有那么些道理！”蒋文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有道理归有道理，咱们现在得把简历落实了啊！”肖肃问道：“老蒋，老魏，你的简历现在啥情况了？”
“我等着参考借鉴老蒋的呢！”魏林笑眯眯地答道。
“一个字儿没写，也不知道咋写！”蒋文睿很郁闷地答道：“因为我发现好像真的没什么可写的。”
“老蒋你不是每周末都去上辅修课，每个周末都是你最累的时候吗？”陶宇问道。
“学的这些东西更像是科普知识，好多老师在课上就直接这么明说。”蒋文睿答道：“跟主修这些课程的人比起来，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而且，机械和国际经济与贸易有什么结合点吗？整个就一四不像嘛！非常尴尬。我都不知道那会儿决定辅修的时候，自己脑子里面是咋想的了。”
服的单价在咱们看来可能是有点贵，但是人家要是真的降价的话，那收回成本的周期可就加长了。我认为，人家说的是实话，要是学习成绩够好，能够找到好工作，谁愿意干这个？”
“人家总是明里暗里夸咱们学校好，那只是为了让我们多买他的衣服，你还真信了哈！”魏林冷笑道，接着继续问道：“你说，存不存在这种可能，他俩收了咱们的钱之后，今天晚上连夜就卷铺盖走了？”
“这才几个钱啊？”蒋文睿问道：“至于吗？”
“我就想问，到底存不存在这种可能？”魏林还在追问。
“好吧，你赢了，哥！”肖肃很无奈地答道。
“你们接着分析，我洗耳恭听！”陶宇说着，打开了电脑。
“咱们顺着这条思路往下想，”魏林接着说道：“凡是我们决定相信别人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把自己置于了一种有风险的境地，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我们只能选择相信对方，而我们的这种信任都给对方的欺骗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所以，如果他们要收的钱不是三千，而是三千万，我们真的还敢这么放心地把钱给他们吗？”
“那些商人们总是有一套极其复杂的游戏规则，看起来可能是浪费了时间，但却可能是保护各相关方的不得已选择，无法同时兼顾效率。”魏林突然打开了话匣子：“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在说自己会相信别人的时候，总是反过来千方百计地监视别人，这恐怕并不是口是心非和出尔反尔这么简单和笼统。”魏林想了想：“比如，当我说我会相信某个人时，其实是在那一刹那，假设了他会和我自己一样思维，因而在面对复杂的信息时会和自己得出一样的结论，并按照我的行为方式行事；但是，连几岁的孩童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所以，要想让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一样，那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偏好和侧重点，这是一个已经存在、无法改变并必须接受的事实；因而，我说过我会信任对方，却总是千方百计的监视对方，并不是因为我言而无信，而是因为我察觉到每个人的思维都不可能相同这样的事实。我说我信任对方，是因为我相信对方没有害我的本心，但是监视行为则是用我的思维方式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一次解析。”
陶宇很感慨：“大哥，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魏林来了精神：“我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比如我们总是认为那些社会上层必然贪得无厌，并且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事实把他们钉死在道德的耻辱柱上，骂他们利欲熏心，以获得一种优越感。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假设我们哪一天祖坟上冒青烟，成为了社会上层，每天都生活在一种自己无法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中，任何一次错误的决定都可能让我们一夕回到解放前，所以，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都不得不好好斟酌，尽可能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压缩别人对自己不利的可操作空间，信任给别人提供的可操作空间，给别人一种欺骗的自由，别人可以欺骗，也可以不欺骗，人性在这里常常经不起考验；因而，你应该就会发现，不管你怎么思考，利己才是最避险的选择，对于现金流表现得贪婪、苛刻才是你唯一的选项，和道德无关。只是这样一种选择，会被不在其位的局外人习惯性地误读为贪婪和自私。而对于社会上层人物而言，这种舆论的误伤似乎是他们不得不承受的一种压力，因为他们百口莫辩。”
“你说，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呢？”魏林问陶宇。
“额……”陶宇头也不回，对着电脑说：“我正在打*oss！”
“有那么些道理！”蒋文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有道理归有道理，咱们现在得把简历落实了啊！”肖肃问道：“老蒋，老魏，你的简历现在啥情况了？”
“我等着参考借鉴老蒋的呢！”魏林笑眯眯地答道。
“一个字儿没写，也不知道咋写！”蒋文睿很郁闷地答道：“因为我发现好像真的没什么可写的。”
“老蒋你不是每周末都去上辅修课，每个周末都是你最累的时候吗？”陶宇问道。
“学的这些东西更像是科普知识，好多老师在课上就直接这么明说。”蒋文睿答道：“跟主修这些课程的人比起来，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而且，机械和国际经济与贸易有什么结合点吗？整个就一四不像嘛！非常尴尬。我都不知道那会儿决定辅修的时候，自己脑子里面是咋想的了。”